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篇载于《湖北日报》，题为《养生之都，应来之城》的文章称：“屈原在应城写下《离骚》”（《湖北日报》，2018.11.29，第12版）。这话并非空穴来风。几年前，一个叫亦文的学人在其《楚辞注》的前言中说：“离骚，离开骚地。李嘉言《离骚丛说》：‘骚，应作地名。离骚就是离开骚那个地方。’他认为，骚是汉水之北的蒲骚，所以推断屈原在汉北时就是在蒲骚，《离骚》就是在离开蒲骚时写的”（《楚辞注·前言》，亦文，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我唯愿流放中的屈原确曾行吟古老的蒲骚泽畔，更热望石破天惊，考证《离骚》真是屈原挥挥衣袖，作别蒲骚的伟大诗作。只是兹事体大，值得“本本主义”地商榷一二。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屈原名平，是战国时期楚国的 贵族，他有广博的学问，丰富的想象和杰出的创作天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大杰说：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死于公元前278年左右，这正是战国末期，楚国由强大转入衰弱。这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也是各国军事政治斗争最剧烈，纵横风气最流行的时代。屈原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就在宫廷供职，任怀王的左徒。那是他的得意时期。不料这位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竟招来了一群腐败贵族的反对。靳尚、子兰一派，设法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打击他，疏远他和怀王的关系。怀王是有名的昏君，果然免了屈原左徒的官职。后来亲秦派受了秦国种种的欺骗，丧师失地不用说，还把怀王骗到了秦国，做了三年的俘虏，终于死在那里。那时的屈原可能正流浪在汉北。在那广漠的山野中，他说他自己好像是一只从南边飞来的孤独的鸟，伤心着楚国政治的腐败和国运的危殆。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即位，屈原可能是回来过的。过了几年，亲秦派势力复活，屈原又受到打击，再被放逐到江南去。他在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一带比较偏僻的地方，流浪了不少的岁月。在忧愁苦痛的愤恨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眼看楚国的政治日益腐败，秦国的侵略日益紧迫，他既无力挽救，又不能坐视楚国的灭亡，于是写完了最后的那篇《怀沙》，便于旧历五月初五，投在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自沉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册，1982年5月，第一版，第106-107页）。
诚如刘大杰所言：对于屈原的生平事迹，“我们还只能知道一个轮廓”（《中国文学发展史》，第105页）。我也只能行“本本主义”之法，读史抄史，照抄而已。令人振奋的是，屈原投江死了一百七八十年后，同是受辱蒙难人的司马迁在其著名《报任安书》中，把屈原列入为后世所称道的历史人物榜单。与屈原英名同时上榜的，还有他的著名诗篇《离骚》。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最长的抒情诗。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中基本定型的“短章复沓”的形式，对抒情主题作了富于变化而又深入的表达。后世文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诗经》谓之为“风”；将《楚辞》称之为“骚”。诗经离骚如日月经天，风骚中华两千多年。
离骚者，犹离忧也
《离骚》的命名，也就是说，《离骚》其所以叫离骚，最权威解释人是司马迁。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这段话的意思是：屈原痛心怀王不能明辨是非；被谗言和谄媚蒙蔽；痛心邪恶的小人，妨害公正的人，品行方正的人不为朝廷所容，他在“忧愁幽思”中创作了《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的意思。司马迁进而说明：上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困顿的时候就会追念本源。在劳苦疲倦到极点的时候没有不呼喊上天的；在经历病痛悲苦的时候没有不呼喊父母的。屈原坚持正道，行事坦荡，竭尽忠心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君主，却遭到小人离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他为人诚实守信却被猜疑，忠君爱国却遭到诽谤，又怎能没有怨愤呢？“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的作品《离骚》就是从这种怨愤中脱生出来的。把司马迁讲述的核心意思抽剥出来，即“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离骚》生自怨愤。如此而已。
好汉不怕帮手多。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汉代史学家班固在其《离骚赞序》里，也对“离骚”作了解释和说明。班固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这是汉代大家巨擘从文字本义所得出的解释，“离”就是遭，遭遇。《离骚》就是诗人所以“遭忧”和他忧国忧民，忧心之深的“自叙传”长诗。一个“遭”字交待了时代背景和诗人的人生际遇；而一个“骚”字则是无比浪漫豪放的生命倾诉。我们大约应该接受这样的理解。
