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没有来过应城？屈原流放汉北时是否住在蒲骚？伟大的浪漫主义诗篇《离骚》与蒲骚有没有什么关联？屈原的作品里能否找到与应城相关联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些看起来匪夷所思又难于回答的问题，本文将秉承以史为证，以前人研究成果为鉴，发微显隐，钩沉洞幽，力求找到一个圆满、合理的解答。

　　第一章汉北与屈原行迹钩沉

　　屈原曾被楚怀王流放到汉北。在汉北期间，屈原创作过《抽思》、《离骚》等作品。这是几百年前来，中国屈原和《楚辞》研究领域为大多数学者、专家所认可的基本结论。

　　屈原在楚怀王时放逐汉北一说，始于明代汪瑗。此结论一出，后世纷纷响应，赞同并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专家，古往今来不计其数。其代表人物有清代的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近现代以来有钱穆、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胡念贻、金开诚等。当代有周建忠、赵逵夫等大家。然而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如时间、地点、背景等，则言人人殊，各执一词。笔者经过相当的梳理和考查后，发现前人所纠结处，难以厘清，在于对汉北之辨，固执于一处，乃终失于通达。今特在此提出“两个汉北”的概念：第一个汉北，系指汉水上游的楚旧都丹阳附近——今十堰的郧县、丹江口一带。它对应的是屈原的第一次受挫。第二个汉北是指汉水下游以北的云梦——楚王游猎区。它对应的是屈原的第二次受挫。笔者认为，这两个“汉北”都与屈原有关。

　　（一）各家观点和史料摘抄

　　1、明·汪瑗注《抽思》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句时说：“南，指郢都也。汉北，指当时所迁之地也。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引文见汪瑗《楚辞集解》）

　　2、清人王夫之指出屈原在怀王朝进谏不被采用，自动退居汉北：“原以王不见听，退居汉北，犹有望焉。”（引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

　　3、清人林云铭经过考证，认为屈原因极力谏阻楚怀王背齐合秦，于怀王二十四年被迁至汉北，具体的地理位置在与上庸（今湖北竹山县）接壤的一带地区。（详见林云铭《楚辞灯》）

　　4、清人蒋骥认同屈原曾被迁到汉北之说，并指出其地理位置在郧、襄之地（今鄂西北郧县至襄阳一带）。（详见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5、清·戴震在其著作中引方晞原之说，也以为屈原始放之地在汉北。（详见戴震《屈原赋注》）

　　6、今人赵逵夫言：“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其地即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之北面，当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几县之地。”（见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7、今人朱碧莲在《楚辞讲读》里说，屈原很可能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之时劝谏、阻止楚王与秦国结盟无效之后，愤而自疏，跑到了汉北。（见朱碧莲《楚辞讲读·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今人王锡荣认为，屈原于楚怀王25年强谏楚与秦“黄棘之盟”后得罪楚怀王，被流放至陵阳——今安徽池州陵阳县。（见王锡荣所注《楚辞》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补录：据《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从这一条史料可以看出，汉北当与上庸相邻）

　　综合以上几位古代学术大家和现当代楚辞专家的意见，笔者认为这里面有两条线索。其一，关于“汉北”的地理位置，几位古人所说大体相近，即在汉水上游一带。据最新的楚辞地理研究结论《屈原与郧阳》一文①来看，以蒋骥的“郧襄”之说比较接近事实。简括之，即屈原与今之湖北十堰的郧县、丹江口一带有着莫大的联系。由此，便引出关于“汉北”的第一种解释：汉水上游、郢都以北。这是古地理语境下的正统解释。

　　其二，楚怀王二十四、五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屈原最有可能被放逐的关键时期。如果从传统认为的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汉北这一点来看，则此时似乎流放地不当在郧、襄一带。因为郧襄之地自楚怀王17年之后，已沦为秦、楚边境（怀王17年爆发的丹阳、蓝田大战楚国败绩，丢失汉中之地），此地不可能是逐臣之地。关于这一点，赵逵夫先生在他的著作《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已有详尽论述（分别见于书中《汉北云梦》与《哀郢释疑》两个章节）。

　　那么如此一来，就有一个看似矛盾的悖论：屈原必于楚怀王24年（或25年）被放逐，但其地又不可能是汉北（郧、襄之地）。那么他被放到哪里去了呢？笔者认为，还是汉北，只不过此汉北非彼汉北。由此，就牵出对“汉北”的第二种解释，即：汉水下游以北的地区。这并非望文生义，而是民间语境和历史传统下的代代相承。这块地区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被称作“云梦”，自古以来就叫汉北。赵逵夫先生在他的著作《屈原与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二书中有详尽论述，认为屈原于此时被楚怀王流放至汉北云梦，做掌梦官，主要负责看守游猎区的鸟兽山林，以及安排、布置游猎事宜等。这是一份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相当于杂役的差使，其实质即等于流放。（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证以及对屈原流放安徽陵阳说的驳斥，详后）

