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女红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女性的必修课，这一题材也相应地表现在女性的文学创作中。本文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三篇不同时代背景下以刺绣为主题的小说，分别是凌叔华写于1925的《绣枕》、李纳写于1960年的《刺绣者的花》和王安忆写于2011年的《天香》。以刺绣主题及其表现为视角，通过并置阅读这三部作品，梳理出女性作家对刺绣功能的认知，其背后隐藏着一条女性自我的认知路径：从被践踏的女性到革命女性，最后再到独立自主女性的嬗变过程。三位女作家对刺绣的观照既受当时时代规约，又是对所处时代的文学反映，更加集中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刺绣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以及时代风貌，让人们对以刺绣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更鲜明的感性认知和深刻的理性认识，可以高度继承和创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刺绣主题；隐喻；女性价值；心灵史
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识别码：A
“黼黻文绣之美，疏布置尚，反女功之始。”（《礼记》）自古以来，女红是中国女性的必修课之一，对其的研究可以从物质文化、艺术史、女性史和社会经济史等角度出发。本文尝试阅读女性作家以刺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探讨其中的刺绣书写以及背后女性价值和命运。中国现当代以来，虽然脱离了古代刺绣的典型情景，但是以刺绣为主题的书写一直没有间断。近一个世纪来，有三位女作家的作品较为经典，分别是凌叔华的《绣枕》、李纳的《刺绣者的花》和王安忆的《天香》。这三部作品都是以刺绣为主要载体探讨女性命运，有如三块里程碑，分别象征了中国女性在五四时期、文化大革命前后和明末清初的不同形象和心路历程。正是因为刺绣这一主线，人们可以透过一个具体的观察视角来考察女性的命运。如论者言：“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或许，这种女性作家文学视角下“历史性的考察”能够厘清现实，还原女性所“经历过的现实”。凭敏锐丰富的观察和想象，女性刺绣者将情感融合进一针一线之中，将其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艺术品。而女作家们也凭借相通的生活经验、生存体验和文学表达，用文字精心“绣”出对生活和时代的感性认知和深刻思考，这既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风貌，又因各自不同的情境更呈现出不一样的神采。
一、《绣枕》：被践踏的技艺
“五四” 文学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和解放，其中女性的解放更是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大多数批评家将文学作品是否彰显女性意识或是否反抗封建传统作为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一直以来，中国新女性被认为诞生于“五四时期”，女性创作也表现出扬弃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以及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特征。具体到文本之中，会发现仍有一些文学作品并非如此，女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截然对立的，女性的觉醒和解放也绝非易事，凌叔华的短篇小说《绣枕》便是其一。
夏志清认为凌叔华敏锐地观察了中国“特定过渡时期”“旧式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困境”。在古代，女红是衡量女子品德的重要标准，闺阁女子往往将绣艺作为展示才华、对外交流和获取较好归宿的有力资本。在《绣枕》中，凌叔华从侧面描写了一个欲借女儿绣品攀龙附凤未遂的旧式家庭。这名女子从未想过冲破封建道德规范，只是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将自己一生幸福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归于无望后则是非常惆怅和失落，并没有五四时期女性那种深刻反思和勇敢反抗的精神。
《绣枕》选择了大小姐生活中的两个片段。其一是刺绣进行中，其二是绣枕被毁。大小姐身材姣好，容颜秀美，性格温婉，绣艺精湛，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闺阁女性的完美想象。她所绣的凤凰尾羽竟然用了40多样彩线，色泽绚烂，华丽无比。所绣的翠鸟紧紧地盯着水池里的小鱼儿，眼睛闪闪发亮，仿佛活了一样。大小姐将自己的美德寄托在刺绣中，希望绣品能传出闺阁，为自己谋一个好归宿。
