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
【人物介绍】：许子威（1908—1989），湖北应城人。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1926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师连指导员、师党委书记。后因病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回家休养。1931年至1933年在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学习。抗日战争期间，参与应城汤池训练班的工作，训练抗日青年，后历任中共应城县委军事部部长，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行署主席，桐柏行政分署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军代表兼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荆江分洪工程副总指挥，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华中农学院院长，政协湖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投笔从戎加入共产党
许子威1908年1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双桥许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许恒，字恺武。7岁开始在双桥湾附近的许家庙和许氏宗祠读私塾，12岁到湖北省省立汉口中学读书。上中学三年级时，父亲许云程去世，靠母亲一人养活全家。虽然家境更加贫寒，但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在以优良成绩于中学毕业后的1925年秋，考入湖北省省立医科大学。
1926年上半年，北伐军直逼武汉，学校宣布停课，他暂时回家。8月返校时，学校已住满了北伐军。置身于大革命的氛围中，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开始和许多同学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书籍，同时也阅读了许多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具有革命性质的文章。他的思想也由此发生了剧烈变化，从立志学医救人，转变到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立场上来。
1926年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他毅然报名投考，随即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学习。在学习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革命纲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很想和共产党联系。有一天，他去武昌阅马场参加群众大会，发现一个新木桶上写着：谁想加入共产党，请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要求写清楚投入桶中。他便按要求写了一张纸条投入。长沙“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密令夏斗寅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军校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武汉保卫战。他被分配到一个连队任副班长。中央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于武昌外围击溃敌军，并乘胜追击到贺胜桥才宿营。当晚在他放哨时，班长刘鸣銮来哨位问他，是否曾写过条子要求加入共产党？并告诉他，党组织经过周密调查，同意他的要求，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战士，开始了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
◎坚持革命参加广州暴动
1927年7月，中央独立师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8月初，教导团乘船到九江后，因爆发南昌起义，遂被改编为属于张发奎第四军的军官教导团。该团徒手从九江出发经南昌、赣州，翻大庾岭到南雄和韶关，到达广州，驻在四标营，并重新配发了枪支。由于该团中共党的组织在改编和长途行军中保存完好，因此，该团到达广州，使准备中的广州暴动得到了一支生力军。许子威在到广州后，就开始在组织的领导下，准备参加广州暴动。1927年12月11日凌晨1时，他受命与共产党员王若冰、连汝瑶、刘玉鳞去处死反动的教导团参谋长朱勉芳。他们在脖子上系上显示起义的红布条，摸入团部，将正在酣睡的朱勉芳捆绑刺死。随后便就参加了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第四军军部和防守观音山等一系列战斗。12月13日晚，奉命撤离观音山，部队匆匆经沙河到花县待命。
在花县，从广州撤退下来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工兵营、工人赤卫队等部队整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叶庸、师党代表袁裕，第十团团长白鑫，团党代表徐象谦（即徐向前），许子威由班长提升为排长。
同年12月16日，红四师从花县出发突破了敌人一次次重围，经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县，于1928年元旦前夕胜利到达海陆丰，获得短暂休整时间。1928年三月以前，红四军作战顺利，取得了陆丰抗击敌正规军、攻打梅隆、汕尾、碣石、甲子及惠来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连续战斗中，许子威由排长提升为连党代表。三月以后，红四师几乎天天打仗，部队相当疲劳，师长叶镛也因病被敌人抓走。徐向前接任师长后，刘校阁任师党代表，许子威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