　　（二）屈原行迹钩沉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的信史，极其匮乏。目前大概只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篇中的屈原部分两个文本。后世学者多是从屈原的作品中寻找一些他的行踪轨迹。当代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撰有《关于屈原“放逐”问题证辩》一文，对从汉代至今在屈原“放逐”问题上的种种旧说作了详尽的梳理与归纳后，认为屈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经历了一疏、一放、一迁三次大的政治挫折。并且强调说：“一疏仍在郢都，一放在汉北，一迁在江南。”这个总结很好地囊括了传统的旧有的观点。

　　只是对于“一疏仍在郢都”，笔者却不以为然。结合《史记·屈原列传》和《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确立两个时间节点：楚怀王16年和楚怀王24—25年。

　　怀王16年，是一个极重要的年份。请注意《史记·屈原列传》中的文字！司马迁在写到“王怒而疏屈平”之后，紧接着是一大段有关《离骚》的叙述和评论。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写的：“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贽事楚……”这说的就是张仪使楚，史有明载，其时当楚怀王16年。而张仪赴楚的前提就是“屈平既绌”。如果把那一段有关《离骚》的文字抽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屈平既绌”是紧承“王怒而疏屈平”这一事件的。

　　绌通黜，即罢免之意。怀王怒而“疏”屈平的结果其实就是罢去了他的左徒之职，对于这一点，学界无异议。罢免之后如何安置呢？现在公认的结果就是，由左徒降职为三闾大夫。（其说见央视《百家讲坛》杨雨之《端午时节话屈原》）“屈平既绌”发生在张仪赴楚之前，也就是说，最迟应该是怀王16年（或许更早），屈原当上了三闾大夫。这一基本史实，就是周建忠先生所总结出的“一疏”阶段。对于“一疏仍在郢都”的看法，笔者未能苟同。如果说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仍有一段时间留在朝廷，留在郢都，处于一种闲散的待命的状态，那也只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度。屈原马上面临的是要就任三闾大夫，而三闾大夫是要离开郢都（纪郢）前往楚国旧都鄢郢上任的。那里供奉着楚国先王的宗庙、祠堂，位于汉水上游一带，也即是所谓的正宗的“汉北”。

　　关于“三闾大夫”一职，通常是这么说的：负责掌管楚国王室贵族昭、屈、景三姓的宗族事务，以及兼负有教育贵族子弟的责任。东汉王逸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见王逸《离骚经序》）从王逸的解释看，笔者认为，三闾大夫之职偏向于一种王族公卿的形象代言人或掌门人的角色，需要从国家角度担当一些司仪、祭祀的任务，是一种虚闲之职；至于教育子弟，倒在其次。明代楚辞研究大家汪瑗曾说过：“鄢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庙之所在。”（见《楚辞集解》）形式主义色彩极浓的三闾大夫之职，笔者认为屈原当在楚国旧都（或附近）上任。现在学界不少人认为，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无需离开郢都——这就是旧说以为的“一疏仍在郢都”的原由。对于这一点，笔者持反对意见。值得庆幸的是，笔者的这一判断，从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著作里得到了坐实。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卷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辨》，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和《古史地理论丛》（甲部，《楚辞地名考》之《释三闾大夫》，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中两次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汉北即是楚旧都丹阳之所在，位于丹、淅二水之间，那里有楚国古之三户（昭、屈、景）的宗庙、社稷，屈原得去那里任三闾大夫。

　　楚国旧都叫丹阳，按楚人习俗称作“鄢郢”。其地理位置处于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汉江上游一带。②据近年的一些考古研究表明，丹阳确在丹水流域一带。不管是河南的淅川，还是湖北的十堰（郧县、丹江口），其地理位置是差不多的。何况明·汪瑗还说过：“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鄢郢之南，不就是郧阳么？看来《屈原与郧阳》一文的研究成果，绝非空穴来风。

　　以上这些，就是屈原与第一个“汉北”——郧、襄之地渊源的来历。落实到屈原的作品中，有《抽思》、《思美人》等可为明证。关于这些作品中的详细“证据”，前人之述已备，兹不赘言。屈原担任三闾大夫，被迫离开郢都，客观上也形成了“放逐”的事实，所以才有他作品中身处“异域”，愁思凝结，反复致意怀王，欲回郢都而不得的痛苦心情。这是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受挫。昔之学者由于没有把屈原任三闾大夫与“放逐”联系起来，导致在对待屈原初次失意方面的说法含糊不清，他们总认为有一个所谓的“疏”的阶段。其实“疏”就等于“放”，也即是“绌”后的结果。按传统说法来看，一疏为三闾大夫，一放为流放汉北（郧襄），一迁为迁于江南之野。则如此一来，屈原要两度放逐于郧襄之地，显然是矛盾的，不可能的。

