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占领山西后，抓老百姓挖煤、挑煤、修工事，还要老百姓自己带粮食去。我父亲挑煤时被鬼子打断了胳膊致残。

　　为报仇雪恨，保家卫国，1945年6月，我在山西老家报名参加了民兵，那年我17岁，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很快担任了抗日民兵队长，斗地主，分田地、支援抗战。地主斗了以后，就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了没地或地少的穷人种，房子也分给没房子的穷人居住，骡马也分了。当时，还把其它一些做坏事的人、破坏抗日的人也进行斗争。

　　1945年9月，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军队就蠢蠢欲动，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开始进攻解放区。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打仗的准备，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一斗。国民党中的许多人也反对打内战。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1945年10月，率领部队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为榜样，反对内部战争，主张和平。那时，阎锡山的部队占据长治（按：古名上党、三路州），以为兵多将广，不可一世，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准备进攻解放区。根据上级安排，我们民兵队和部队一起去包围长治。打长治时，我是民兵队长，带着二十多个民兵，背着枪负责押送担架、保护担架队和伤病员的安全。我们每天在战火中穿梭，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长治战役还没有结束，五台山战斗又打响了，我负责的担架队又被从长治战场上调到支援打五台山的前线。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就带着民兵队、担架队去了。

　　战斗很激烈。很多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担架队也牺牲了不少人。大家都很坚强、勇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完成任务。

　　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长治时，仗还没开始，就准备了好多好多的棺材，摆在那里，很壮观。战斗中，不管是战士，还是抬担架的，或者其他支前干啥的，牺牲了都装在棺材里安葬。在我参加的战斗里，也就是打长治时见过有棺材，后来，在其它地方打了很多仗，再也没有见到棺材了，牺牲了都是用白布裹起来就埋葬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死，或死了以后如何，就是想着打胜仗，想着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想着战争早日结束，根本没有考虑生死。

　　1947年3月7日，是我永生永世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我在绣着镰刀和锤子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宣誓的那一刻，热血沸腾，就在心里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就是党的人，就要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那年我刚刚19岁。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恨不得白天夜里不吃饭、不休息，不停地干工作。热情很高，劲头很大，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是夜里摸黑路，脚下也似乎闪着光，看得清，走不错。

　　1947年9月的一天，区里通知党员干部、民兵去开会。会上，区领导问大家，今年的重点任务是什么？大家齐声说：打蒋介石。那时，国共双方内战已全面爆发，到处都是战火。报名参军上战场，是每一个革命青年的光荣选择。于是，在会议上，大家就纷纷踊跃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我是党员，又是抗日的民兵队长，还是支前模范，当然要带头。那次，与我一起去开会的我们同一个村子就有7个年轻人一起报名参军了，其中，三个是党员，四个是群众。三名党员，我之外另外两名党员，一个是民兵队指导员杜启富。另一名党员叫何敬德，也是民兵干部。后来，杜启富同志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战役，又一起到了朝鲜。刚到朝鲜，就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在战斗中牺牲了。至今让我不能释怀的是与我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搭档、又一起参军、一起入朝作战的同乡杜启富同志，那天在战场上，受重伤后，被抬下阵地，恰好经过我们炮兵阵地，看到我，他用力喊我的名字，想和我说点什么，但正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只是说了一句：安心养伤，战斗结束后去看你。谁知道，这竟成了永诀。还是朝鲜战争结束回国后，一次，我回到家乡，到他家里看到写着他名字牌位时，才知道在抢救时就牺牲了。何敬德是在入朝前的四川剿匪战役中牺牲的。在战争年代里，每一个党员，每一个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为党、为国牺牲，视为无尚的骄傲和光荣。

