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最近，我读到您的《论小小说》一书。这本书对小小说文体的基本概念、当代小小说的文体流变、小小说创作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都作了梳理。我觉得您十分强调小小说的文学品质和艺术创造相统一，对小小说创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关于小小说创作的未来发展，《论小小说》里有《小小说的跨世纪展望》的篇章，对这一问题，您是否还有更多的想法？
冯辉（文学评论家，百花园杂志社编审、《百花园》执行主编、郑州小小说学会会长，以下简称冯）：《跨世纪展望》那篇文章是10前发表的，跨入新世纪已经10年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意义重大。我想从宏观一点的角度谈点感受。首先是确立好作家无愧于21世纪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立足点只能是现实，而不是跟风、拜物和虚无主义，一个作家的出发点只能是社会期待。这是基础。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重。一方面要重拾一些价值，坚持一些信念。这与传统有关。不能说时间已经进入新世纪，所有一切都过时了，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这不可能。恰恰相反，此前文学中的很多价值（如真善美），文学的基本品质、基本特性、文学对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生活的关注是要永远坚守的。当下文学中的苍白失血，浅薄化、粗鄙化表现正是作家们丢失了文学固有的价值观和基本品质造成的。很多经典作家的逝去并不意味着他们精神使命和艺术创造使命的完成。比如，我们可以说鲁迅、巴金、曹禺的使命已经终结了吗？他们的书人们还在读，他们的戏人们还在演，从某个角度上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无法超越他们，还差得远，我们应当惭愧与反思。厌旧趋新是人的本能之一，但人们在急于趋新的奔跑中会轻忽、丢失很多本不该轻忽、丢掉的东西。我们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但有些人会轻忽掉连西方社会的人们今天还在捍卫的那些普世价值。很多人抱怨是互联网的普及导致了文学传播的惨淡，但没有想到人民群众对作家的失望、文学创作远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感受才是问题的本质。很多作家只会追风，不再会反省和深思。另一个方面，在这个飞速变化、信息爆炸的新世纪中，作家需要善于发现新问题、解放艺术想象力。在今天，由于资讯传播的发达，各类群体、各种情形下人们的观念、行为可以即时地公诸于世，当下出现的很多现象远远超出了作家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很多情况下（科学技术发明除外），最富于想象力的人并非作家艺术家。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作家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作家艺术家们对现实的隔膜、迟钝、僵滞已经明显不合时宜。比如说，今年被广泛宣传的高级干部杨善洲同志的所作所为就超出作家们的想象；忠于神圣职责的王瑛在殉职后人们才知道她因病而债台高筑；你也很难想象，一个副市长帮商人一次可获近亿元贿赂，而案发后长达7年难以对其审判；数位部级高官竟会共享情妇；最近，出现了有互联网以来中国第一个“自首举报微博直播”！这些都是远超人们的想象力的新世纪的传奇故事。当然，作家的任务并非是直接地写这些新闻事件，而是应当从这些现象里找出这些现象与文学创造间的内在联系。人类一直认为作家是最富于想象力的，那么这个神话在今天就大可怀疑。小小说作家的一个优势是敏锐和迅捷，而对21世纪里涌现出的新现象，我们不是有很多功课需要料理吗？
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上，高度赞扬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说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业，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中国作协荣誉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张炯在惠州“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挂牌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小小说文体经过30年的成长已日渐成熟，由民间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范畴，已形成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今年3月中国作协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中，把小小说纳入评奖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小小说文体将会和她的兄长们（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别样文学体裁一样，竞相生存在同等条件下的氛围里。”小小说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对百花园杂志社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您与您的同事们，如何将小小说做大做强，实现小小说新的质的飞跃？
冯：今年，中国作协将小小说明确地纳入评奖，表明了一种国家认同，因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实际上中国作协对小小说很早就十分重视，早在上世纪50年代，茅盾、老舍等都号召过发展小小说文体。至于现在的评奖获奖情况，我觉得可以乐观、理性地看待。乐观地看，小小说作家们应当保持自信。第一，很多经典作家正是当代小小说创作的开拓者，这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如王蒙、冯骥才、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等。谁能低估小小说在审美价值上、文学性上和艺术境界上的品位呢？这还且不论读者群体的庞大。第二，已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中有很多人从事过或正在从事小小说的创作。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觉得能够较好地把握小小说创作的特性是这些作家叙事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对此也应当理性地对待。“鲁奖”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它是对少数而不是全部优秀小说创作的褒奖，它是一种锦上添花，它从性质上表明并非优秀的作品都可以榜上有名。因而未获奖的作品并非都是因为质量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应当看到，“鲁奖”的要求与我们所倡导的小小说思想艺术质量是相一致的，小小说作家作品必将产生获奖者，但不必谋求很多人群体性地拿到此奖。