红四师在极度艰苦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1928年秋。此时，接上级指示：革命已转入低潮，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决定把外省籍红军将士疏散。许子威受命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报告红四师的情况。他在香港的联络站向省委负责人、广东省委军事部长汇报了红四师的情况后，即奉命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师的情况。
1929年初，许子威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向中央代表陈东详细汇报了红四师的情况，陈东安排他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亭子间住下，一面写红四师斗争的材料，一面学习党的文件。许子威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或到苏联学习，但因他当时疾病缠身，十分虚弱，陈东同志解释并反复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后，代表党组织建议他将组织关系留在上海，暂时回家养病，等待党组织联系，于是许子威根据党的安排回家乡养病。
◎抗日救亡创办汤池训练班
1929年春节前后，从上海回到应城双桥家中养病的许子威，接到陈东的来信，叫他到荆州城内关帝庙找人接头，他因病未能赶去，暂时中断了组织联系。
1929年春末，在任应城县教育局局长的叔叔安排下，他带病到县教育局任庶务股的股员。与他一起参加红四师斗争的徐休祥（徐觉非）也从海陆丰回家，边教小学、边养病。不久，有坏人向教育局密告徐休祥是共产党。许子威设法将此事压下，掩护了徐休祥。1931年初，许子威在中华大学文学系学习半年后，便与徐休祥等4人被应城县教育局公费保送到金陵大学农林专科学校学习。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他一面认真学习农业专业，一面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试图接上组织关系。他曾和同学们一起，闯进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院，呼吁蒋介石接受人民坚决抗日的要求。因此他两次受到校方警告。
1933年夏末，许子威从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先生建议他到汤池办农场，他欣然同意。便用李先生给的500元钱作为开办费在汤池开始了农场建设。由于措施得力，农场租种的土地取得丰收。李范一先生见办农场有成效，又筹款开办了汤池小学，继而从建设厅节余款项中再拨出4000多元，修建汤池旅馆和温泉游泳池。接着又向膏、盐矿商和赞成振兴汤池的地方人士征集股本，把汤池农场扩大为“汤池碾米、榨油、织布、生产、供销合作社”，由李范一先生任理事长，地方士绅李伯仁任副理事长，余泳陶任经理，许子威任副经理，实际上负全责。一年后，就在皂市附近的四顾台办起了汤池合作社机器碾米、榨油厂。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华北的学生不断流亡到武汉，国共合作抗日的气氛日浓。10月下旬，共产党在武汉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许子威听说后，就鼓动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李范一先生去“八办”。李先生与许子威到“八办”后，见到董必武同志。许子威还单独向董老汇报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和汤池合作社的情况。1937年初冬，经董必武和李范一、石瑛协商，决定由湖北省建设厅提供资金，以准备对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名义，招收有志抗日的流亡青年，在汤池开办湖北省合作指导员训练班。干部和教员由“八办”代为聘请，实际上是为开展游击战准备干部。
训练班以李范一为主任，许子威负责对外联系和后勤工作。陶铸同志则实际负责训练班的训练和党组织的全面工作。1937年12月上旬，陶铸带着训练班的第一期师生到了汤池。陶铸同志决定许子威作为特别党员，与自己单独联系，不参加党的小组会。由于训练班在汤池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湖北省行政专员石毓灵、立法院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福生及特务头子徐恩曾都相继专程到汤池打探情况，但均被许子威严正而巧妙地碰了回去。汤池训练班从1937年12月20日第一期开学到1938年10月正式结束的11个月中，共培训了600多抗战青年，他们在训练班结业后，除少数人赴延安和到外省，大多数人奔赴湖北各个地区，成为发动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李先念同志后来说：“竹沟、七里坪、汤池是鄂豫边区三个革命根据地的支撑点。”高度评价了应城汤池训练班在建立抗战根据地中的作用。
1938年10月，许子威到“八办”领回24支德国造驳壳枪，与鲁尔英一起组织起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不久，队伍由鲁尔英率领到达京山丁家冲。他则到宜昌向陶铸和李范一先生汇报。随后同陶铸和李范一先生到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任政治指导部秘书室主任。其间，经组织决定，许子威开始参加党的小组生活。约半年后，豫鄂边区政治指导部被撤销，许子威告别李范一先生，与杨学诚等同志回到鄂中。
◎团结抗战就任中原行政公署主席
1939年三、四月间，鄂中区党委（又称豫鄂边区党委）派许子威到应城，在党外任“应抗”副司令兼做县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任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他刚到“应抗”司令部，就组织一个中队袭扰了驻扎宋河的日军。随后一人通过日军驻地，找大矿商韩献廷等为“应抗”筹集经费。各矿商均慷慨解囊，贡献出上万元现金，并表示以后按月按户交款。解决经费问题后，“应抗”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战斗力，打了几个有影响的胜仗，一度占领云梦县城。
1939年6月，应城县抗敌游击队司令部奉令改为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队总队（习惯上仍称“应抗”总队部和“应抗”司令部），许子威任总队长。他自觉缺乏军事指挥的经验和能力，便要求上级派得力的军事干部来担任领导。不久，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王海山到“应抗”总队任参谋长兼中共应城县委委员，许子威则主要抓扩军和后勤工作。