　　按当时党的政策，家中独生子女可以不参军留在家乡。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留在家乡相对安全，报名参军，就意味着随时为国捐躯牺牲，可能再也不能回来。我虽然兄弟姊妹七个，但我上面的六个出生后就夭亡了，在我出生不到三天，母亲也不幸去世了，我和父亲俩人相依为命。父亲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很艰难。父亲还是一个残疾人，日本鬼子把他的胳膊打断了。家庭确实困难得很。我若参军走了，父亲一个人生活就很难自理，做饭盛饭都不方便，更不用说种田耕地，砍柴割草，但我还是坚决报名参了军。父亲见我态度坚决，就对我说:“娃，你要去当兵，我也不反对，要当你就得当个好兵，别开小差当逃兵跑回来给我丢人。”到了离家二十里地的袁家庄，新军装都穿到身上了，当部队领导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还找到我说，你走了你家里就没人了（指我是独子），你还是回家吧，在家乡同样可以干革命做贡献。我说不回家，坚决留在部队里，跟着队伍走，打老蒋。我参军时的部队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秦基伟是我们纵队司令员。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部队。

　　1948年2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我所在的九纵队，在司令员秦基伟的率领下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攻占了八百里伏牛山，紧接着又马不停蹄秋风扫落叶一般，一鼓作气，连克15座县城。接着，更是势如破竹，风扫残云，攻洛阳，战南阳，克郑州，开辟中原战场，不仅牵制到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而且还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948年8月，攻打郑州的战役打响。

　　郑州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大决战淮海战役的序幕。当时，我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27旅，是攻打郑州围歼战的主力部队，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1948年10月22 日，中原战略重镇郑州解放，我们旅还活捉了一千多个俘虏，我被部队首长安排押送这批俘虏去伏牛山革命根据地。

　　1948年10月，攻克河南开封后，就打淮海战役。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在45师军部警卫团，做后勤和首长安全警卫工作。那时，我们部队有炮兵没有大炮，在战场上缴获了敌人的大炮，再立即投入战场，投入战斗，有很多缴获来的大炮无法使用，需要修理。1948年12月，我被部队首长选派到刚解放的郑州学习修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大炮。炮修好后，就接收了这批大炮，当上了正式的炮兵。从此，我一直与炮打交道，无论是后来的渡江战役还是上甘岭战役，一直到1958年转业，我都与大炮联系在一起。在当时能做一名炮兵，感到很光荣，很自豪，只要有大炮，就意味着战斗的胜利。但也有遗憾，不能像步兵那样，直接冲锋陷阵。有时候还真想再到步兵团去，在火线上杀敌立功。

　　1949年2月，我们九纵整编为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纵队司令员秦基伟任军长。军队整编后就挺进到了长江边上，做好渡江战役。到长江北岸后，就一边找船、造船，一边加紧训练，做好渡江的一切准备，随时等候下达作战命令，打过长江去，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4月6日早上6点，渡江战役打响，我们炮兵万炮齐发，百万雄师，犹如汹涌的怒涛以势不可挡之势，直扑长江南岸，那场面十分壮观，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在化炮营，主要朝江面上打烟幕弹，掩护部队渡江。

　　当时的炮兵十分辛苦。我们的汽车很少，马匹也不多，公路少之又少，笨重的大炮等辎重主要靠人拉肩抬，艰辛程度，难以想象，经常是浑身上下一身灰，一身泥，没有干净衣裳，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当时，彭德怀是一野司令员，他也是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我们九纵整编为刘邓大军的二野四兵团十五军；三野是陈毅的部队（打淮海是刘邓和陈毅的部队共同打的）；林彪的部队是四野，四野的一部分队伍也参加了淮海战役，他们是从汉口一带渡江。

　　我们部队是在江西九江对岸渡江，六点开始，七点就过江了。打过长江就是江西。过长江后，乘胜追击敌人一直打到江西上饶。然后，又千里追击，一直打到福建、浙江。由于连续作战，没有得到及时休整，加上部队战士长途奔波水土不服，都病了，打摆子，困难得很。后来打到广州时，广州游击队和我们部队合并。这时，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无不欢欣鼓舞，战斗的激情更加高涨。