关于小小说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人的体会上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坚持文学品质与艺术创新的结合，也就是对质量的严格把握，这里质量概念的内涵应该是具有革新性的，动态的，即它是立足于现实的，密切联系社会期待和大众要求的。同时还要坚持对青年小小说作家的扶持，这也是根本性的。再一个方面是拓展小小说作品推出平台，开拓小小说创作成果的多种文化转换形式，探索创作效益提高的多种可能性。
陈：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我觉得艺术创作，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你一定要懂得很多的东西。你写东西所要牵扯到的知识，应该尽量地把握。第二，你要去体验生活，要有经验。但仅仅有知识和经验还不行，这就需要第三，即活泼的想象。所谓想象，就是广泛的同情，设身处地把自己看做一条虫、一棵树、一个异性、一个老年人，等等。”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觉得小小说创作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冯：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现实针对性。我赞成余光中先生说的这三条。这是“文学创作的准备”问题的一般规律，这三条是高度概括，若要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我觉得在实践中还要具体化，在每一条中起码要找出一个点。“要有知识”怎么具体化？我觉得要找到一条贯通起相关知识的线，如在学习历史中理出思想史这个点，由人类思想史的进步联系到社会现实，这样就可明晰当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必然趋势。又如“体验”的具体化，我觉得首先要确定一个体验者的立足点是什么？是立足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体验，还是一个从“富二代”或“官二代”的立场去体验？那是迥然不同的。关于想象力前边已经谈了。至于小小说创作的准备，我觉得在余先生谈的三条后边再加一条即可，这就是务必研究一下小小说文体的特性。小小说的外部形态很简单，就是篇幅的限制，而要在小小说里谋求表达一种极致，其内部结构形态和叙述技巧就气象万千了——这就要下功夫研究一番。以上都是必要的准备。
陈：我在评论《重复，小小说之大忌》中写道：“现在，全国每年发表小小说2~3万篇，重复性的写作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所说的重复，包括主题、故事情节、结构、叙述方式等诸方面。犯有此类毛病的，不仅有初学者，也有不少小小说名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写家’写作，仿佛流水车间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美国在机械制造业中曾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采用标准化通用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批生产有了可能，从而引发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是，作家创作作品，不能采取机械制造的方式，重复别人，重复自己，千篇一律。”您如何看待小小说作者中的重复性写作？您认为重复与风格是何关系？
冯：这个问题切中时弊！很多作家——有不少青年作家、有不少读者也把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这是警讯。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就是有的作者发表了若干作品便莫名其妙地进入陶醉状态，产生一种错觉：原来写小说就是这么简单！于是他对文学、小说的理解便停顿在那个地方，其思想的触觉不再活跃，丧失了对文学创作来说最最重要的素质：敏感性、犀利性、微妙性，其艺术的好奇心平复下来，创作对于他不再有难度，甚至相信只要有发表量，谁都会承认其“创作成就”。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大脑就好比一种模具，模具不变，它产生出多少产品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作家创作的“模具”很特殊，它必须是一次性的。新“产品”的产生必须有赖于“模具”的改变。但是，您说的那种重复性写作者似乎相信，我一种“模具”可无限期使用。一个作家的工作是艰辛的，这种艰辛主要表现在他必须不停地至少是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的“模具”——大脑。毫无疑问，重复性写作与风格的形成毫无共同之处，人们通常说的风格指的是写出多个作品的较为成熟的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已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个性。A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创作探求中逐渐成熟起来并与B作家、C作家……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A作家在艺术实践中对经典作家和同时代作家的学习借鉴和富于个性的创新、超越。而重复性写作的A作家前年是A，今年还是A，明年还是A。A作家几乎不可能在某一年同B作家、C作家……放在一块儿作参照，因为二者没有可比性。
陈：在您的《论小小说》一书中有几个篇章论述创作精品问题，足见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精品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日本汉学家和评论家渡边晴夫，中国著名小小说作家白小易和评论家李利君的赞赏。当然，也有人认为，精品可遇不可求。您认为精品是如何产生的？精品与经典是否同一概念？哪些小小说可以称之为精品？
