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似乎特别钟爱宜昌这遍土地，不仅用三峡之壮呵护这里的儿女，还伸出两条健美的臂膀，挽来武陵山脉和荆山山脉的神奇和富足。这两条臂膀，一条是清江，它将武陵土家的万种风情传承于今。一条是沮漳河，它将荆楚文明延绵了数千年。一部《三国演义》，更使这里的声名远播四海，赵子龙血战长坂坡，张飞吼断坝陵桥，靡夫人香销娘娘井，关云长引恨古麦城……英雄美人，忠臣义士，一时间在这块土地上轰轰烈烈地演出了惊天动地的史剧，留下了常说常新的千古话题。但是沮漳河，长江母亲曾经丰腴的玉臂，却无力无助、气若游丝，倔犟地等待着新时代的新辉煌。
荆楚大地上，沮水汉水和是长江的两条支流，漳水和沮水在河溶汇合后才谓“沮漳河”。从地图上看，沮漳流域被包括在江汉流域之中，因此仅称“江、汉”就可以包举“沮、漳”。楚昭王讲到“楚之望”的时候要特意在“江、汉”之下点出了“沮、漳”二水。
这支《左传》中“唯漳与沮，楚实尽之”和“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的河流，曾汇三楚名胜之精华，挹江汉沮漳之灵气的两河流域昔日的辉煌，在中部崛起的今天，已名存实亡！“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在感概昔日楚国的强盛，是源于奔涌出荆山的溶溶沮漳河水的同时，在今天沮漳流域看到的，仅存建安七子王粲《登楼赋》中的昭丘—昭王古陵（赑屃座和“昭王古陵”石碑已佚失）土丘，还在“华实蔽野，黍稷盈畴”的大地中依稀尚存。
那么，王粲登于斯咏于斯之地，今于何处？而赋中的昭丘所眠何人？先让我们从其赋中“北弥陶牧，西接昭丘”的昭丘故事说起。昭丘，《史记·楚世家》记：周代，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亲率兵救陈，驻于陈父，病。恰好在这时候，天上有一片火鸟般的红云，夹着太阳飞行。周太史说，这天象于楚天不利，主有凶灾，但可通过祈祷，将灾凶移于其他将帅之身。楚将闻后齐向昭王请求，都愿以已躯代王受灾。昭王说，你们均为我手足，我怎么可以将灾难转移到你们身上呢？又有巫师和大夫请求向河神祷告，以禳除灾患，昭王也不同意。他说：自我楚国的先王受封以来，一向只祭长江和汉水，纵有灾难我也不能越礼逾份去祭黄河。此事件被时留陈国的孔子知道了，赞叹道：楚昭王真是一位通明大道的贤明君王啊！他宁遭厄难而不失民族气节。纵观历史，楚君王那么多，唯“昭王古陵”历尽千秋依然。这昭丘，就在今宜昌治内的当阳市河溶镇南六七里地的观基台子村，历史地名曾为“观沮台”或“关雎台”，这个在沮漳平原突兀的台子，实际就是楚昭王墓的封土包，亦即“昭王古陵”，俗称“昭丘”。
再又从“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的长洲道来。清漳，清澈之漳水；曲沮，曲曲弯弯之沮河；长洲，沮漳二河从古荆山而下，并行奔腾，时近时远，在当阳慈化境内的张家大堤几于会合，忽又分道扬镳，张行三十余华里，终在河溶境内的两河口汇成一股后谓之“沮漳河”，这三十华里的“夹洲”，即赵罗洲，亦即《登楼赋》所描绘的“长洲”。堪舆家说：“九子山把当阳守，九子赶九牛，赶到葫芦兜”。这一地理实体，恰如九个淘气的放牛娃，嘻戏追赶着这个葫芦。 “葫芦”即“福禄”，“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这葫芦前的古长堤，即张家大堤，被叫做“金线”，而“金线”连接“葫芦”这一自然地貌，则被叫做“金线钓（栓、锁）葫芦”，福禄永定，福位在河溶。依偎着河溶古镇的葫芦兜里外壤土，堪称宝地。葫芦形状的夹洲两边，沮西平原俗称为“西河那边”，而漳水以东至荆门又俗称之“东边”。这里的百姓还把“西河”的松软地叫做“河田”，而把东边的粘土坡叫做“水田”。《登楼赋》中“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华实弊野、黍稷盈畴”正是对这块宝地的生动描摹。
