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夷地区逐渐并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五尺道是沟通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的要道之一，它的延伸—西南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秦汉是五尺道发展的关键性阶段，本文主要是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对当前学界对秦汉时期五尺道的研究进行简要总结，概括叙述五尺道修建时间、路段走向、主要功能、对西南夷地区的主要影响等。
关键词：五尺道；西南夷地区；西南丝绸之路
一、关于五尺道问题的争论
现存古籍对五尺道很少提及，加之今人对于古文的不同理解，造成五尺道的存有不少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向：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五尺道中“道”指“道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扼，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五尺道是一条宽五尺的道路，折合现在的长度约1.15米，与残存的五尺道遗迹宽度也相吻合。第二，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五尺道中“道”指的是行政区划，秦朝设郡县制，在少数民族区域设置的行政区划称道，它与县平级。学者主要是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云：“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反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据此认为“蛮夷曰道”就是指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特殊的行政区划。《汉书》卷二十八下云：“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在以后的朝代“道”也曾作为行政单位。不过李寿说即使有朝一日能证明“五尺道”是秦在西南设置的一个行政区划，也否定不了作为道路的五尺道。第三，还有部分专家提出五尺中“五”是蜀人崇尚“五”的习俗，如段渝先生在《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尚五观念在古代蜀人和先秦蜀文化中占有核心凝聚力地位。”他对葛建雄先生所提出的“秦法数以六为计，严峻的秦法不能容忍五尺之制”的质疑表示部分赞同，五尺中“五”并非秦人命名，而是蜀人崇尚“五”，以五为计，对五运用的一个实例。
二、五尺道修建的时间
五尺道的空间范围可以确定，其起始和终点都在西南夷地区。张勇认为历史时期的“西南”有一个相对稳固的核心区域，如古代的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包括如今近现代的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三省。西南夷地区地形错综复杂，尤其是云贵高原，山高林险，不似中原地区那般地形平坦。那么这样一条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道路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由谁修建的？修建了多久呢？
对于五尺道的修建时间，学术界仍在探索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该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普遍认为五尺道研究的时间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陈讯认为：“五尺道工程起始时间在公元前316年，秦并蜀就开始了这项工程。公元前216年，则为五尺道被官方放弃“经略”的大约时间。” 五尺道在秦惠文王派兵灭蜀之后，就开始修建五尺道，而由于当时西南夷地区地势陡峭，前后修建了近百年，到了秦灭汉朝建立之后，汉武帝命唐蒙继续开始开拓。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谢崇安教授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将五尺道的开通时间往前推到春秋战国时期蜀国与楚国对川、滇、黔地区的争夺，到了秦并巴蜀乃至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开发才进入大规模的拓展延伸阶段。也有学者认为五尺道至迟在商末西周初年就已开通。四川巴蜀研究中心的学者颜信结合考古研究发现认为：“无论是从五尺道沿线的考古发掘遗址所出土的器物，还是从文献记载有关五尺道的情况看，五尺道形成的时间应该至迟不会晚于商代晚期。” 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是在五尺道的主干道上，在这两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这意味着五尺道的开通时间，一定不会晚于商周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五尺道的开通和修建时间都是有争议的，但学者们对于先秦秦汉时期，五尺道已经修建这一事实，形成基本共识，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应的史料记载。
历史上最早五尺道的详细记载可以追溯到李冰开僰道。《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中有记载：“县有蜀王兵兰，其神作大滩江中，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岩，犹有赤白玄黄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黄，鱼从僰来，至此而止，言畏崖屿不更上也。”此段原文将蜀王兵的神魂描述为险峻的山崖，不可开凿，李冰便发挥其聪明才智，用积薪烧岩的办法，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开凿僰道——五尺道的雏形。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云：“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 班固在《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中也称：“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由此可见，秦始皇曾命常頞打通道路，秦代的确修建过五尺道。在《元和郡县图志》第三十一《剑南道上》也提到了：“初，秦军破滇，通五尺道……” 当时的西南夷方国众多，有夜郎、滇、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这些少数民族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当时，秦国已在西南夷地区设了巴、蜀、黔中郡三郡。秦朝统治者想要扩大政治版图，巩固边疆地区，便曾派人以军事手段镇压，然后打通从中原进入西南夷的通道。到了汉武帝时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为了制伏南越，唐蒙上书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在夜郎设置官吏，从夜郎入南越。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主张，“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从僰修到牂柯江，也就是在五尺道的基础之上修建的“南夷道”。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通西域在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问使者所从何来。使者便言明由于北方的通道为匈奴所阻，于是从身毒道通蜀，“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这就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在五尺道的基础上，经永昌道，过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到印度。由此可以知道，五尺道在秦汉时期有明确记载，并且在这一阶段，五尺道得到了扩展。
三、五尺道的路段走向
