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勇

尹全生，曾用笔名风神、海啸，男，1955年生于河南内乡；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杂志副主编，襄樊市作协副主席；名列“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

迄今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小说近千篇，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等及各权威小小说选刊、选本广泛选载。著有。著有《当代微型小说精品方阵天路里程》、《中国小小说点藏品七夕放河灯》、《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狼性》等7部小小说专集；在全国各类文学大赛中获奖40余次，其中4次获得“全国优秀小小说奖”。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反映硬汉形象的作家屈指可数，尹全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的此类作品极力展现人的尊严，生命的原色和人性的光辉，如《海葬》等。

《海葬》艺术特色有三：

一、作者擅长在绝境中展开矛盾、刻画人物，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峰回路转中，凸现作品的灵魂，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小说一开始，便把阿根推向绝境，鸽子爷三兄弟欲将阿根推下海喂鱼：“这次出海原本就不是打渔，而是一个阴谋”，阿根和鸽子坐在船头，“互相用眼睛传递着惶惑”，他们虽然不知这是一个阴谋，但已经感觉到了凶多吉少。小说结尾，船上5个人又面临绝境：船开始下沉，海水已齐三兄弟胸前，危难之时。阿根抓住仅有的两个救生圈，分别给鸽子和鸽子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生与死的紧要关头。阿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鸽子父女，自己则选择了死亡。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托付终身吗？所以，鸽子爷改变了对阿根的看法，是明智之举。

二、在出其不意的突变下，竭力展现人性的光辉。

小说开头，读者也许会对鸽子爷三兄弟合伙谋害阿根，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但是，随着情节的不断展开，尤其是生死关头阿根的义举，改变了鸽子爷对阿根的看法。鸽子爷三兄弟最终成全了阿根与鸽子，自身却沉入海底，实现了人性的升华。我们看到，一方面，鸽子爷三兄弟“海葬”了，人性中丑的一面随“海葬”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之外；另一方面，脱胎换骨的鸽子爷三兄弟又以崭新的一面随“海葬”又浮现出水面，永远展现在我们面前，永远定格于我们的脑海之中。

三、小说着力抒写人性之美，展示的不是阴谋，不是惋惜，而是阳刚。

《海葬》刻画了阿根、鸽子爷三兄弟的硬汉形象，这应当是作者对于微型小说的一大贡献。当下，微型小说反映风花雪夜、儿女情长的占了许多篇幅，而描写硬汉形象的似乎很少，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些意志薄弱的读者，胭脂味浓的小说看多了，会不会像《红楼梦》中贾宝玉一样，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因此，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多读尹全生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过去大量的评论中对尹全生作品中的硬汉形象往往作狭义理解，认为他作品中的硬汉仅仅指男子汉。

在我看来，尹全生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既包括男子汉，又包括女中强人。一言以蔽之，对他作品中的硬汉形象应作广义的理解。

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有一句话已经成为经典：“短篇小说写场景、中篇小说写故事。长篇小说写命运。”

读罢尹全生《命运》，我们发现，微型小说同长篇小说一样，同样也可以写人物的命运。《命运》系列共4篇微型小说，七八千字的篇幅，写出了女主人公黄翠花不同凡响的一生，写出了她敢于同命运抗争，决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一位女硬汉形象。《命运》注重表现女主人公的精神境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视角，展示了人性的苍凉与苦闷。翠花与狗剩，40年前同时考取大学，两家大人有意让一对才子佳人结伴而行。没想到，旅馆里男男女女睡通铺，这件日常生活小事，却极大地刺激了单纯善良的翠花。最终，翠花选择了逃亡，这成了她和狗剩人生的分水岭。小说最后，狗剩成了高级干部一一副省长，翠花则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生命已奄奄一息。所以，作为副省长的狗剩，在翠花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仅三个字：“命运哪……”

作家在表达人在冷峻现实中的生存尴尬境遇时，仍不忘记树立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坚忍。我认为，这是作家高人一筹之处。

翠花是女中强人，她口吐白沫翻白眼后，从来没有吃过药住过院！一般情况下，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遇到原则问题，她绝不含糊，更不让步。那年，她大姑娘高中毕业要报考大学。根柱说：“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钱上大学？”这时的翠花横下一条心，抓起一把剪刀，披头散发的扑到丈夫跟前：“你要是不同意，我这就跟你拚了!”尽管这一次翠花又遭毒打，大姑娘却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后来，大姑娘非常有出息，已经是博士后了。难怪翠花的遗容安详而满足，甚至还带有几分自豪。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是杨晓敏的精辟之论，早已被小小说文坛所认可。尹全生紧随此道，他从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从人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出发，致力于表现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情感，表达他对社会与人生多方位的哲学思考，挖掘经过时间沉淀与过滤后的生活品质。

检点这些年的微型小说，硬汉形象并不多，因此，尹全生走塑造硬汉这条路子，显得难能可贵。

风格既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同时，风格又是作家进行自由创作的锁链。尹全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故他近期创作的作品，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多样性。《命运》主人公黄翠花是女性，而且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女性。这充分表明作家更加关注民生，同时，也是作家用实际行动诠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具体表现。