就在这长洲在水一方的东岸，悄然傍着漳河之隈的，便是古镇河溶。我今天无意粉饰她的容颜，因为她风韵已去；更无意拈来昨日黄花，抚琴而悲往昔。我只有将我所闻所见所知作一笔记，让今人和后人记住，河溶，曾可乌镇、宏村嫓美的古镇，失落在二十世纪的中叶！
河溶在汉代还称之乌扶邑，《水经注》载：“漳水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 据《当阳县志》：“乌扶邑”，即太阳初升的城池，取于“金乌栖扶桑”。应为早楚周天子封侯采邑之地。河溶古称驴城，当楚昭王筑麦城时，因河溶就与麦城隔洲相望，南北朝盛宏之《荆州记》中“东有驴城、西有磨城”。其城河上的上板桥、下板桥、伍公桥，均为春秋末伍子胥所建。《杜注》漳水边，《疏》漳水至当阳县入沮，漳水至当阳县东南五十里与沮水会，名合溶渡。后为河溶渡，再后来就有了河溶街市了。曾有河溶和沙市都是荆山的水流出来的、是荆山的驴马驮出来的老话。千百年来，清高的文人们在凭吊古麦城，吟诵王粲《登楼赋》遗篇时，也会将这闹市也蘸上一笔，明万历年间，公安才子袁宏道在一篇游记中记为溶市。溶，其词义是指水态的丰茂，河溶又为河水溶溶之义。
河溶水深码头好，上吞沮漳流域木材燃煤山货粮油棉麻丝茶，下纳汉湘申渝布匹食盐百货洋油，东边（现荆门市）赶场必来河溶，河街帆樯林立，有小汉口之称，“溶丝”更是闻名中外。河溶长街长巷全由三条青石铺就，街边建筑均是风火墙高阶沿的进深数重的带楼天井老屋，商铺一个挨一个，没有冷热场。小镇外由两道城河环绕，城河外是莫家湖大堤、贺家垸子堤和狮子堤连环相围。城河的两头与漳水相连，上有铁龙桥、下有下半桥，均为石拱桥。过了关庙口，离下半桥不远的天符庙和过街楼处，便是河溶的歌舞繁华之地。天符庙虽较低矮，却构造精巧，金碧辉煌，各地时有来绘其图样拟仿建者。天符楼与罗家大戏园子之间，是过街楼，它又名玉皇阁，它犹如城门的楼阁，横跨在河溶镇的主街上，那是可以和中国许多古楼嫓美的一座建筑，由四根石柱支起，重檐飞角雕梁画栋，四面戏台八面威风。四方都有楹联匾额。有一幅写的是：“建百尺楼以游娱原属逢场作戏，凛千秋鉴于歌舞允堪劝此为良”，还有一幅写的是：“不大一块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些微几个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又有一幅写的是：“几回演出前朝戏，都是提醒后来人”。匾额东为“图书献瑞”，西为“德化无私”，南为“翰墨扬芬”，北为“大明有象”（清顺治年间将“大明”改为“文明”，辛亥后还原“大明”）。逢年过节，楼上唱戏，楼下可过车马人流。
相传刘备当年筑就麦城城墙，请来诸葛亮，诸葛亮却忧心忡忡地对刘备说了句“二龙穿城过，何用”？有人说河溶的名字就是“何用”之谐音。一语成箴，治水成就了河溶人百代为之苦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
但凡出门到了外地，遇见老乡会感到十分亲，也都会寒暄近乎，而河溶人除了那句“都是一把锹撮出来滴”外，还会特意加上一句“都是水里泡大滴”。个中滋味，只有河溶人自己知道。我幼时在故乡，夏日里，只要北边的天空一乌起来，我们就会学大人一样，将手插进河水，忽觉冰凉，就会惊呼“荆山里又起了蛟”，晓得“山水要来哒”。少时，我和住在一个四合院的大宝子和小宝子一起去河边看涨水，我们见到汹涌的洪水，都激动不已，一起跳将起来大声喊道“我埃滴妈，好大滴水呀！”话音未落，跟在后头的宝子他爹就是一人“一刮暴”：“水都平岸哒你们还叻（乐）！”我们那时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河溶历朝历代都是在与水奋斗。沮漳河涨水有涨“山水”和涨“南水”之说。上游荆山来水称“涨山水”，下游长江倒灌称“涨南水”，河溶之水又往往是南北夹击。因治水防洪之重，晚清河溶镇设巡检司官衙，官爷是正七品，因专司督办筑固“官堤、民垸”，百姓称之“堤官”，官阶与知县平，相当今正县级。