当年7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边区党委决定以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由陶铸和许子威召集矿商或其代理人开会，动员各矿商继续为“应抗”捐献钱款。由于“应抗”打击日寇累有战绩，参加会议的矿商都表示热烈支持。矿区的抗日乐捐由每月1万元增加到4.5万元。这对“应抗”的发展壮大起了极大作用。
同年9月，曾参加“应抗”的李又唐部勾结顽固派，拒绝我党派遣的干部，还阴谋吞并我军一个支队，许子威即建议李先念同志消灭李又唐部。在战斗打响的当晚，许子威带一个连的兵力，沿着李又唐部的防线喊话劝降，并指示受降地点。李又唐部三个大队经他喊话后，一枪未发就归顺了。12月，许子威在参加会议时与日寇遭遇，腿部受伤，但他带伤与王海山等同志率部队突围，冲出了日寇的包围。
1940年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决定建立鄂豫边区党委，许子威调离“应抗”，专门负责边区宪政促进会的工作。1940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上，许子威被推举为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主任。皖南事变后，边区党委决定将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改为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被边区人民推选为边区行政公署主席。他在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殚精竭力，不仅团结起鄂中爱国力量支持抗战，还在战胜自然灾荒，保障人民生活及部队给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后改组为中原行政公署，许子威任中原行政公署主席。1945年9月，兼任江汉行政公署主任。
◎随军突围收容掉队干部战士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及其领导机关层层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区，妄图一举全歼。中原军区决定分三路突围，当时许子威正患重伤寒，发高烧一个多月，但仍决定带病随军突围。
1946年6月26日凌晨，中原军区司令部离开宣化店向千里之外的陕南突围。许子威和中原行政公署的其他负责同志带着一个警卫排跟着司令部干部旅突围。在突围过程中，王震同志先后给过许子威三匹马骑，这些马伤残后，王震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许子威，许子威说：“将军岂可无马。”抱病随部队走入陕南。当他看到干部旅掉队人员颇多时，就一面与汪才贵组织收容掉队同志打游击，一面请干部旅政委张成台寻找李先念提出建议。李先念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汪才贵、许子威以陕南独立支队司令、政委的名义收容掉队人员。汪、许得到命令就在天竺山设立指挥部，开展工作。几天之内就集合了数百干部，编成了三个大队。这支部队在打退敌保安团的进犯后，胜利与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会师。当许子威向李先念汇报时，李先念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现在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正需要干部。”
1946年八九月间，许子威到了新成立的豫陕军区四分区（即豫西军分区）任副政委、副书记。一到那里，就与一分区配合，抓住战机，在西陕口一带打垮了别廷芳的十几个团。在军事上打开了局面。同时在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安定社会秩序、调整财政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迅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使四分区成为豫陕军区与黄河北岸的太行军区来往的落脚点。
1947年2月，四分区司令部接到豫陕军区的命令，放弃豫西，北渡黄河。经过艰苦转战，终于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渡过了黄河天堑，到达了华北老根据地山西太岳军区休整。1947年12月，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陕军区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后为中原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许子威随十二纵南下，进入了大别山。随后到新成立的桐柏解放区，任桐柏行政公署主任，着手进行政权建设。
◎修复交通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淮海战役快要结束时，中原局命令许子威到新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任部长、郑州局军事代表、铁路局党委书记。1948年冬，他主动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兼军事代表。
当时郑州铁路局主管陇海线和石家庄以南的平汉线。许子威集中精力抓接管和恢复通车。他在沿线调查时，经常与专家徒步勘察，亲眼目睹淮海战役后，平汉、陇海铁路的路基破坏严重；漯河至信阳一段几乎夷为平地；洛阳至潼关一带塌方很多，在沿黄河边的北段，路基和轨道被河水淹没、冲走。在经长途跋涉到西安后，又详细了解了咸阳以西的路况。他认为要在短期内使陇海铁路全线通车，民工力量不足，必须以军工为主。因此，他面见彭德怀司令员，请求彭总派十万大军抢修铁路。彭总批准了这个建议，不到半年，郑州至西安通车。在修复平汉铁路过程中，他坚持依靠当地政府，依靠解放军，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路职工的工作路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使平汉线全线开通，还在沿线增建了站台和调车股道。
◎投身农业求实求是求创新