冯：“精品”、“佳作”等都是一种特定的、通俗的说法，用来称赞一些最令人满意的、几近完美的作品，但它不是学理性的概念，文艺理论词典中不会收这些词。说某作品是个精品，人们可能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但一般而言，它可以是一种来自多方面的、多数人的共识。一个作品能被人称成为精品其实很不容易。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发现某个有意义的素材、产生某种创作灵感往往有一定的偶然性，作品在何时进入公共视野从而引起反响、好评如潮也有偶然性，所以作家往往有“可遇而不可求”之感。偶然性虽不可控，但它却潜在于必然性之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的是精品产生的那些必然因素。人们呼唤精品，企求的正是那些可为性、必然性因素，这些因素不外乎咱们前边谈到的作家对文学特质的领悟与坚守，作家的立足点、聚焦点、社会的期待和个人的创作准备等等。“经典”这个词倒是具有学理性，但它经过那些言过其实的书商们的炒作已经变味儿，可笑的是有的书商直接号召作家“写经典”，他们常常把一部分新作命名为“经典”。所以现在读者们已不敢相信“经典”了。然而真正的经典是有的，所有的经典都是经过时间和社会淘洗的——这是经典本来的含义。当下的许多新作太令人满意，于是被称为精品，这些精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可能大部分会进入经典之林。像王蒙、汪曾祺、许行等人的小小说作品就是这样。
陈：长久以来，很多人为“小说”与“故事”的差异而纠结，众说纷纭，好像莫衷一是。您认为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哪里？作为一个办刊人，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
冯：您说的很对，这是个直到今天还众说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重要而又复杂。之所以重要，因为不清楚二者的差别，就谈不上追求的方向。说复杂，是因为二者之间确有交合、交叉的情况，很多作家既写小小说又写故事，或差别不大的作品既可作为小小说发表也可以作为故事发表。在学理上也有其复杂性。“小说”这个词虽然在汉代就有了，但在现代文学范畴里，小说这一文体更多地具有舶来因素，已不是古典小说里的概念了。在英文里，“小说”和“故事”是一个词，然而外国文学中的“故事”与中国文学中的“故事”则不是一个意思。如果说中国文学中“小说”这个词的意义在近代以后曾被断裂，被重组，并形成一种崭新的文体，那么“故事”的意义则不曾被断裂重组，其中的原因在于它民间口传的俗文学性质和程式化大众接受模式相对固定。一百年来，故事和现代小说在文体上的分野，可能是中华文化圈中的一个独特现象。现在通过二者的比对可看出差异。故事是一种相对固态的文学体裁，而小小说则是一种开放型的文体。故事的要素是故事的完整、情节的戏剧性和语言的通俗化——这几个要素与小小说并不冲突，这正是二者常常交合不分的部分。但二者在内容或主题上的要求是不同的：故事要求其主题必须明晰化和单向性，而小小说则要求其主题具有超越性，它要求超越的恰恰是明晰性和单向性。二者在形式上的不同在于，对故事来说，一切与“故事效果”无关的陌生结构、新奇手法或极端化表达都是受限的，因为接受者不可能去适应千奇百怪、无惯性可循的表现方式。故事这一文体不能想象主题多义或朦胧、事件残缺、情节淡化和自闭化陌生化的语言，然而这些在小小说里则司空见惯。比如黄建国的《谁先看见村庄》，是小小说中的精品，但它几乎是不讲故事的，更不靠故事打动人，可它对两个女孩子回到家前的对话、各种细节和心理的描绘催人泪下，是两个女孩子复杂的处境和命运的揭示征服了人们。又如徐慧芬的《编年史》更不是讲故事，它连缀起各个年龄段中的几个细节，表现一种沉重的人生感悟，著名作家柯灵曾大为赞赏。像这样最好的小小说是不能见容于“故事”的。关于优秀小小说的各种特质，《论小小说》一书中的《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标志性小小说》、《故事之外的艺术能量》、《小说之美：微妙性》等篇章里都谈到过，其中谈及的小小说作品当然是我认为最好的创作。
陈：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影响小小说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世界性小小说理论研究的态势与走向如何？
冯：应该承认，近年来小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评论相对较为平淡。回顾十年前，刘海涛、邢可、顾建新等大举掘进式的系统性研究，李利君、高军等如火如荼般的发现性评论，侯德云、谢志强、宗利华等创作评论双翼奋飞般的探索性评论，令人回味神往。当然，近几年还是有不少作家评论家为此扎实工作，持续耕耘。可是相对于作家创作的活跃，特别是相对于一茬茬青年作家以崭新的创作实践走在前列，理论研究与批评确实滞后。理论研究难以阐释创作实践，稀薄的评论把握不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者与研究者、作品与评论看似在交际，其实是各说各话、隔靴搔痒，两股道上跑车，甚至南辕北辙，这实在是尴尬与缺失。我觉得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就是理论研究者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研究者、评论者与作家创作心理、创作实践的脱节。是这种脱节造成了研究与评论的苍白。不妨试想：如果说作家因现实的复杂、严峻、艰难、痛苦和矛盾而产生灵魂的悸动、创作的灵感，而创作就是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涌流出的源头活水，那么研究者、评论者的话语来自何方呢？如果作家是生活矛盾、命运的承担者，现实斗争的亲历者或介入者，那么研究者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呢？如果说作家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文句都浸染着血汗与泪水，那么评论家的文字是什么属性呢？我觉得应当改变这种脱节的状况，这也正是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重点、难点。对小小说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从根本上说，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是共生的，实践先于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并在复杂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从而丰富、成熟起来。此外，小小说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形式，其发展会逐渐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不仅华文世界，日本、印度和欧美都有小小说，它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探究者、评论者投入其中。就中国而言，放眼未来，我感觉值得重视的理论研究可能来自那些有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创作与研究双栖型的出色作家，也将来自具有较好文化素养的青年研究者和评论者，还有众多密切关注现实、注重作家创作实践和创作心理的专家学者。
【作者介绍】：陈勇，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六届金麻雀提名奖获得者，监利县作家协会执行主席。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