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频道: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非遗视点
西汉时期南夷道的开辟及其对西南夷的开发
2019-01-16 14:26:05   来源:今日湖北   分享:
0

摘要:西汉初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大力经营边疆。唐蒙在秦代常頞通五尺道之后开通了南夷道。南夷道的开通,让西南夷地区进一步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同时该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

关键词:西南夷;唐蒙;南夷道;夜郎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因国家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对西南边疆建设有心无力,西南边疆的开发就暂时搁置。到了汉武帝时,国家有了足够的实力,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经营西南边疆地区的进程。南夷道开始了汉王朝对于西南夷地区的开发。


一、西汉开发南夷道的背景

(1)南越的威胁

南越的赵佗在秦朝时是南海县的龙川县令,赵佗在秦朝灭亡以后,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开国之后,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表达友好相处的意愿。但到了高后的时候,汉朝实行禁止铁器输入南越的政策,赵佗便自立为南越武帝。基于此,高后派兵攻打南越。“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69页。]赵佗凭借此事在边境威慑其他小国,还用钱财来招揽闽越、西瓯和骆越,使他们都归属南越。汉文帝以后,也曾派遣使者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对此害怕不已,曾写信向汉文帝道歉,说自己愿意向汉朝长期称臣,但赵佗只是假意迷惑文帝,他私下仍然皇帝称号。“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70页。]赵佗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离世,其孙赵胡当了南越王。赵胡在位时,恰逢闽越王郢发动战争,要攻打南越边城。赵胡就向汉武帝上书言明这件事,汉朝发兵征讨闽越。但是汉军还未越过阳山岭,闽越王的弟弟馀善就杀死了郢,投降了汉朝,汉朝征讨闽越的活动不得不停止。闽越要攻打南越的事情过去之后,赵胡虽然对汉朝出兵的行为表示了感激,但他从未朝见汉天子,他们认为汉武帝派兵征讨闽越,有警告南越的意思,同时也谨记着南越先王的告诫。“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71页。]南越诸王虽然表面臣服于汉朝,但是其还是割据一方的势力。


(2)西汉初期的问题

西汉初年,虽然国家顺利完成王朝更替事业,但汉承秦弊,西汉王朝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无法对南越进行彻底的清除。第一,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到汉武帝之前汉中央和诸侯国之间存在严重冲突。晁错就曾在汉文帝时多次建议削诸侯国,汉文帝虽然没有听取晁错的意见,但汉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的意见,以此增强中央实力。“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 班固:《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2299页。]第二,在经济上,国家经济严重凋敝,也存在人口锐减的问题。当时天子乘车不能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匹,将军、宰相甚至要乘坐牛车,同时百姓家中都没有积蓄。“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1417页。]开国前时局混乱、长期战乱的情况祸及百姓,百姓生产、生活的不稳定带来了人口问题。第三,在边疆问题上,西汉北有匈奴入侵,西南边疆存在南越割据。北方匈奴对新生王朝虎视眈眈。“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3750页。]“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1419页。]


(3)汉武帝时期的准备

汉武帝时,西汉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政治经济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在政治上,藩王势力大为削弱,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百姓生活安稳,国家国力已经趋于强盛,国库充实。《史记·平准书》就有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1420页。]汉武帝面对现存的边疆问题,决心北伐匈奴,开发西南夷。其中开发西南夷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南越割据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开发南夷道完成的。南夷道,又称唐蒙道或夜郎道,是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时开始开通。一般认为,南夷道是在秦代常頞的五尺道的旧迹上开通的,而“五尺道”则以秦昭襄王后期李冰通僰道为基础。


二、唐蒙开南夷道

(1)开南夷道的准备

南夷道的修筑不是一蹴而就的,唐蒙为开南夷道做了很多准备。在唐蒙开通南夷道之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通往夜郎。第一条道是战国时楚国联系云贵的道路,由东西向荆州过夜郎到滇池,从今天湘西溯沅水,经过贵州镇远陆行过黄平、贵定、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到云南富源、沾益、曲靖、昆明。第二条道就是五尺道,通过巴蜀到夜郎再顺着牂牁江下南越。第三条道则是唐蒙第一次到夜郎的路线,他从巴符关入夜郎。[ 朱俊明:《夜郎史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00年,第74-75页。]在《水经注》中,关于唐蒙通南中这件事有相关记载,是汉武帝先派遣了去开通南通僰道的路的县令,由于县令办事不力,事情毫无进展,唐蒙才接手了这件事情。“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馀里。山道广丈馀,深三四丈,其堑凿之迹犹存。”[(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译、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三《江水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0页。]《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武帝初欲通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县令费工无成之后,唐蒙“乃斩石通阁道”“后蒙为都尉,治南夷道。”[(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 1984年,第271页。]