　　之后，我们部队本来去攻打海南岛，都做好了准备，根据上级命令，调整为林彪率领的四野解放海南岛，我们部队进军广西，打白崇禧。打完广西，1950年又打贵州，发起了解放大西南战役，解放了贵州、云南。云南的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了，我们部队根据命令驻防云南。

　　不久，接到命令，继续进军，入川剿匪。

　　四川解放不久，就接到命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们部队从重庆乘船到武汉，在大沙河召开了出国赴朝动员大会。1951年元月，我负责赶着全军的牲口先到了邢台。过了阴历年，1951年农历2月就到了东北鸭绿江边。东北的雪很大，气候很寒冷，滴水成冰。4月份在丹东举行了入朝誓师大会。开会的当天晚上我们就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了。

　　我当时所在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15军45师134团，军长是秦基伟。

　　过鸭绿江入朝后，就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开始，敌人的轰炸机一来，我们的汽车就熄灯停下来，但敌机丢照明弹，就会发现我们，结果我们的汽车、大炮等被敌机炸坏了很多，损失很大。后来，敌人飞机一来，我们的汽车照样开着车灯往前跑，这样损失反而小了很多。有一次，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落到我的附近爆炸，一名战友当场被炸死了，还炸死了一匹驮辎重的牲口，弹片把我干粮袋里的炒面都炸飞了，胸前的衣服也被弹片划破一个大口子，棉絮都飞了出来，庆幸未受伤，差一点命就没了。当时，望着头顶上耀武扬威的美国飞机，恨不得一炮把敌机打下来。

　　朝鲜战场很艰苦。不用说弹药，就是吃的穿的都极端困难。到朝鲜后从开始就是吃炒面，炒面吃完了，没东西吃，有时用草根树皮冰雪充饥。到了1952年祖国送来一些高粱米，有时也有大米、压缩饼干，但食品依旧很少。在朝鲜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喝过开水，一是没烧水的东西，二来怕暴露目标，都是喝凉水，山上流下来的水，路边水沟里的水，走到哪里，见到路边有水，哪怕是一个泥坑，就赶紧把水壶灌满。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药品，是扁豆大的药片，每人一小包，每灌满一壶水，就放一粒小药片到壶里去。当时的朝鲜被美国的飞机炮弹炸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平壤一间好房子也没见到，都被敌人的炮弹炸坏了，一片废墟，草屋被敌人一炸，就起火烧光了。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空军使用的凝固汽油弹，是一种毁灭性的摧命弹，一旦爆炸，带着火光的弹片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无法扑灭，死伤惨重，美帝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我们入朝第一仗是打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力量悬殊的战役。在追击敌人时，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指坐着汽车等），我们是靠两条腿跑。为防止敌机轰炸，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走，夜里看不见路，一个夜晚有时只能走十几里路。因为路不好走，都是用骡子来驮大炮和弹药，有时牲口不小心就从悬崖上掉下悬崖摔死了。到了白天，我们就在山沟里、树林里砍一些树枝搭在炮上隐蔽，下边睡人。或挖一个坑，铺上一些树枝树叶，人就睡在坑里，被子也没有。有时挨在山边上，就临时搭个坑道给伤兵住。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开始行动，继续追击敌人。到天亮时，又得躲在树林里隐蔽起来睡觉。就这样，夜行昼宿，不畏艰辛，不怕牺牲，一直把敌人从北向南追到汉江边，打到南朝鲜。当时的口号是，从北到南，一推就完。

　　在上甘岭战役，我和黄继光、邱少云是一个军。邱少云是十五军29师87团，我和黄继光是45师，师长崔建功。我们师三个团，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团，都是经受人类战争史上上甘岭战役洗礼的团。一三三团在上甘岭战役牺牲很大，人打得差不多没有了。我在一三四团，是炮兵团。黄继光在一三五团。黄继光是五次战役后，1951年下半年到朝鲜的，之前他们团的老兵牺牲了很多，和黄继光一起来的，有湖南兵、安徽兵、广东兵、四川兵，四川兵最多。黄继光是通信员，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主动向连长请求上去炸碉堡。在炸敌人碉堡时，黄继光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碉堡里，被敌人推了出来，他又塞进去，又被推了出来，已经严重受伤的黄继光最后突然站起来，扑向碉堡的枪口用胸膛顶住，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了。

