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爹许白昊，他出生于1899年，生长在应城富水河畔一个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离家去武汉求学。此时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他立下“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豪迈誓言，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上下求索，奋力抗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革命，交给了中国人民。他先后在武汉、郑州、上海等地组织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开展了许多重要革命活动，留下了光耀后代的不朽业绩。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探索中国革命解放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虽然为党、为国、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已经90多年了，但他那种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坚守；对组织、事业的忠诚与担当；对金钱、家庭的清廉与自律；对国家、人民的奉献与大爱，永远值得我们崇尚与践行。
一、崇尚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
为追求人生光明前途，许白昊青少年时就离家只身一人来到武汉求学。1917年春，他考入设在省城武昌的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现武汉科技大学）。当年这所学校座落于武昌昙花林，渊源于工艺学堂。工艺学堂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8年所创建，1907年迁至昙花林，易名省城中等工业学堂，1914年复更名为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简称湖北甲工。湖北甲工是一所职业中学，相当于今天的职高，当时开设金工、染织、图案、电气四科，学生预科1年，专科3年，招收14岁以上，具有高等小学学历的学生。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红色底蕴深厚的学堂，早年学校就有不少师生是中国同盟会成员；伟大的辛革命武昌首义军旗，“铁血十八星旗”就出自该校的三名学生绘制；起义军中有不少学生军也来自于该校；董锄平、许白昊、郑位三、吴干臣、聂洪钧、柯松涛、田竺僧等一批中共早期党员、工运领袖都从这个学校走出。
许白昊入校的第一年，苏俄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人类社会从此真正实现了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这一惊天历史巨变，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也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以莫大鼓舞和希望。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许白昊受《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声》等进步书刊的浸淫和引导，积极参加武汉学生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参与发动组织了武汉罢工、罢市、罢学的“三罢”斗争；积极投身校园内外的结社、办报、演讲及学联发起的“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等进步团体活动。遂而萌发变革社会、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
1919年，许白昊因参与学生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等活动，揭力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湖北当局驱逐离校。同年秋，他胸怀实业救中国的梦想，深感“以有用之身，应留得有用之时。此时投笔从戎，成不过为许褚、张辽之徒，败则为蝼蚁耳！”（陈潭秋语）。毅然放弃报考军校的机会，离汉东下，辗转至江、浙、沪一带。在上海的机器厂做过工，在杭州的电机绸缎厂当过机修匠，曾就读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1918年在上海陆家浜南岸正式创设该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为职教理念，被誉为在国内外“最富有实验性的学校”。从这里走出了邹韬奋、张闻天、顾准、徐伯昕、华罗庚、江竹筠、秦怡等一大批杰出才俊。在这所革命气氛非常浓厚的学校里，许白昊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如《劳动界》、《劳动音》、《共产党》和《工人周刊》等许多面向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进步书刊，参加革命志士、进步团体组织的读书会、辩论会、联谊会等。此时的许白昊，已经不满足于入职糊口，开始考求中国实业如何发展的道理，探索如何救国于危亡、救民于火热的路径。
1920年11月21日，许白昊加入了早期的革命组织——上海机器工会。这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成立当天，孙中山、陈独秀都到场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被推举为名誉会员，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机器工人》与正式会所，筹办了英文义务学校。短短两个月，已有会员370多人，深受工人们的欢迎和拥护。许白昊在其中工作，并成为本工会的骨干成员。因而，结识了一批如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杨明斋、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让许白昊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恶劣现状和悲惨未来，不仅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有了更为深刻的亲身体验。机器工会的成立，无疑使许白昊这样的中国工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娘家人”的归属感，也成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动力。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经李启汉引荐，许白昊来到了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根据中共党的“一大”决定成立的，党的第一个决议以一半的篇幅规定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这个先进组织，就是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其构成人员大部分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国工运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地位。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力量很弱，又处在秘密分散状态，冠以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是绝不可能的。由此抓工人运动成为我党最重要的中心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运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许白昊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就在创办的机关报《劳动周刊》上，以赤光的名字撰写发表多篇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唤醒民众的文章，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指导着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他在《劳动周刊》第11期上，以《工人歌》为题用诗的形式，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心声：“青翠的山，碧绿的原。光华灿烂，锦绣河山。此何人力？我们工人！自作自受，理所当然。“快活日！快活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描绘了光华灿烂的人间世界，指出这个人间世界是劳动之力所造就，劳动者理所应当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并热烈向往着能够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实现这一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许白昊已准备着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在后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一篇文章《鹃血》中，曾这样写道：“我愿淌干眼泪，洗净大千世界，我愿洒尽碧血，参透昏愦人生”。这一励志雄文，引起了当时编辑部的高度关注，编者特加按语，希望读者注意此文，编辑部对此不甚知名的文学作者的作品相当重视。