说句题外话，如果刻意于汉字本义和汉字发展的时代性，“离”乃八卦之一，象征火，其方位在南，是为朱雀。据此，与其把“离骚”理解为“离开骚地”，还不如解释为南方的诗意。屈原原本南方诗人，“骚”原本是天风浩荡的楚音楚韵，是继《诗经》之后又一划时代的诗意升腾。这样解释，或许符合诗经楚辞独领风骚的人心天意。
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离骚》虽是屈原“遭忧作辞”的诗作，但是，全诗绝无惯常忧怨中人那种卿卿我我，愁肠百结的悲怆。屈原之忧，忧在忘我；忧在无我；忧出了中国最早知识分子坦荡无私的家国情怀，成为耸立于中国文坛第一文学高峰。屈原行吟泽畔与渔父对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在楚国君王昏庸，奸臣当道，秦兵进逼，国家危于累卵之际，唯屈原忧心如焚。他忧国忧民，哀民生多艰；眼看无力回天，又决不与腐朽的朝堂同流合污，“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屈原列传》）。他说，作为人，又有谁能够让自己洁白之身为世俗的污垢所浸染呢？我宁愿跳进这流淌的江水之中，葬身鱼腹，又怎能让高洁的心灵蒙受世俗的污浊！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是不朽的爱国诗篇。建立在批判楚国政治危机基础上的爱国思想，决定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诗行必然血脉贲张，恣肆汪洋，达到超凡脱俗，出神入化的境界。《离骚》的叙述充满理想和幻灭。诗人上天入地，潜水登山，只为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在天上观遍了四极八荒，天上百神和九嶷女神赶来迎迓；因为天门不开，陈志无路，他问天乞巫，就在女巫劝他远走他乡之际，他在阳光中望见了故乡。于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理想既无望，吾要以死去依就殷代的彭咸。他决心用生命殉自己的祖国，并且让《离骚》见证了诗人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之忧。
屈原行吟起于何时，发于何地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离骚》以极其开阔宏伟的意境，为世人留下屈原“乘骐骥以驰骋，来吾道夫先路”，意气风发，“周流乎天”的壮观和神奇（《离骚》，屈原；以下同）。他早发南方的苍梧，日落之前就到达昆仑山上；太阳神为他驾车，跟随他的还有月神、风神、鸾皇、雷师；就连尧、舜、禹、汤和周文王也都与他心有灵犀，他们一一亮相，像镜子一样，照了一下楚怀王丑陋的嘴脸。一时龙飞凤舞，象驰马奔，鸾车塞道，云旗蔽日，“览相观于四极”，屈原行吟楚天华夏，观遍了四极八荒。都说凤凰择梧而栖，神仙遍访名山，一干神仙菩萨的巡幸路径在《离骚》中仅可以找到三个落点：苍梧、昆仑和叩问天门的要津天津；遗憾没有蒲骚。
离骚蒲骚，天涯芳草
读《离骚》，常常陶醉于那一串串唯美的诗句和簇拥在诗人身边的野花芳草，为诗人的华美高洁而倾倒。为读懂二千多年前的浪漫，我经常翻看郭沫若的译诗，感觉良好。借此，把那些美得叫人窒息的译文抄录如下，与朋友们分享。
我的内心既有这样的美质，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装扮。
我把蘼芜和白芷都折取了来，
和秋兰扭结着做成了个花环。
我匆忙地就像是在赶路一般，
怕的是如箭的光阴弃我飞掉。
我在春天去攀折山上的木兰，
我在冬天去收揽水边的青藻。
我在春天饮用木兰花上的清露，
我在秋天餐食菊花瓣上的红霜。
只要我的精神美满而顽健，
我就长久地面黄肌瘦啊又何妨。
我掘取了细根来把白芷拴上，
又穿上了薜荔花落下的花朵。
我把菌桂削直后再贯以蕙英，
纽成了潇洒的花索馥郁婆娑。
我本虔诚地在效法古代的贤人，
我的环佩本不为世俗所喜欢。
和今世的人们虽不能道合志同，
而我所愿效法的是殷代的彭咸。
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
我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
没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吧，
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的芬芳。
要把头上的冠戴加得高而又高，
要把项下的环佩增得长而不长。
芳香和污垢纵使会被人混淆呀，
只我这清白的精神是丝毫无恙。
录在后面的这段诗句是我的最爱，它的原文是：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晚晴》）。初夏多雨，向晚天晴。生长在楚地蒲骚泽畔的蒲草正向阳展开她们拥挤着长成的绿垣。“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蒲与蕳”“有蒲菡萏”“其蔌维何，维笋及蒲”（《诗·陈风·大雅》）。这些幽草啊，早已被周天子的采诗人描写成了精灵，还吟出了一个叫蒲骚的地方。以致于诗人屈原生出眼前有景抒不得的感慨。《离骚》写遍了白芷、木兰、青藻、菊花、蕙英、秋兰、荷花，却偏偏落下蒲骚泽畔的幽草蒲叶。
应城人对于讨论离骚并非离开骚地；离骚未尝离蒲骚大约不会怅然若失。如同屈原魂归汨罗，引得天下龙舟竞渡；蒲叶风鸣骚地，必是蒲阳风流盎然。屈原若再来汉北，大富水泽畔蒲风萧萧，楚韵骚骚；苑园夭夭，文脉滔滔。他定会转忧为喜，与应城人民一道，共祝中华康泰。
作者：朱木森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