　　我们炮兵团每个营配备一挺高射机枪，一门82炮。我们炮兵连归团部直管，连长姓白，我们连三个排一共四门炮，一排和二排各两门，三排负责运输，送炮弹、驮炮弹、喂牲口。在上甘岭战役中，我是一排副排长。我们的炮除了苏联支援的“喀秋莎”火箭炮，都是从美军手里缴获的美国大炮，用美国大炮和炮弹打美国佬。大炮炮弹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炸弹，一种是烟幕弹，还有一种是毒气弹。我们没有也不用施放毒气的炮弹，只有炸弹和烟幕弹二种。

　　上甘岭战役是一个无法描述的战役，战斗不是敌是敌，我是我，而是敌我双方有时就同在一个阵地上。我们团八连、九连战士都隐蔽在坑道里作战，坑道外面就是敌人。八连是红军连，牌子硬（指有光荣传统，战斗力强）。我们炮兵连专门有一门大炮打坑道口外面的敌人，防止敌人破坏我们的坑道口。根据团部命令，我们每隔五分钟打一发炮弹，专门对付破坏我军阵地坑道口外的敌人，一发炮弹打过去，周围一百多公尺的敌人都跑不了。

　　到了晚上，团部就组织我们炮兵连四十多人，给坑道里的步兵送子弹、手榴弹、水和食品，道路上敌人用机枪封锁，到处都是我们牺牲的战友和敌人的尸体。这些战友有的下午还在一起，或者几分钟前还在讲话，也许，瞬间就光荣牺牲了。晚上，看不清路，就踏着尸体往前跑。敌人打照明弹，我们就趴下，照明弹一落，爬起来继续跑。有的战友牺牲了，后面的不知道，还在喊：起来快跑。

　　战斗激烈的时候几天几夜都不能睡觉，坚守阵地，随时迎敌。有时，实在困乏，跑火一停，有的战士在坑道里就呼呼地睡着了，醒过来一看，周围都是炮弹坑，都是榴弹炮炸的大弹坑；有时醒过来，看到上次睡的地方全都被炸起来的土埋住了；也有的睡着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有时，我们用砍的树枝或被炮弹炸到的树木搭成坑道隐蔽和休息。有一次，一个炊事员送饭到坑道里，恰好美国鬼子的一发炮弹飞来，把坑道炸坏了，饭也炸没了，炊事员也牺牲了。

　　上甘岭战役，部队伤亡很大，每一次战斗下来，一个连牺牲的人数比参加战斗前两个连的人数还多。战争，夺去了很多鲜活而宝贵的生命，夺去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

　　最令张文魁难忘的是1952年10月30日夜上甘岭战役的一场激战。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亲临前线指挥，十五军集中重炮进行火力打击。秦基伟指挥炮兵一反常规，降低标高，采用地毯式轰击，经过一小时不间断地激战，全歼敌军4个连，全部收复上甘岭597.9高地，而且美军一架低空飞行的F-51强击机也被击落，化为一团火光，成为庆祝胜利的大礼花。

　　对于上甘岭战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十五军有很高的评价。

　　1956年10月16日上午，毛主席在接见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时说：“上甘岭战役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秦基伟说：“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上甘岭战役后，我们部队又去了仁川，防备美国鬼子再次从那里登陆。因为美国鬼子从仁川登陆，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在朝鲜战场一共三年零两个月。那是血与火的岁月，那是最考验人意志的岁月。战争使每一个人，更珍惜和平，更热爱生活，更深爱着祖国、思念祖国，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