两幅绣作象征了大小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荷花翠鸟有生活安详美好之意，而凤凰自古以来则有“爱情”和“夫妻”之意。大小姐从严冬绣到酷暑，甚至还害了眼病。令人意外和失望的是，两年后，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原来，那两个绣枕在被送人的当天，一个被醉酒客吐脏了，另一个被当作脚踏垫惨遭蹂躏……大小姐听说后，心如刀绞，但是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小说自始至终，大小姐情感上的变化都深埋在心里，其喜怒哀乐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礼教对女性情感表达的规定。
被冷漠地侮辱，被无情地践踏，是这对绣品的实际遭遇，也是大小姐不幸命运的隐喻，更是中国旧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高度象征。在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绝大多数女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主权，永远是男人的附庸。
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的女性觉醒，有的女性反抗，也有女性仍然窒息于男权强大的话语力量之下，不能主宰自我命运，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凌叔华曾说：“中国的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她通过刺绣这个视角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人格追求和自由平等之灵魂相对缺失。凌叔华所表现的旧式女性，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颇具代表性，更因刺绣视角的新颖精致而独到隽永。
二、《刺绣者的花》：革命的手段
《刺绣者的花》是彝族女作家李纳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的长篇小说，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获得第一届人民文学奖。
叶五巧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性，从小就学习刺绣——“还没有水桶高就戳指头”了。她有美术天份，绣艺高超，“就是天空飞过一只灵雀，也照样剪下来。”但灵雀是自由的，她却不自由，她刺绣就是为了“顾着几张嘴”，为了一家人生计而日夜劳作。然而，刺绣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生活，“几个姐姐，哪一个不是低头顺脑，每天只看着绣架上那块天地，苦啊，累啊，腰直不起来，眼睛模模糊糊，可是一天伸展日子也没过过，还有我那苦命的娘……”出嫁后，刺绣也成为她表达爱意的重要方式，五巧探望丈夫前，逛遍绣花街丝线街。她盘算着：“鹦哥绿配丁香红可以绣山茶；松绿掺蓝再配上灰，绣孔雀任什么也比不上……她要将故乡的风光景色、虫鱼花鸟搬到丈夫那里。”刺绣也成为小家庭的经济来源之一，“为姑娘读书，手指戳烂不算，每夜对着火神老爷熬命，命都搭上半条。”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有许多用针线做比的地方语言，如五巧的妈妈说：“公婆只有针长的日子，你们还有线长的日子呢”等。
然而，公婆嫌弃五巧身份低微，身为国民党官员的丈夫也有了外室，五巧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伴随着女儿参加革命，每晚陪伴五巧的不再是针线，而是《新华日报》。不知不觉中，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她的心中萌芽，这点燃了五巧那颗自幼就不向命运屈服的心。她说：“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英雄好汉，可惜我是个女人，只会戳指头。”革命者的启蒙让她似乎看到了黑暗生活的一线光明。
抗战爆发后，航远县开设刺绣工场，五巧是出名的刺绣好手，阔太太们都指定要她绣。女工们决定绣一面锦旗呈献给游击队，大家一致决定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五巧。这时的五巧百感交集，为生计她戳了一辈子指头，都没过上好日子。这一次的刺绣绝非寻常，是为了向敬爱的党表示感谢。她“在红缎上画出了镰刀斧头，从那长长的线里，仿佛抽出她心酸的一生，她的梦想，她的失望，她的痛苦，她的被践踏的生活。她走了多么漫长的路啊，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坐在绣架前的她，不再是奴隶，而是共产主义战士。她的花朵不再呈献给有钱人，而是呈献给自己的党和阶级。这面红旗寄托了她的全部生命和理想，她似乎看到有人扛着这面红旗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然而，五巧在解放前夕执行任务时被捕，最后被丈夫下令杀害了。在小说的后半部，有一个寓意深刻的细节：五巧让女儿到解放区带上绣架，女儿开始不愿意，后来在五巧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带上绣架。五巧虽然牺牲了，但是革命后继有人，刺绣这门技艺也将薪火相传。