1921年10月前后，许白昊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一道，先后参与策划、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和武汉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大罢工等一系列罢工、游行、集会、以及成立行业工会的伟大斗争。仅1922年，全国各地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成立的工会组织110多个，有组织、有纪律工人已达20多万人，迅速掀起了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1月21日，许白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我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我党最早面见列宁、斯大林教悔的人之一。特别是列宁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以及对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寄予厚望。对许白昊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无不给以莫大的启示、指引和鞭策。此次远东民族大会之行，革命的理论和火热的生活，把许白昊引进了一个广大的新世界。他了解了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任务是开展民主革命，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应当与农民携起手来，中国共产党应当带领无产阶级推翻反动的剥削阶级，建立本阶级的劳农政权，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思想上豁然开朗，更加激发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热忱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回国以后，由张国焘介绍，他便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初心始终不变。1922年5月1日至6日，党派许白昊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当选为执行委员。其间，他作为上海代表与蔡和森一起，参加了同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7月16日至23日，他又以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登上了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舞台。
许白昊已把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终身追求。在探索和追寻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饱学之士熏陶着、引导着，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从革命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力量和方向，经历了从朦胧到自觉、从自发到自为的巨大转变，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坚强而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共产党旗帜的引领下，正奋勇而前行!
二、崇尚他初心不改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许白昊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以身许党，听党召唤，勇于担当，不辱使命是其一生不变的本色。1922年6月，党派他回武汉领导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他按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模式，创建了武汉分部机关报《劳动周报》，并结合党掌握的《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发展工人组织、促进工人运动为宗旨，大力传播马列主义，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劳工解放，报道工人运动消息等。形成了党对外较为强势的宣传阵容，很快成为武汉工界的喉舌，独树一帜。为在湖北落实执行好中共“一大”和“一劳大”会议精神，迅速把武汉的工人运动做大做强。他带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同志，参与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硚口英美烟厂工人和汉阳钢铁厂工人等大罢工，并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迅速打开了党在武汉开展工运的新局面，“开辟了武汉工人运动的新纪元。”(邓中夏语）。乘着武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许白昊培养发展了施洋、向忠发、秦怡君、张金保、陈春和等一批工人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壮大了湖北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
为迅速实施中共“二大”制定的建党行动方略：《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经过充分调查和周密思考，许白昊有感而发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劳动团体中，如果参与者的阶级觉悟真能彻底，又能明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认清自己所有的目标，那他们必定会感觉到单一团体独自应付的能力太过薄弱，必定热烈地希望同阶级、同地位、同目标的劳动团体都能团结起来。”因此，许白昊把汉阳钢铁厂，作为他初来武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的第一块革命阵地。汉阳钢铁厂地处武汉工业和交通中心，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建的，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其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出屈一指，居世界第二位，在武汉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下设6个大厂、4个小厂，产业工人达6000余人。湖北大冶出产矿，江西安源萍乡出产煤，经湖南株洲铁路、汉水两路运往汉阳，高炉一炼就成所需的铁和钢，一个企业拉动采掘、运输、冶炼三个工业部门，环环相扣。这种相对孤立、封闭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如果通过成立工团联合会的形式，把三万多工友组织起来，并影响带动周围相关产业群起而效仿之，极有利于锻造工人阶级的团结性和战斗性，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队伍。时任中共武汉区委秘书、汉阳地区第一负责人的许白昊，在全力促成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的基础上（许白昊被推选为秘书科主任），他又积极与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联系，磋商跨区域工团联合问题，以实现工人运动呈现点、线、面相连相融，摇相呼应发展之势。1922年11月12日，由他牵头在汉阳钢铁厂召开筹备会议，商定了筹备汉冶萍总工会成立的各项事宜，还亲自为汉冶萍总工会起草了章程草案（共7章25条）。同年12月10日，来自安源路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大冶下陆铁矿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的工人代表，及各界来宾不下数千人，在汉阳三码头老街召开大会，宣告了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并推举许白昊为秘书长，总理日常一切事务。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为此发来祝词：“汉冶萍是中国最新式、最进步的大产业，为中国中部工业制造的策源地，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全国，工友极其众多，亦最富于阶级觉悟。半年以来，举行两次阶级战争的大同盟罢工都取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现在三公司底下的五大工团，联合起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结成一条强固精密的阶级战争的广大战线，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足以使资产阶级惊心丧胆。”