对于五尺道的大致走向，学术界都一致认可：起于僰道（今宜宾），过朱提（云南昭通），终于曲靖。这三个五尺道的关键地点在史料中都有记载，如《史记·正义》中说：“《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郎州就是如今的云南曲靖。《资治通鉴》道：“自僰道，胡注：‘班《志》：僰道属犍为郡。宋白曰：古僰国；县有蛮夷曰道，故为僰道，今戎州治所。……’”《水经注校注》卷三十三《江水》云：“县本僰人居之……”。僰道由于僰人居住，以此而命名，且在公元前135年便被设为犍为郡，今戎州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县。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钦差大臣袁滋奉命赴南召册封异牟寻，路过石门关时留下了摩崖题刻。 石门关是五尺道的其中一段，今还保留在云南省昭通地区，成为了古镇旅游景点。
通过搜集各类古中有关僰道、五尺道的古籍记载，进行分析考证，这三个地点确定了五尺道的总体线路走向，但对于其中具体走向，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其不同的看法。如颜信根据自身的实地走访，认为五尺道应该从宜宾，北接成都，经乐山到宜宾古道，经过高县、珙县、筠连等地，再与云南昭通水富相接，经盐津至大关向东折入贵州威宁地区，南下接云南宣威至曲靖境内。 陈讯通过文献资料结合第三次考古文物发现，认为五尺道宜宾市南广镇,经高县月江镇、大窝镇、来复镇、达庆符镇,转而向文江镇、罗场镇、蕉村镇,入筠连县，经云南盐津一线。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余宏模认为五尺道以僰道为起点，经川南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境，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经贵州威宁、赫章，再入宣威、曲靖。上述学者对于具体走向，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可以发现中间有很多地方存在于五尺道中，这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并且也有部分路段走向也是相同的。不再赘述，因为五尺道的具体走向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文物、文献资料的挖掘考证，同时需要结合各位学者自身的实地田野调查研究以及学术界共同的质疑、分析、探讨直至得出最后结论。
四、五尺道的主要功能
五尺道在秦汉时期是巴蜀通往西南夷的重要道路，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修建五尺道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官吏，便于中央对西南夷地区的管控。唐蒙上书汉武帝提出从夜郎取道攻打南越，在五尺道基础上修建南夷道，说明五尺道还是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水经注》卷三十三中提到：“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由此可知，修建五尺道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唐蒙凿石修建，在道路之间还要设立一些阁道，不管是其开凿的长度，还是其开凿的难度都很大，人们将五尺道和“秦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直道、驰道”共誉为秦朝七大工程。
五尺道已经作为了国家公共工程之一，其作用不仅利在当时，而且也作为后世朝代从中央进入西南夷地区的通道，其作用具有延续性。再从民间角度来看，五尺道在官方修建后，更多的被老百姓用于贩卖货物，五尺道作为了一种经济交流的载体。“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列传》中都有提及。秦朝灭亡后，西南夷地区拒不承认汉朝，于是恢复原有的关隘，不与汉朝官员往来，巴、蜀人民私下偷偷外出做买卖，换取筰国的马、僰国的僮仆、髦牛，巴蜀两郡的人民靠此发家致富。可见，五尺道这种官方通道在修建之后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人民。
今天，随着我国西南地区铁路公路网不断完善，曾经的五尺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际功能，但它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符号并没有退出舞台，人们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宜宾市管理学院的杨艳蓉老师曾提到：“五尺道以其拥有的遗产元素多样、分布范围广、保存情况复杂、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前景等特性，在国际国内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五尺道在现阶段更多的是承担文化价值功能，以旅游景点、旅游线路的方式向人们向人们介绍五尺道的深厚的历史底蕴。
五、五尺道的历史影响
五尺道从整体来看，是沟通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的通道，同时也是承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既有中原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影响，也有外域地区对我国西南边疆的影响。
五尺道的开通有利于西南夷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临邛主要生产铁器，蜀人利用这些产品与今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进行频繁的贸易。《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蜀卓氏的先辈居住赵国，用铁致富，后被迁入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氏是山东迁入巴蜀的移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这些移民使得巴蜀地区带来了冶铁技术，同时将铁器销往周边的滇黔地区乃至南越。铁器的输入是标志着新的先进生产力因素的出现。 它将和牛耕一起配合打破西南夷地区大部分的刀耕火种状态，这两个在农业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因素由中原传入巴蜀，再传入贵州、云南等地。如1992年在贵州兴义万屯发掘的9号墓中发现了东汉稻田模型模型为泥质灰陶，水稻田模型的出土表明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已经贵州兴义地区得到传播。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提到“秦灭巴蜀后，秦以移民实之”秦国强制性移民，设置官吏；汉朝迁移豪民，大族进入西南夷地区。这些移民除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外，还带来了许多其他的物质文明。巴蜀文化在接受中原文明的传播并不断融入吸收。西南夷地区在不断地接受巴蜀文化的辐射和影响。 可以发现五尺道周围城市出土的很多文物中夹杂着各种文明，既有本身土著的少数民族风格，也有巴蜀地区的风格，有些文物直接体现了中原地区风格，如在贵州出土的西汉干栏陶屋和东汉的铜马车。西南夷地区是北方文明、南方文明、巴蜀文明、土著文明的集合体。
西南夷地区是南亚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中转站，五尺道终点曲靖接至昆明、楚雄后经博南山道，便可去缅甸、印度等国。东汉政府将益州六县与哀牢地设为永昌郡。哀牢地有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等地质矿产及当地特有物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中记载道：永元六年（公元94年），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派遣使者、译员来献犀牛、大象给东汉王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内附三千余口，献象牙、水牛、封牛给东汉王朝。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这些外邦使者都是来中国朝贡，可见这是五尺道的延伸部分已经可以到达外邦如缅甸、泰国等地。西南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雏形，而是作为开辟好了的道路。外域地区物产丰富，蜀—身毒道的开通有利于双方物产的交换，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五尺道在秦汉时期不仅沟通了蜀、滇、黔等地，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还沟通了外域文明和西南夷、中原文明之间的交流。
【作者介绍】：管华香，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