在作者李纳看来，中国旧社会中，女性要承受比男性更重的社会压迫，她们“一旦觉醒，对旧生活的抛弃；对新生活的执着，舍生忘死，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这部作品也与作者所处的上世纪60年代的文学政治语境密切相关。在那个非常时期，文学的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在当年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的13部长篇小说中，《刺绣者的花》显得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作家和题材，另一方面革命文学的特征较为明显。“爱与恨，就这样被阶级关系区隔开来……阶级斗争的暴力在这样的时刻才把情感推向高潮。”小说中的五巧及其婆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对立的阶级关系之上，基于此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关系处理相对简单，阶级仇恨和革命情谊的针锋显得非常生硬。李纳通过《刺绣者的花》成为时代生活的文学记录者，同时也为刺绣这门古老的技艺找到了新时代的存在意义。中国传统女性也不像《绣枕》中描写得那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抉择，刺绣也成为她们进行革命的手段。她们以刺绣这种独特的方式为革命鼓与呼，她们身体力行，不断地为革命添砖加瓦，乃至最后浴血牺牲。这鲜血绘就和染成的锦旗与被吐脏和践踏的绣枕形成鲜明对比。
三、《天香》：传统文化瑰宝
王安忆长篇小说的《天香》（《收获》杂志2011年分两期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讲述了明朝末年，上海望族申家长子申柯海的妻妾共创“天香园绣”，申柯海侄媳希昭又将书法和宋元绘画引入绣品，后申家中落，希昭侄女蕙兰嫁入平常人家，一代绣艺从贵族之家最终走向平民百姓之家。据王安忆说，《天香》的故事来源于上海名绣——顾绣的真实历史，她将顾家刺绣转化为申家刺绣，明显地表达了为上海刺绣做传的心思。然而，王安忆的着眼点并不是仅仅再现明清女性刺绣的历史，她有更大的希冀——以女性的生活和心灵为视角，“重写”这段女性刺绣史。王安忆曾说，“‘顾绣’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群以针线养家的女人们，为他们设计命运和性格极其使我兴奋。”在她的笔下，刺绣不仅仅是训练女性手眼协调和艺术美感的妇徳之一，也不仅是底层妇女应对礼仪、审美以及官场绣品需求的一种劳动技巧，而是女性借以逃避现实的一种途径，而这种逃避最后转变成了抗争，一种对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的追寻。
顾绣的第一代创始人是缪氏，《天香》中与缪氏对应的人物是“天香园绣”的创始人、申柯海的小妾闵氏，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开创性人物。申柯海因妻子小绸生女之故，纳苏州织工之女闵氏为妾，闵氏却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闵氏在无限寂寞中开始绣花。原本水火不容的妻妾二人因为都生了女儿而遭到嫌弃，后来靠刺绣与丈夫分庭抗礼。在得知丈夫要再次纳妾之时，二人并不以为然，正是因为有了刺绣她们才有这样的底气，同时也使她们在申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
顾绣的第二代传人是韩希孟，广泛搜求唐宋名画进行刺绣临摹，被誉为“顾绣第一人”。小说中“天香园绣”第二代传人、也是申家刺绣名气和影响最大的沈希昭。当丈夫彻夜不归时，希昭也开始学习刺绣。申家这些从事刺绣的女性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之情显露无遗，只要有一颗真善美的心，处处都是“世外桃源”。顾绣的第三代传人是顾明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她早年守寡，只得以出卖刺绣作品糊口。她是《天香》中申家第三代绣娘申蕙兰的原型，申蕙兰由名门望族下嫁平民百姓，申家绣艺也因之从贵族家庭传至民间。
借着这三代刺绣人，王安忆完成了天香园绣传播的主要路径：闵氏→沈希昭→申蕙兰，同时也是民间→贵族→民间这样的大致方向。