1950年，中原人民政府以中原政府为基础，组建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许子威从郑州铁路局调任中南农林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邓子恢领导中南农林部的工作。在当年召开的鄂、豫、湘、赣、粤、桂六省农林厅长会议上，许子威充分听取各省同志的意见，比较合理地确定了各省的农林经费。为摸清中南大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许子威在6省会议后就率干部到各地调研，在调研中，为抓紧时间，经过桂林等名胜都不去游览。这次调研，使他下决心组建了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1年底至1952年初，国务院为解决长江水患，决定使用10万军工、30万民工在荆江上游的南岸兴修荆江分洪工程。他被任命为第二副总指挥，主管民工和后勤。当时，条件艰苦、工具落后、物资匮乏，他与指挥部的诸同志团结合作，沉着调度、协调各方，保证了工程按期、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工程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效果的大型水利工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笔题词，祝贺这一工程的胜利。
1952年底，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农林部等机构撤销，党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同志任部长。许子威随邓老到农村工作部任第一处处长，负责了解农垦工作。他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准确详实，深得邓子恢同志好评。其间，他还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调研和计划制定工作。由于邓子恢坚持应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毛泽东主席发生争执，结果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许子威等在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一些省级干部都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许子威对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的结论很不理解，深表同情，引起农村工作部个别领导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产生回家乡做点具体工作的想法。1955年冬，童世光同志到北京开会，劝他到华中农学院工作，他表示愿意考虑。后他回湖北养病，湖北省委和文教部的同志都欢迎他到农学院工作。回京后，他再三向邓子恢提出调动要求，邓子恢同志在无奈的情况下，同意了他的要求。
◎忍辱负重建设新华农
1956年9月，许子威开始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工作中。到校之初，他面临的是从湖南、河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农业院所调来的专业人员思想不稳定的问题。他就提出加强党委的团结，加强党员的团结，加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将农学院建设成重点农学院的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则由加强党委本身建设入手，调动全校党员的积极性，再依靠他们作好民主党派成员的工作。他以自己一贯的作风，尊重有真才实学、勤恳苦干的知识分子，向他们请教发展学校的大计。这使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感到有这样的领导，自己可以在华农做成一番事业。这样，就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教工的情绪，扭转了学院人心涣散的局面。10月，他主持召开了华农党委扩大会议，在学习中共八大文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检查和总结了华农的工作。在统一认识后，会议提出了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搞好教学、科研和校舍建设三大工作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把学校工作的中心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
1957年，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各专业招生计划比常年招生扩大1～3倍，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他率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到教师和学生中了解群众要求，在准确掌握师生思想情况和具体期望的基础上，一方面从领导机构做起，将党政机关从办公楼搬到临时芦苇棚中办公，腾出办公楼作为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一方面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人，正确对待暂时的困难。为了使这种教育有实效，他卷起铺盖到大棚与学生同住，利用晚上时间与学生亲切交谈。由于他有广泛的知识，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在与同学交谈中，时而引经据典，时而现身说法，语言充满智慧而又诙谐幽默，使许多同学感受到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团结一心共同克服暂时的困难。
为了学校的发展，他反复与省和高教部的领导协商，终于争取到建设新校区的资金。他率领有关干部会同上级部门的同志在武昌远郊选择新校址，最终选定了南湖边的狮子山。在建校过程中，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用自己的双手，消灭了荒山荒地，在短期内完成了教学楼、办公楼、宿舍、农场、牧场以及果树和茶树林的建设。1957年夏，学院实现搬迁后，有同志私下总结许院长的工作说：“他不仅是书记兼院长，还是书写上报材料的书记员；建筑三材（钢筋、水泥、砖石）的材料员；计划进度的统计员。”这个说法居然不胫而走，闻之者无不动容。