　　1953年，在朝鲜战争期间，我被部队选派回国，到军校深造，学习现代战争技术。那是军队、祖国、党对我的关爱。在当时，能够参加学习是一种无尚的英雄，既是深造，也是最难得的休整机会。但我很快又从魂牵梦萦的祖国又回到了朝鲜战场。由于我的文化基础太低，很多很高深的专业性的东西听不懂，读不了，我就主动请求回到朝鲜战场上，回到部队去。组织上同意了我回到朝鲜战场上。虽然我的文化底子薄，但我爱学习、爱钻研，爱思考，很受首长好评。回到朝鲜战场后，部队首长没有让我回连队，让我留在师部，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文化，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学会了一千多个汉字和汉语拼音，一直到1954年5月回国前都在师部工作。回国后，我被选送到河南驻马店疗养、学习。这是祖国和人民给予的关怀和荣誉。1954年9月，我又被部队选送到广州，在五个军的集训队学习半年之久。

　　通过休整和学习，我的能力又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时刻要求自己，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不负厚望。

　　1955年3月完成学业，回到部队，升任三营炮兵连排长；1956年元月，调任一营炮兵连任连长。3月，又被派往孝感学习了半年。我心里十分清楚，部队一次一次选派我参加难得的学习，是对我的关心、重视和培养，我下定决心，珍惜时间，刻苦钻研，不辜负厚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和军人。1958年5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转业后，我时时提醒自己，虽然脱下了军装，但还是一个兵，一个永远的军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到过工厂、农场，做过工人、农民，但无论在哪儿，我都要求自己：我是一名党员，我是一名战士，哪儿都是阵地。

　　1959年7月，从黄石来到偏远的、条件十分艰苦的鄂西北丹江口水利工程建设工地。当时，这里的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河滩，泥巴路，一座像样的建筑也没有，住的是油毛毡棚，吃的是泥坑水，找个厕所都十分难，都是临时用芦席或柴草拦挡的，物资更是匮乏，出行交通艰难……

　　居住的油毛毡棚子周围别说见不到一棵树，连草也没有，夏天热得人透不过气。棚子大窟窿小洞，外头下大雨，屋里跟外头一样，到处漏雨。天气热，也不叫烧开水，因为怕失火，引起火灾。

　　1960年，任丹江口工程局团部保卫股长，兼右岸工区武装干事。1965年调工程局四清工作队，不久调入管理局武装部工作。

　　1966年7月，我在消防队做基层调研时，突发火灾，我主动要求与消防员一起出警，和同志们乘消防车（当时的消防车驾驶室很小，消防员出警都是站在车厢周围踏板上，手抓扶手）出警时，发生意外，不幸严重摔伤，大脑受到撞击，七窍出血，生命垂危，后来听说，一日内医院连下三次病危通知，单位上把棺材都给准备好了，后经全力抢救，侥幸活了过来。

　　此次受伤，大脑受损，听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都大不如从前，听力下降得特别严重，几乎失聪。出院后，康复了一段时间，我请求组织安排上班，组织上找我谈话，可以在家休养或安排我担任武装部的领导工作，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状况，觉得不宜担任领导工作，请求组织安排一份一般的工作。1966年底，根据领导安排，我负责管理工程局大礼堂。虽然这个岗位很普通，工作很繁琐，但我把它看得很重要。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阵地，一定要坚守好，一直到退休，我没有离开这个岗位。现在，我是离休干部，享受处级待遇。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一名战士、一名军人。

　　我十分感谢党培养了我，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也给了我幸福的人生。我要时刻不忘党的关心和恩情，更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党培养的革命战士和老兵。

　　（作者介绍）:高飞，作家、诗人，丹江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汉江文学》、《丹江口文艺》、《中国水都丹江口文化丛书》等主编，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出版各类作品二十余部，现为国际汉诗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等。

　　卜居，作家、诗人，资深媒体人。

（编辑：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