其次，在申家中，有一种肝胆相照的“妯娌情谊”，这恰与中国自古以来女性刺绣史不谋而合。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外出结交朋友，只能被动地在家庭内部有限的亲属选中选择朋友。另一方面，刺绣界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同性友谊，但这种同性情谊又绝对不同于同性恋，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精神上依靠。在对明代中国女性刺绣史的重构过程中，王安忆生动而深入地再现了这段沉默的女性刺绣历史。
最后，这段刺绣历史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刺绣“经济小史”，一门技艺如何从消遣到谋生的转变过程，最终明代末年收藏界对刺绣作品的追捧开始成为热潮。对于女性而言，刺绣的价值和意义的改变，更是女性自身的巨变。明末清初时，针线活不仅仅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衣服、鞋子和床上用品，是女性个人创造力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女性也只有出现在那个时代，因为“扩大的教育机会、繁荣的坊刻业、流动的阶层分工和身份结构、城市乡镇的激增和官僚家庭投资中商业财富显著的重要性…… ”其中的典型当属顾绣的发祥地——松江地区。
在《天香》中，王安忆以刺绣为主题，很好地勾勒出了女性凭借刺绣完成自我价值的追寻过程，因之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她利用顾绣为中国传统刺绣背书，而刺绣又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进行了完美的背书。
四、不同主题下的相同旋律
综上所述，三位作家通过三部作品中的相应书写，传递出各自对刺绣的解读：被践踏的技艺、革命的手段和传统文化瑰宝，三部小说各有千秋。如果将这三部作品放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中加以考量，就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相同、相通的特征。
首先，这三部作品都是当时文学思潮的反映。《绣枕》创作于五四时期，凌叔华的思考深入到人物和时代的深处。在当时反传统的背景之下，她看到了传统的影响之深厚，思想革命和女性解放之艰难。传统女红美轮美奂固有其价值，但在当时，整体上呈现出被抛弃的倾向。《刺绣者的花》的写作跨越了上个世纪60、70和80年代，李纳始终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诠释她眼中的小家大国里的爱恨情仇。尽管这种方法在80年代已经显现出其弊端，但是作为同时代文学的标本意义重大。李纳沿着凌叔华的方向继续思考，女红技艺固然有被抛弃之虞，但在新时代可以在革命过程中焕发出耀眼光芒。《天香》虽然表现的是明末时期，但该作写于中共十八大前后，其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女红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埋藏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只有开放前瞻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被激活。在当前时代，传统文化（女红）基因再次被激活，以苏绣为首的几大名绣的蓬勃发展，其他地方绣种和少数民族绣种重新受到重视，这是最好的证明，对我国传统文化复兴具有积极意义。换言之，王安忆笔下从事刺绣的女性所在的时代，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对晚明社会的真实叙写，另一方面是对当今开明时代的高度隐喻。只有在这样开明的时代，传统文化瑰宝才能真正受重视而大放异彩。
其次，作者对刺绣技艺的高超性和重要性叙写不同，所达到的文学效果也因之高下有别。
《绣枕》中，大小姐的刺绣技艺一直是凌叔华所极力渲染的，对其绣艺高超的叙写占据全小说的绝大部分内容。绣艺通过绣色的丰富多彩和刺绣内容的生动逼真性来表现，其所绣的是颇有寓意的中国传统图案，寄托了女性对美好爱情和生活的憧憬。正是因为如此，最后绣枕被践踏之后，女性的命运才更加凸显出其悲剧性，正如鲁迅所言，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也是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心灵震撼力度却不小的原因所在。
《刺绣者的花》中的五巧的名字虽然与中国传统的“七巧”和“乞巧”有关，但是小说中对其刺绣技艺的高超程度——也就是“巧”——却简单带过。五巧的家庭生活和革命生涯是叙写的重点，刺绣稍显次要。小说的结尾，五巧整个刺绣生涯和个人生命的顶点——绣制党旗——叙写则浓墨重彩，其象征意义大于其他。相对来说，刺绣技艺在小说所用笔墨不多，而刺绣者的行为和革命心境所占篇幅较大，所以刺绣的文学特色不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也因过于强调阶级性而弱化。