项英的脑海里，深深地记忆着许白昊百般操劳的情形。他对这段经历曾作如此评价：“这种伟大的组织发展多为白昊同志的努力所致。他被选为联合会秘书，足见他在武汉工人群众中的信仰。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武汉工人运动更突飞猛进，斗争的剧烈也与日俱增。各种工人均次第组织工会。白昊同志当此工作紧张之际，每天差不多只能吃一次饭，真是“枵腹从公”、废寝忘食，取得武汉三镇四十万工人更深的信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翌年4、5月间，许白昊会同董必武、刘伯垂、项英、廖乾吾、林伯渠等，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备成立了汉口特别市党部(汉口是民国时设立的第一个特别市，由国民党中央直接管辖）和湖北省党部，并确保其中任职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许白昊任汉口特别市党部组织干事、监察委员，后任省、市两党部政治委员。两党部的成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正式形成。当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后期阶段，蒋介石利用手握重兵，独揽党政军大权，伺机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进攻。许白昊出席了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许白昊、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瞿秋白、宋庆龄等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20多项重要决议，旨在恢复和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并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挫败了蒋介石妄想迁都南昌控制整个国民党的图谋。会议通过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运动的决议。从本次大会选举情况看，共产党人再次进入政俯任职，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成员占了相当比例，基本控制了党政大权。许白昊作为中共“二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国共两党重要负责人和湖北工委书记，加上他多年发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在参与领导国共两党合作，反击吴佩孚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钳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分共反共图谋，领导和推动全省工人运动发展，不断发展壮大我党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主要研究决定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发展工人运动是重要举措等非常紧迫的问题。许白昊全然不顾半年多的牢狱之灾对自己身心的摧残，挑灯夜战研读中央精神，并坚决而迅速地贯彻落实在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中。由于“二七”惨案的摧残，“汉口党狱案”血腥镇压，整个湖北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好在孙中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占据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后，湖北的民主革命形势出现了渐次缓和局势，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复兴。作为原湖北工团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许白昊，趁此形势，于1925年4月12日，正式恢复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还扩充了京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两个工会组织。接着5月4日，许白昊同董必武、刘伯垂等一起，趁机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面向社会公开。为了扭转革命低潮时工人运动出现的停滞，提振工人团结斗争的势气。许白昊又相继组织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夫8000多人、硚口英美烟厂4000余人、汉口和记蛋厂1000多人等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复了工人所提条件，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继而武汉火柴厂、硚口日商泰安纱厂、武昌第一纱厂等附近各厂，都有群起而响应之势。武汉工人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已成燎燃之势，革命的高潮再度到来。同时，也预示着全国革命高潮潮信已经来临。许白昊带着这样的成绩，再下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许白昊先后四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曾担任中共武汉区委、汉口地委、中共武汉地委、中共湖北区委、湖北全省总工会、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重要负责人。在武汉、郑州和上海等地，他参与领导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收回汉口英租界、上海工人同盟大罢工等伟大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封建军阀、外国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黑恶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培养锤炼了一支听党指挥、有组织、有纪律、能斗争的工人阶级队伍，赢得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许白昊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中，有五年多的时间是在武汉度过的。在此期间，许白昊和他的同志们，以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信仰，矢志忠诚于党的事业，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历经百折不挠的拼搏奋斗，终将实现了中共“四大”提出的建党方略。实现了湖北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巨大历史转变。以武汉为中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湖北工人运动，以澎湃之势跻身全国工人运动的前列。此时的中国革命中心，正在快速地向武汉转移，武汉正在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中心。
1927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从广州迁都武汉，并将武汉三镇划定为京兆区。同年4月，中共中央所属机构和人员已陆续从上海搬来武汉，早在2月份，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从广州迁到汉口。此时的武汉，不仅成为全国工人革命运动的中心，俨然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27日，在湖北武昌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的身份亮相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立的发端。许白昊与全体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并在党的“五大”上，他高票当选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按票最初排序：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也使他成为我党历史上，曾在国、共两党中担任过监察委员职务的唯一人员。他曾两度被捕入狱，虽遭严刑逼供，但丝毫没有动摇他革命的意志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直至不惜献出他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作者介绍】：许振斌，应城市税务局副局长。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