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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应城渊源初探(上)
2019-01-15 16:07:27   来源:今日湖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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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没有来过应城?屈原流放汉北时是否住在蒲骚?伟大的浪漫主义诗篇《离骚》同蒲骚有没有关联?屈原的作品中能否找到一些与应城相关的蛛丝马迹?这些看似匪夷所思又难于回答的问题,笔者将在此文中一一呈现、解答。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本对于支撑本文观点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书籍:一本是现代学者李嘉言所著《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另一本是当代学者赵逵夫所著《屈原与他的时代》。本文之论述,将主要围绕这两本书的一些基本观点展开。

李嘉言所著《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录了他早期所撰的一篇论文《〈离骚〉丛说》。该文提出《离骚》之“骚”为楚地名,即蒲骚。      赵逵夫所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中,有一章节《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此章节钩沉了一段史书上含糊其词的屈原二次流放史实。这两位学者,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他们在关于屈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的研究中,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共同指向——那就是“汉北云梦”里的蒲骚(蒲骚即今应城)。


(一)“汉北”地名之辨

“汉北”这两个字,与屈原一生的命运紧紧相连,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屈原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地理符号。

屈原曾被楚怀王流放汉北,在汉北期间,屈原创作了千古不朽的诗篇《离骚》。这是一千多年来,中国屈原研究领域被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史实。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辟有专门章节《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的新证》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汉北”?它究竟是怎样一个地理概念?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汉水上游的楚国的地方;另一种解释为:汉水以北的楚国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对,它们都跟屈原有关系。先说第一种,为什么可以解释为“上游”呢?笔者推测,这大概是上古时代最初的一种地理概念。我们可以拿今言之“江南”来作类比。今言之“江南”,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泛指长江以南,而是特指长江流域下游的江、浙一带。“江南”的这个意义,可以视作古意的保留,则“汉北”释为汉水上游也就不足为怪了。再说第二种,此种解释当属望文生义,然而它又的确符合实际情况,在汉水以北的某一片区域确实叫“汉北”。笔者推想,这一点可能是后起意。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版图上,汉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只有流到下游的时候,其势才渐趋倾斜、平缓,呈现出东、西流向。所以要说汉水以北,它只能是汉水下游以北。而这一片区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云梦”的地方。“云梦”不等同于“云梦泽”,更不等同于今之“云梦县”。云梦在战国时代,是历届楚王的专属游猎区,屈原在第二次被流放的时候,来到汉北的这个云梦,在这里做“掌梦官”,负责管理楚王的游猎事宜。

围绕屈原一生的坎坷,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汉北”。一个是汉水上游的鄢陵(今十堰地区),另一个是汉水下游以北的云梦(实际落脚点是应城)。许多人就是因为在这两个汉北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提出的观点、说法往往难以与实际契合。


(二)汉北与屈原的几次受挫?

学术界一致认为,屈原的作品,除了《九歌》与《桔颂》之外,其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创作于被楚王疏远或流放的期间,是屈原受挫后“发愤以抒情”的产物。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把屈原一生遭受的挫折梳理一番,以便于确定相关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更是为了集中地论证本文要讨论的重点篇目《离骚》。

屈原自步入仕途以来,一生中大致遭受过三次(至少是三次)重大的挫折、打击。第一次是在屈原任左徒的期间,屈原受命于楚怀王,主持草拟宪令,推行改革措施。由于屈原的改革变法从根本上撼动了楚国旧贵族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许多贵族旧臣的反对,他们开始在楚怀王面前使谗言,诋毁屈原。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上官大夫夺稿事件”(此事见《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重重地参奏了屈原一本,于是“王怒而疏屈平”。疏远屈原的结果是什么?司马迁没有讲,但接着司马迁又写道:“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这中间有一个时间跳跃,省去了好些事情,而仅以“屈平既绌”一笔带过。这个省去的事情就是屈原由左徒被降为三闾大夫。此事发生在楚怀王14年,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前往汉水上游的鄢陵(一说为夷陵)就职。大约一两年后屈原被召回朝迁,出使齐国,第一次缔结齐楚联盟。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张仪使楚,以六百里地诈怀王。

三闾大夫主要是负责掌管楚国王室贵族昭、屈、景三大姓的宗社之事,以及兼负有教育贵族子弟的责任。鄢陵系楚国旧都所在地,在今丹江口、郧县一带,是名副其实的汉北。笔者推测,楚昭王时迁都,可能宗社留在旧址,未一并迁入新都,所以屈原任三闾大夫,须前往汉北就职。屈原在这期间的代表作是《抽思》、《思美人》。屈原任三闾大夫,初在汉北,后被召回,可能来往于郢都与汉北之间,长达十数年。此职基本上不参与朝政,面见怀王的机会比较少,在朝廷上的发言权更是微弱。楚怀王18年,屈原曾奉命二度出使齐国,归国时,曾谏过楚怀王:“何不杀张仪?”(见《史记·屈原列传》)楚怀王25年,秦、楚两国举行“黄棘会盟”,屈原也曾苦谏过怀王(屈原的作品《悲回风》中有“施黄棘之枉策”的句子),这都说明屈原在任三闾大夫期间,有时候是在朝的。