我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要求作品的语言“平民化”，“下里巴人”看得懂。那种欧化语言、那种不用标点的句子、那种味同嚼蜡的语言，尽管写的是平民生活，读者也会敬而远之。

王蒙说过：“读小说象和别人聊天，可以排遣孤独，排遣寂寞。”阅读《命运》，作家仿佛端坐那里，一边品茗，一边娓娓道来，向读者讲述着一个既老又新的故事。读者时而屏声叹气、时而轰然大笑；时而沉默附和、时而欢呼雀跃。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樊星，在《“新生代”文学的另一面》一文中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将时代的缺憾记录下来，将生活的悲剧记录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呼唤；文学，不应该忘记那些值得同情、需要关注的弱者。”

在当下，关注现实生活中处于基层的普通人生活命运及心理情绪的作品，较前些年减少了，尤其是真实描绘中国农民生存境况、心理需求的作品更少的情况下，《命运》摆脱既定模式的束缚，另选出路，喜获成功，显示了作家超人的洞察力与胆略，给读者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心灵的激荡和振奋。

（选自陈勇文学评论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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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江河那样奔流

——中国大陆尹全生访谈录

陈　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最后一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语：“人可以被推毁，但不能被打倒。”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否也可以概括你小说中硬汉形象的本质特征？

尹全生（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副主编，以下简称尹）：俗话说是“人活一口气”。人的肉体十分脆弱（“脆弱的芦苇”就是世人认同的说法），但有精神支撑的生命则是强大的。我作品中的那些“硬汉”，多是为“一口气”活着的，被某种精神支撑着的人。由此说来，用海明威的话来概括我小说中的硬汉形象还是恰当的。

陈：在你笔下，硬汉形象主要指的是男子汉，但也有例外，《命运》中的黄翠花就是女性中的硬汉形象。这一点，过去评论并未提及。硬汉情结是不是你的一种文学追求？硬汉情结产生的原因何在？

尹：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任何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本人的修养、个性、情感、生活体验的外露。因此，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塑造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说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而是个性、情绪、修养、体验等通过文字自然流露出来的。河流千折百回奔向大海，并不是河流的“追求”决定的，而是“水向低处流”的本性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和河流同样没有理性，是由本性、情感支配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不论在小小说界还是其他文学圈子都是存在的。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晋升，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挣钱，有人则要通过“强说愁”来获取虚名，还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使上司欢颜，那么，这样的作家就近似于商贾、娼妓、太监了。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个商贾、娼妓、太监是“硬汉”的。

陈：冯骥才说过，“凡是真正的作家，都有一辈子的敌人，如丑恶、虚伪、庸俗、懦弱等等”。契诃夫就选择庸俗作为他的敌人。你的敌人是什么？

尹：作家应当是有良知、良心，有济世之心的人，他不能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放弃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一切与自然规律相悖而使生命陷入困境，使生灵陷入精神煎熬的形态和观念；一切返祖为兽，靠他人的血汗饲养的动物，都应当是我的敌人。

江河的奔流不可避免地要冲刷、冲击阻碍它的顽石或淤积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些冲刷、冲击过程中掀起的浪花。

陈：各种艺术门类，都需要丰富的生活滋养，作家非常需要具备海绵般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是作家头脑里应当有块“海绵”。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吸引民间文学养分的？

尹：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台高性能的电子讯号接收装置；接收到讯号后，转换成音频或视频信号，通过复杂的处理后再播放、传输，成为人们视觉可接收的画面，也就是作品了。

“接收装置”的接收频率往往是不一样的，我接收的频率，民间的成分比较多，对洋“频率”不太敏感。毕竟自己是中国人，毕竟写作的东西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因此就偏爱民间文学，特别是故事。其实，中国的经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大都是由说书人当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因此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的。小小说是叙事文学，我认为不应当缺少故事这个要素。特别是中国的小小说，面对的主要是中国的读者；中国读者有自己非西方的阅读审美习惯，无故事情节的小小说大众肯定不喜欢。或者说就不该往“小小说”中挤。小小说既然是小说，它就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如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性等。

“我的根在哪里”？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应当扪心自问的。我的小小说较注重故事性，大多都有一个较完整且尽可能曲折跌宕的故事，构建一个特殊环境，在此环境中表现人物和思想。使小小说具有故事的可讲述性、可读性，是我的追求之一。

陈：蒋子龙说：“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的写作是否在路上、在行动中？

尹：作家是人，家对于人还是需要的。尽管我也认同作家的灵魂、精神应当“在路上，在行动中”，但现实生活中的“家”还是需要的。古往今来的大家，似乎大多是有家的。一个作家的精神处于什么层面，绝不是有他所处的生活层面和环境所决定的；只要有思想，是不可能被世俗的家庭禁锢的；没有思想，终生与流浪汉为伍也照样是流浪汉。

（选自陈勇文学评论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