他重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更重视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来学习党的各项指示，要求自己有真正的心得，并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决不人云亦云，或唯做上级的传声筒，因而，他在落实当时党的教育方针上，结合农业科学体系的特点认为：农学教育既要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又要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还要重视提升实践经验为理论的科学抽象过程。学校在教学上要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促进农业教育、科研、生产的发展。因此他建议华农的校风应该是“一手拿书本，一手拿锄头；勤耕苦读，又红又专。”这与当时一些高校把“突出政治”作为教育唯一目标的思路相比，无疑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在事关党的事业全局，关系人民生活的大问题上，他更是认真观察思考，辨别风向。发现风向具有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违背科学规律的性质时，他决不放弃自己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不唯上，不唯人，襟怀坦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他对于“大跃进”中“水稻产量放卫星”达到亩产万斤的宣传感到疑惑，就亲自种实验田。不仅深耕三尺，还合理施肥，注意防涝、防旱、防治病虫害，结果亩产只有八、九百斤。这样，他不顾自己已经被作为“右倾分子”处分的境遇，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生产指标不能定的太高，农业增产有自身规律，在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呈“抛物线”状态，通俗说，就是个缓慢爬坡的状态，指标定得太高违背规律，这不仅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也会给农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抛物线”暗示粮食生产会大滑坡，与“大跃进”唱了反调。许子威因此在全省范围内被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
在将华农迁到农村去的问题上，许子威认为既浪费资金，又不利华农的发展，遂一面深入到各县调查、选址，一面征求各方面对华农迁院的意见，结果大多数专县表示“将来欢迎，现在不欢迎”。后来，许子威亲自到宜昌、黄岗主持办分校，并用此证明华农本校设在城市，也完全可以为农业发展服务，使华农终于避免了大搬迁。拨乱反正后，农业部部长何康到华农调研时说：华农在““文革””中有两大成绩，一是保存了一个窝子，二是保全了一套班子。许多华农的老教工则说：是许院长以自己的政治智慧，保全了华农。现在学校能进入国家“211”工程，虽是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当年许院长没有为学校争取到7000多亩土地，汇集了一批老专家，培养出好的校风，现在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就困难的多。
““文革””开始后，许子威被扣上“老右倾”、“走资派”、“黑帮”等若干帽子。他不仅一度被单独关押，还被迫带着病体下乡养猪，就是这样，他仍然口无怨言，努力把猪养好，直到因脑溢血住院，他才告别了养猪生涯。在他住院期间，不少老同志来看望他，鼓动他去申诉，他都婉拒了。
1976年秋，粉碎了“四人帮”，他的处境开始好转，当他因病到北京治病时，与李先念同志见了面。老战友相见，十分亲热，但他仍没有为自己的工作安排说一句话，以致一位同时在座的老战友在会面结束后大呼他太老实。但他却笑说，我不习惯为自己说话。
随着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许子威的冤案得以平反。他此后相继担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副主席、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湖北省农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86年12月，湖北省委批准他辞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的请求，他开始了离休生活。他人虽离岗，心却仍系党的事业。当他知道五师突围时的离散人员在政治待遇和生活保障方面有许多遗留问题时，就本着对战友负责的态度，下乡作调研，出证明，回来后又执笔给有关领导写了报告。在他和一些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许多长期受不公平待遇的五师老战士迎来了安定的晚年。
为了保存革命斗争史料，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提笔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在《湖北文史》上发表后，不少老同志写信或打电话，询问这部回忆录的下半部何时发表，认为他的回忆录是为五师留下了可贵的史料，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89年1月21日，许子威因病去世。湖北省委及华农全院师生以隆重的方式为这位襟怀坦白，为革命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老战士举行了送别仪式。李先念在给许子威夫人易齐萍的唁函写道：惊悉许子威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与子威同志共事多年，合作得很好。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望你节哀。望子女继承子威同志的遗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送别仪式结束后，华农的师生都说：“李先念同志的唁函，高度评价了许院长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记忆。”
注：本文根据许子威回忆录《八十自述》和华中农业大学部分干部、教师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
（编辑：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