　　所以笔者要纠正一下周建忠先生根据旧说提炼出的六字总结：一疏一放一迁。前面的“一疏一放”应该叫“两放”，或者把“一疏一放”合并叫“一黜”，然后再加“一放”。这样才符合事实。当然，后面的“一迁”由于发生在楚顷襄王时期，与本文主旨牵涉不大，在此不加讨论。

　　为什么应该是“两放”，或“一黜一放”呢？这就不由得不说到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查《史记·楚世家》可知：

　　1，楚怀王24年，楚国背叛齐、楚联盟，转而亲近秦国。秦、楚两国互通婚姻。

　　2，楚怀王25年，秦、楚两国订立“黄棘之盟”，秦国归还楚国上庸之地。（至此，两国之貌似交好达到鼎盛）

　　通过前面对各家观点的罗列不难看出，多位古今专家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在怀王24、25年屈原必有一“坎”，其被放逐于郢都之外势不可当，在所难免（因为屈原自始至终都是联齐、抗秦的中坚力量）。清·林云铭在其著作《楚辞灯》中更是设立专门章节，以论兹事。他在《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一节中，于怀王24年条下注云：“秦昭王初立，厚赂楚。楚往迎妇，遂背齐而合秦。屈子以彭咸死谏为法，必越谏而被远迁，绝其言路。”

　　近现代两位楚辞大家游国恩、孙作云在其著作中论及屈原被放汉北的时间问题时，与笔者前面之所列举，也大体一致。游先生说：“迨怀王二十四年……斯必又因党人得志，连横之势复张之故。而屈子君臣之间，早有瑕衅，上官之徒，久怀怨愤……因屡谏而愈撄众怒，进而逐之朝外，以永杜其阻挠，势必在斯时矣。”（见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孙作云《屈原在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一文的结论是：“屈原必放于怀王二十五年。”（见《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

　　综上所述，再结合前面笔者的分析、梳理来看，屈原必于怀王24年（或25年）被放逐于郢都之外，而其地又不可能仍是汉北郧襄之地。前面已经说到，其理由归纳起来有两条：1，郧、襄所在的楚国旧都附近已沦为秦、楚边境，战事不断，不适合放逐大臣。2，屈原任三闾大夫时已在郧、襄一带被“放”过一次，不可能第二次仍去那里。那么，屈原于怀王24、25年这个时间节点，到底该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汉北云梦。赵逵夫先生的考证《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即是最好的答案。（详述见下一章）

　　补充：或许有人以屈原遭贬三闾大夫和放逐汉北云梦二劫之后，其何以仍得现身于朝廷之疑惑诘问于我。兹简要述之：屈原于怀王16年（或之前）被贬三闾大夫，赴汉北郧襄一带，于18年被楚王召回，出使齐国。18年之后应当留在郢都，或者往来于郧襄与郢都之间。总之，是扮演着一个政治边缘人的角色。从怀王16年起一直到25年，这中间有将近十年，是屈原被怀王疏远、不信任的苦闷彷徨期。其踪迹时而在郧、襄，时而现身郢都，时而出使齐国，往来飘忽不定。这期间屈原有没有被恢复左徒之职，或重新担任其他职务，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唯独《新序·节士》篇中有一句：“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屈原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出使齐国，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从楚怀王25年起，屈原被放逐于云梦，在楚王的游猎场行使着奴仆、杂役一样的差使，其间不得回郢都。这是屈原在理想、希望濒临彻底破灭之时在痛苦的炼狱里的犹豫、挣扎徘徊期，历时约三、四年。楚怀王29年，因楚处于困境，要向齐国求救，屈原被再次召回朝廷，挟太子赴齐作人质。所以才有了楚怀王30年（这也是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屈原挺身而出，极力劝阻怀王赴武关之约一事。

　　关于屈原被放逐云梦的具体时间，笔者从楚怀王25年之说。这里有一条理由：怀王25年举行的秦、楚“黄棘之盟”，屈原是亲历者、见证者。他的作品《悲回风》里有对此事件的看法：“施黄棘之枉策”，此为明证。可见屈原当是黄棘之盟后被怀王弃逐于汉北云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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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屈原与郧阳》系当代楚辞与屈原研究专家座谈会发言稿的集合，登于《光明日报》2014年9月16日第16版。

　　注②此说法见诸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1007页。

【作者：杨建平，应城市作协。】　

（编辑：陈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