三部小说中，《天香》的篇幅最长，其中“绣画”一卷中重点叙写了韩希孟如何将绣艺和文人画相结合，作者极力铺陈其绣艺之高深，如绣者为要将绣线劈为极细极细的“一丝”，刺绣因此而难上加难；如绣者从事刺绣是为了纾解内心的苦闷孤寂，这种排解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意味；如绣者将刺绣的范围从日常用品扩展到艺术品，其刺绣难度和精度要求更高，乃至这种艺术品在艺术品市场上奇货可居；如绣者不但绣画，而且刺绣的是文人画，其中寄托绣者的无限才思和文人意趣……《天香》封面上为文中提到的两幅顾绣作品，一为《东山图卷》，一为董其昌书《昼锦堂记》，当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从某种程度上说，《天香》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明末清初的刺绣“显学”，从材质到绣艺，从用品到艺术品，从始创到巅峰至没落。小说中的刺绣女性群像也呼之欲出，性格及命运各有差异，绣女和而不同，小绸深情而决绝，计氏宽和通达，希昭近乎通灵，蕙兰坚韧有度。小说集中反映了刺绣女性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其表现的功能大于再现的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魅力兼具。
王德威认为王安忆是向300年前埋首绣工的女性致敬，写作实际如同刺绣，最为精致的手艺可以巧夺天工。通过《天香》，王安忆绣出了自己作品中最美的图案，绣出了中国古代女红的巅峰之境，绣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当代风华。
再次，三篇小说恰好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刺绣的全貌，分别是中国民间刺绣、贵族刺绣和少数民族刺绣。《绣枕》反映的是民间刺绣，凌叔华描写的是略受传统诗书文化礼仪熏陶的乡绅阶层，刺绣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获得广泛认同。而《天香》中反映的则是贵族阶层的刺绣，其作品取材珍稀华贵，制作繁复异常，品味复古高雅，反映出贵族文化圈的审美趣味。值得一提的是，《刺绣者的花》虽然反映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彝族人民的生活，其中作者李纳本人和主人公五巧也都是彝族人，但遗憾的是，小说中并没有反映出彝族刺绣的特征。彝族女性是擅于刺绣的，那五彩斑斓的彝族服饰展示着彝族女性精深的刺绣功底。彝族刺绣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常以黑色和天蓝色为底色，以日月、星星、鸡冠、火镰、马牙、彩虹等为主要内容，有极大的地域特色。如果李纳能将刺绣的这些特征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相信《刺绣者的花》会富有更加鲜明生动的民族和民俗色彩。
最后，尽管时代不同，三部小说或多或少都呈现出男性逐渐退场的迹象。《绣枕》中男性没有正面出现，实际上是作为女性仰仗和依靠的对象存在的，同时也践踏和欺压女性的角色；《刺绣者的花》中的男性一开始是女性仰仗依靠的对象，但是后来终因阶级属性和革命心态而发生变化，统治阶级和反革命的男性是受谴责的，被统治阶级和革命的男性则是女性的希望所在；《天香》中的男性则一开始是女性的领路人，后来则彻底消失，因为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成为将生活过成艺术的性情中人。“她们不再是男权社会观念中的附属品，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是无所谓了，她们都能够脱离丈夫而独立……”
时至今日，手工刺绣已经成为一件奢侈品，某些刺绣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濒临失传，从这意义上来说，文学对刺绣的反映和回望，无疑也是对民间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发掘的一种方式，让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更加鲜明的感性认知和深刻的理性认识，继而高度继承和创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真正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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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刘慧，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北省民间工艺家协会会员；
蔡玛莉，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武汉理工大学文学硕士。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