在开通南夷道之前,唐蒙曾在出使南越时,详细了解了西南边疆的道路情况。如南越为何有蜀地的枸酱这个问题,《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明确记载。首先,唐蒙从南越人那里得知,南越的蜀地枸酱是通过牂牁而来。“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数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4页。]除此之外,唐蒙也曾向蜀贾人询问相关情况。对于这个问题,蜀贾人认为只有蜀地才有枸酱,南越的蜀地枸酱应该是来自于临牂牁江的夜郎,夜郎将蜀地的枸酱转运到了南越。“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4页。]唐蒙明白从长沙和豫章郡前去番禺,水路多半被阻绝,难以前行。而临牂牁江的夜郎有道通往南越之后,唐蒙便上书汉武帝,请求出使夜郎开道而制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4页。]汉武帝听取了唐蒙的意见,让唐蒙作为郎中将出使夜郎。唐蒙从巴蜀筰关(今四川合江县)到达夜郎,见到了夜郎王多同。


(2)开辟南夷道的进程

唐蒙开通南夷道时,遇到了种种难题。第一,存在路途遥远,粮草不便的情况,唐蒙采取了因地制宜收取地方粮食的办法。“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1421页。]第二,南夷道修筑时间过长,蛮族部落怀有异心,当地官府镇压蛮夷需要大量钱财。当地官府在拿出巴蜀赋税之后,还召集豪强百姓去南夷屯田耕种。“数岁道不通,蛮夷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1421页。]第三,南夷道修筑过程中,损耗的人力、物力巨大,巴蜀百姓受尽苦难。基于此种情况,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安抚巴蜀百姓,司马相如写成《难蜀父老书》。“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传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5页。]“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3044页。]第四,匈奴南犯,朝廷内部存在公孙弘等认为西南夷无用的声音,汉武帝虽然没有认可公孙弘西南夷无用的意见,但最后汉武帝还是暂缓开发西南夷,全力经营朔方郡,避免两线作战,以此专心抗击匈奴。“是时通西南夷,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49页。]“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50页。]面对以上这几种情况,南夷道的开发开始陷入困境,南夷道开发工程不得不趋于停止。但至公孙弘主张全力应付北方匈奴而暂停开西南夷时,南夷道已经初具规模,同时犍为郡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5页。]

在南夷道开发停止的几年后,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的意见,南夷道得以继续修筑。张骞在出使西域期间,在身毒和大夏看到了来自巴地的邛竹和蜀布,就提议开通身毒道,想经由蜀郡向西南方取道,经身毒到达大夏。汉武帝听取了张骞的意见,便派遣王然于等求身毒道,四条路线一同出发:一路从冉駹出发,一路从莋都出发,一路从徙和邛都出发,一路从僰道出发,各自都走了一二千里,被迫停工的南夷道得以继续开通了。“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及复事西南夷。”[ 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2690页。]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治南夷道开始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朝军队通过牂牁江到达番禺平南越结束,南夷道历经十八年终于修筑完成。


三、南夷道的路线

对于南夷道的路线走向问题,学界已有学者对此展开研究。高荣在《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高荣:《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9页。]中认为南夷道的走向是由宜宾通北盘江,因为今贵州贞丰白层以上牂牁江上游不能行船,所以须从僰道修路经南广(今四川高贵、筠连及云南镇雄一带)、平夷(今贵州毕节一带)、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再南与牂牁江水道连接。余宏模的《秦汉僰道与开发夜郎》[ 余宏模:《秦汉僰道与开发夜郎》,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S2),第74-80页。]则认为南夷道是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起点,经川南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再经盐津、大关、昭通、彝良进入黔西北境内的平夷再进入牂牁江。管彦波的《西南史上的古道交通考释》[ 管彦波:《西南史上的古道交通考释》,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4-117页。]提到南夷道乃是在五尺道走向基础上过黔境再到两广(五尺道是以僰道为起点,经过高县、珙县、筠连进入云南境内,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经过今贵州的威宁、赫章,再入云南宣威、曲靖)。席克定在《威宁、赫章汉墓为古夜郎墓考》[ 席克定:《威宁、赫章汉墓为古夜郎墓考》,考古,1992年,第4期,第366-368页,第374页。]中认为蜀贾人所说的“夜郎者,临牂牁江”是错误的,同时对于唐蒙是如何进入夜郎这个问题,他认为唐蒙由筰关到夜郎的说法也有误,唐蒙进入夜郎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罗亭的《论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道路的开发》[ 罗亭:《论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道路的开发》,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4-39页。]认为南夷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 出发途经南广县(今高县、筠连、云南盐津、大关、彝良、镇雄一带) 、平夷县、汉阳县(威宁、水城、六枝特区),沿符河水(今南广河) 、筠连河、羊官水(今横江)到牂牁江(今北盘江)。侯绍庄认为在秦以前就存在蜀、楚商人入滇的通道,而唐蒙所开道路,是在历来民间商道的基础上加以修整而已。唐蒙入夜郎,应该是从蜀郡南安的邑符津出发,由僰道南行,经过今天四川之高、珙、筠连,进入今天的贵州境内,然后通过赫章可乐、威宁中河,到达普安青山一带。[ 侯绍庄、钟莉:《夜郎研究述评》,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8-101页。]朱俊明认为南夷道经僰道始,过南广、平夷,到达汉阳,由古汉水到贵州水城,经过六枝、关岭,最后到达古豚水(今北盘江下游)的今紫云县城,或者是到达古豚水、温水相汇流的罗甸县境。[ 朱俊明 :《夜郎史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00年,第77-78页。]

