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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心灵的底层写作——中国大陆赵明宇访谈录
2019-03-21 16:23:24   来源:今日湖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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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元城是你家乡的真实地名,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你的写作有何意义?

  

  赵明宇(以下简称赵):首先向陈勇老师说一声谢谢。谢谢您给我一次心灵倾诉的机会。

  

  我的家乡大名县原来是大名和元城两个县,在一个县城办公,历史上分分合合,民国后期,元城县并入大名县。在大名民间,一些老人还习惯上说自己是元城人。元城县地处华北平原,临近卫运河,从唐朝以来,一直是郡、州、府、道、路的治所,北宋时期是陪都,称北京。明清时期做过三省总督驻地、直隶省第一省会,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直到漕运衰退才沦为僻乡。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叫沙圪塔的村子里长大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当我懵懵懂懂写了一些文字之后,把小说中的地名冠以“元城”为地域符号,借此来展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目前,在河北南部还没有一个作家以固定的地名创作,我这样做也算是对地方文化的推进和展示吧。尤其后来写了一批传奇小小说,写民间百业,写各色人等,如《元城赌王》、《元城蛇妇》、《元城锁王》、《旋匠》以及梨园系列,都是以元城为依托的。

  

  陈:你的小说用了较多篇幅描写农村妇女,并且大多为悲剧人物。什么原因,使你格外关注农村女性?她们在你笔下为何大多为悲剧形象?是因为她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还是其它原因?

  

  赵: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耳闻目睹了家乡人在烈日下劳作、在泥泥水水中摸爬滚打。农民生在土炕上,死在土炕上,有的一辈子走不出村庄,有的因为看病才去了一次县城。在这个弱势群体中,妇女尤为典型。她们自小依从媒妁之言,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生儿育女,伺候一家人的起居。她们白天和男人一起去田里劳动,回家还要喂猪喂羊。男人累了可以抽颗烟,女人休息一下要遭男人呵斥。农闲时,男人聊天打牌,女人还要缝缝补补,围着锅台转。一想起农村,我首先会想起灶间的母亲揉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眼睛,想起邻居二婶含着泪把家里仅有的几袋子小麦交给村干部。这一切,对我影响至深,有着极大的震撼。

  

  写作者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写起。当我拿起笔,梳理着记忆,要为小人物立传,写家乡的女性。农村的女性更能唤起乡村的记忆,所以我在写作之初,把目光定格在农村的女性身上,展示她们的生存际遇。她们没有经国大计,蚁虫一样,以自己的勤劳和倔强在生活中挣扎,在道德的恪守和背叛中拔河。我的小小说《回乡》、《兰香》、《红夹袄》、《锈剪刀》、《做主》等,都是我身边的故事,其中的生活原型就是我的姑嫂姊妹,我的婶子大娘。

  

  谈到悲剧,我想她们生活的本身就是悲剧。我常常拿她们和白领丽人相比较,感觉她们身上的人性光环毫不逊色于白领丽人。后来我到市里的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为了生计,写报告文学,接触了一些成功女性,这种对比的欲望更加强烈。虽然随着社会变革,农村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打不破传统的藩篱。悲剧也是一种美,我写她们,一是纪录她们的生存现状,二是从艺术上揭示一种觉醒和美德。

  

  陈: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农村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寻求新突破、新定位、新身份的农村。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心路历程,会在这样的寻求中苦苦挣扎与搏击。作为农民的儿子,你今后是否会更进一部关注与书写“三农”?

  

  赵:我到城市上班十年了,总是融不到五彩缤纷的都市。闪烁的霓虹冲不淡我的乡土情结,林立的高楼对我没有丝毫的诱惑,反倒使我滋生对乡村的依恋。好在我的家仍然在乡村,一到周末就仓皇逃离。回到村中,才有家的感觉,那种感觉恬淡而温暖。农村变化很大,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渐打破,乡下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里人靠拢。这当然是好的,而让我恐慌的是淳朴的民风也被圆滑熏染,自然和谐受到私欲的侵蚀。农村人的价值观一夜突变。计划生育、殡葬改革、乡村暴力、有限的土地被占有,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富裕起来了,在生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为了巩固在一个村庄的地位,邻居乃至同姓之间相互通婚,飞速发展的经济大潮催生着新的危机。我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心灵律动,挖掘细微的变化,捕捉泥土气息。《三亩地》写的就是这种观念的突变,《巧巧的辫子》写的就是对传统的守望。

  

  也是这是一种守旧思想。但是对我来说,坚守就是一种造化。目前的小小说,有的致力于讲述精彩的故事,我依然着力写人物,写市井百态,逐渐实现由悲剧写作向温情写作过度。写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小人物。我感觉我小说中的《老三》、《安若素》,写的就是我自己。

  

  陈:“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同父辈们进城,并在城市中长大,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均与父辈不同,加之读书、就业等受到歧视,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皆堪忧。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是否打算用笔为他们鼓与呼?

  

  赵:我写农民工系列小小说,不是我的悲悯情怀,而是我本身就是农民工。我先后在建筑队、工厂打工,做过煤矿装卸工,在石料厂砸过石头,在乡政府上过班,做过村干部,后来到市政府大院,做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创作离不开生活,这些经历成了我素材的仓库。民工兄弟的一颦一笑都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写的大多是他们的倔强和自尊。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又不被城市人所接纳,依然在鄙夷的目光中挥汗如雨。行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我想一座文明的城市,应该建有农民工纪念碑。在我写作之初,就写了《小小心愿》、《做保安的二涛》、《闺女要回家》、《腊梅》等数十篇打工题材的小小说。

  

  农民工二代生长在城市里,租住的是民房,靠父母打拼挣钱,再托关系上学。能买车买房,成为城市一员的是极少数。身在异乡,不被认可,极大的贫富反差埋下了心理上的阴影。而回到家乡,一切都是陌生的,连土地也没有。如果考不上学,只能像父母那样捡破烂、做小贩。这个群体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重要的一环,以后,我还要深入去写这个特殊的群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素材,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介绍】:陈勇,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六届金麻雀提名奖获得者,监利县作家协会执行主席。 


(编辑:陈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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