河溶古镇古街，其建筑形制体现出的历史人文信息，表达出的治水理念，使得古镇历经几千年来屡遭上下游洪水冲击而不灭，这一特色，是先贤们留给后人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为避洪灾，古镇的街巷民居，实际上都是建在夯土的堤上。例如，河溶著名的“罗家大堰”，就是罗姓（豫章罗）家族等族姓在紫云街修筑万寿宫（原服装社）和族姓大宅时，因夯筑高台取土而留下的水体景观。从街上到民宅，都要上石级三、五、七、九踏步。而街心的地底实际都是排水的暗渠，上面盖有条石。三条石为街心，石板街的两肩至街沿下的阴沟边，用青砖叠加楞起拼成，过水后图形清晰古朴，使街道显得十分的干净。暗渠上街连通铁龙桥（上世纪80年代在此填埋城河曾挖出“重修乾隆桥记”碑刻）排至内城河；中间（gān河溶读古音“甘”）街连通水巷子；下街连通下板桥。而民宅的天井龙湾和街两边屋檐滴水阴沟，都与街心暗渠相联，大雨或涨水后退水，都十分迅速，从无内积水现象。过街楼的地底下排水龙弯暗渠直通城河，在下半桥城河的一侧为出水口，出水口是石雕的龙头，每逢下雨或涨水后退水，水于龙口喷出，将古镇点缀得如画如诗，这便是人称的“过桥不见桥”的胜迹。
古代城邑拥有的九宫十八庙，河溶几都拥有。而河溶是四阁八庙十二宫。如关庙、观音阁、观音寺、天后宫、紫云宫、天府庙、祖师殿、禹王宫、福音堂、文昌宫、万寿宫、杨泗庙、鄂城书院、山陕会馆等等。还有三步二口井，一步二通碑等胜迹。最鼎盛时除了过街楼那个戏台，还另有天符庙广场戏台，川主宫二道院戏台，天后宫大天井戏台，万寿宫山门前戏台。晚清成立之怡情俱乐部，夏秋在天符庙戏楼、冬春则在过街楼戏楼演出。剧目有《兴汉图》、《三娘教子》、《哭灵牌》、《狮子楼》、《宝莲灯》等等。虽说是业余班子，比起沙市专业剧团毫不逊色。
河溶的鼎盛是清末民初。由于它是沮漳河流域最大的货物集散地，铁匠铺、木行、船厂、染（绢）坊、杂粮行、山货行、粗陶器皿、银馆、锡行、糟行、中药铺、米行、秦行、发糕铺、斋铺、酱园、丝行、稻草行、鞭引行、楠杉寿木、煤柴行、广货铺、典当行、茶馆、丝弦班、鸦片土膏栈、牛羊屠户、牛杂鲜锅、滚汤鲜椒、煤油洋行、木屐坊、客栈、纸货铺、印刷铺、浇腊烛坊、缫丝、灯笼铺、猪行、牛马行、熬盐作坊、酒楼茶馆等街无余隔；仅骡马行就有数十家之多，船业社行更有木船数千，沿河岸桅杆如林、入夜灯如繁星。在河溶落籍的商户，大都是秦晋川闽赣湘申汉之家。如武昌咸宁人经杂货业，其会馆为鄂城书院；汉阳人经营匹头洋货，其会馆为晴川会馆；湖南船商经营竹、木、陶器、铁碇，其会馆为杨泗庙；江西人经营银楼金店，其会馆为万寿宫；福建人经营丝烟等，其会馆为天后宫；四川人经营盐糖鸦片，其会馆为川主宫；山西、陕西人经营估衣典当业，虽无会馆，但颇具资本。从清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889－1931），河溶万元（银元）以上50万元以下资本的大商号已达35家。熊吉夫丝庄“豫泰恒”居首、其次是“顺泰豫”、“叶兴茂”、“罗宝记”、“罗大升”、‘“聂广成”、“周益盛”、“聚丰”、“周和”、“宝丰协”等。
故乡先贤、当阳近代名儒赵春珊回忆录中写道：“河溶的繁盛与奢华，几可与沙市争胜。名楼豪宅之多，叹为观止。街面店铺多为金字招牌。酒席用上海味，与沙市攀比。戏楼达二十几家之多，终年笙歌不断、全国各地方言与风俗，均可觅迹。娼妓业异常火爆。岁终腊月下旬，街上行人拥挤难行，除夕所耗鞭炮残纸，街面几可盈寸”。“在近代，上海和汉口是一等邮局，河溶与沙市一样，均属二等邮局，而当阳县城才三等”。据沙市海关资料记载，民国二年，由河溶港直抵沙市的木船就达2030只之多。据《当阳县志》载，民国二十六年，河溶港输出口物资有蚕丝6000担运销上海、苏杭、漳州；稻麦3000担、香油500担运销沙市、武汉、上海；鸡蛋一万担运销武汉、九江；煤4万担运销沙市、武汉、大冶、岳阳等地。
【作者介绍】：罗洪波，现为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