结合以上认识,唐蒙修筑南夷道经由僰道这一点食毋庸置疑的,大致走向是由今南广(今四川高县、筠连、云南盐津、大关、彝良、镇雄一带)转向贵州境内的平夷(今贵州毕节),最后由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再到达牂牁江。南越反时,汉朝平定南越就是经由这条道路到达番禺。“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75页。]


四、南夷道开通之后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

(1)设置郡县

唐蒙第一次进入夜郎之后,就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汉书·地理志》中说,“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其后,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修通了南夷道,南夷道既通,汉王朝就在灭亡南越的前提下在夜郎地区设置了牂牁郡。“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1599页。]牂牁郡的设置,是伴随着南越的丞相吕嘉挟持了南越王赵胡反对汉王朝的统治而来的。南夷道本来就是处于政治、军事需求而开通,唐蒙希望能够浮船牂牁江以达番禺,成为制越一奇。既然南越已反,南夷道已通,汉王朝的军队便顺势出兵南越。“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6页。]汉武帝借修筑南夷道,灭亡了南越,这一行为也威慑了周边小国,夜郎、滇国等纷纷请降,汉武帝加强了对南夷的控制。“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6页。]


(2)设置邮亭、传舍

汉王朝通过南夷道的修筑,平定了南越,把西南夷地区置于中央管理之下。但汉王朝对夜郎的开发从南夷道修筑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在南夷道开发的第二年,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王朝就开始在南夷道旁设置邮亭和传舍。汉代邮亭类似于后来的驿馆,是汉朝最低级的行政机关,是为从内地向边地传递官书的人员提供的住所,同时还为往来官吏提供食宿。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有“南秦县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 (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 1984年,第417页。]的记载。传舍是专门为行人、官吏往来提供传马、传车和住宿房舍的住所,贵州考古发掘就有刻有“武阳传舍比二”文字的铁炉,该铁炉的出土正是汉王朝对夜郎的开发的见证。


(3)徙豪民垦田

在开发南夷道的过程中,由于唐蒙从巴蜀借用人力进行开发,巴蜀人民苦不堪言,同时唐蒙还使用军兴法严酷对待巴蜀百姓,人力、物力损耗过大,开道的粮食供给也跟不上,南夷道的开发一度引发民怨。基于此,于是汉武帝安排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安抚百姓,下令徙豪民于南中垦田,让豪民把垦田的收成上交当地官府,中央财政再按照豪民上交粮食的数量拨付钱财。徙豪民垦田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夷道开发带来的粮食问题,同时也给夜郎地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夜郎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豪民的迁徙促进了汉族文化和夜郎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豪民及其后裔输入了汉文化,他们开办学校,传播汉族文化,教化夷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夜郎“南中大姓”就是豪民及其后裔迁徙南中所取得的成果,其中尹珍就是“南中大姓”之一尹姓的优秀代表。


五、结论

综上所述,西汉初期南越政权对汉朝边疆稳定构成威胁,但是由于内忧外患,汉王朝无力征讨,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富民强,朝廷决定解决西南边疆南越割据问题。唐蒙奉命开始修建南夷道,期间因重负激起巴、蜀人民反抗,后派司马相如安抚巴蜀百姓。在南夷道修筑期间,一度因为匈奴来犯暂停开道,但经张骞上书汉武帝,南夷道作为通大夏的重要一节得以恢复开通。经总结前人考证,本人得出南夷道大概走向为以僰道为起点,由今南广(今四川高县、筠连、云南盐津、大关、彝良、镇雄一带)转向贵州境内的平夷(今贵州毕节),最后由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再到达牂牁江。南夷道修建成功后,汉朝出兵经此道消灭南越,使西南夷臣服,解决了西南边疆威胁,巩固了西汉的统治。同时,南夷道的修筑对当时的夜郎地区有开发作用,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夜郎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迁徙豪民垦田的政策,促进汉族文化和夜郎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豪民及其后裔输入了汉文化,他们开办学校,传播汉族文化,教化夷蛮。所以汉代南夷道的修筑将西南夷纳入了中原版图,对夜郎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介绍】:伍国苇,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编辑:陈斯莹)


技术支持:湖北报网新闻传媒有限公司

今日湖北网版权所有 鄂ICP备2020021375号-2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7190) 备案号:42010602003527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