屈原第二次遭受到的重大挫折,是在楚怀王执政的最后十年间(楚怀王一共执政30年)。这个时候,国家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楚国继丹阳、蓝田两次战役惨败后,元气大伤,面对强秦,只能一味妥协。而秦国则使出欲擒故纵之计,放长线钓大鱼。秦昭王继位后,假惺惺地要同楚国和好,归还了从楚国夺来的部分土地,还提出要同楚国王室联姻。楚国上层统治阶级乐于苟安,一个个弹冠相庆。一时间,楚国朝廷中的亲秦势力急剧膨胀,作为坚决的联齐抗秦派的屈原,自然难容于楚国朝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秦国方面在挤兑屈原)。在这种形势下,屈原再度遭贬,被楚怀王贬到汉北云梦之地,做了不死不活的“掌梦官”。此职是负责管理云梦游猎区的林木鸟兽以及楚王的游猎事宜,属于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芝麻小官。

关于屈原第二次遭贬的时间,有的说是在楚怀王20年,还有的说是21年,笔者赞同赵逵夫的观点,是楚怀王25年。因为这一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即“黄棘会盟”,此事件标志着秦、楚两国和好达到空前之盛况。楚要与秦修好,自然要铲除国内的反秦势力,并且必须再度违背“齐、楚联盟”,因此屈原在劫难逃。屈原于楚怀王28年,被楚怀王再次召回朝廷,拟委以重任。在汉北云梦这期间正好是三年,这又与《卜居》中所说“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相吻合。

关于放、放逐、流放,一直是屈原研究中纠缠不清的一些说法。笔者在此认为,屈原只要是离开郢都,统可以称之为“放”。屈原头两次所受挫折、打击严格地讲,应该是迁谪,而不是废官放逐。到楚顷襄王继位之后,屈原遭到的才是真正的流放。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司马迁反复说到的“屈原放逐,著《离骚》”,以及西汉刘向《新序·节士》篇里所说的“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其实都是笼统的说法。这一点,清代学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他说:“原(屈原)于怀王,受知有素。其来汉北,或亦谪宦于斯,非顷襄弃逐江南比。”屈原谪居汉北云梦期间的代表作是《离骚》、《招魂》。

许多人把屈原一生中遭到的两个“汉北”混为一谈,搞不清楚,因此在时间、地点方面有诸多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赵逵夫关于屈原任掌梦官的这一段考证,探幽发微,廓清历史迷雾,被中国现当代楚辞研究权威人物汤炳正先生赞为“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2014年端午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屈原》(此片由湖北电视台所摄),也采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到屈原是在游历汉北云梦泽时创作的《离骚》。同时也揣测性地指出(主要是史料缺乏),屈原是在楚怀王执政的后十年间,作为向秦国示好的一种政治交换,将屈原再度流放汉北。不过该片也有错误:把三闾大夫之职放在左徒之前,将屈原作《离骚》定为初次受挫之后。

屈原第三次受挫,是在楚顷襄王继位以后。楚怀王28年,楚国遭遇了“垂沙之战”的惨败,楚国大将唐昧被杀,丢失城池十余座。此次战争是秦国蓄意挑起来的,并且还联合了齐、韩、魏、赵几个诸侯国对楚国一起讨伐。一次次血的教训,使楚怀王大概终于有所醒悟,于是在这一年把屈原从汉北云梦召回。怀王本拟继续以左徒之职任屈原,但是在朝中又难以力排众议,只得仍以三闾大夫任之。(三闾大夫是伴随屈原终老的一份官职,这一点,从《渔父》一文可以看出。渔父曾问晚年的屈原:“子非三闾大夫欤?”)楚怀王30年,怀王接到秦王的邀请,欲赴武关之约,屈原曾挺身而出,表示过反对。无奈怀王听信稚子子兰的怂恿,还是去了,结果中计,被秦国软禁。三年之后客死于秦。楚顷襄王继位后,任用其弟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谗言,排斥屈原。屈原曾在朝堂上怒斥子兰,因此结下仇怨,终被楚顷襄王放逐,流放到更远的江南一带。这件事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的:“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第三次被放的地点俗称“江南”,在今湖南沅、湘流域一带。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放。屈原此期间的代表作是《涉江》、《怀沙》。

至于屈原在楚顷襄王在位期间到底是被流放一次还是两次,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个问题与本文所论述之主旨牵涉不大,在此不加探讨,笔者暂认定为楚顷襄王期间仅流放一次。





【作者介绍】:杨建平  单位:应城市作家协会



(编辑:陈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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