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离骚》证辨与《哀郢》发微
屈原从楚怀王25年起被放至汉北云梦，于怀王29年（或28年）重被召回朝廷，其间历时三、四年。这期间是屈原思想最痛苦、也是其文学艺术创作达到鼎盛的时期。除前面提到的《惜诵》、《招魂》两篇肯定是作于汉北云梦之外，另有屈原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以及《天问》、《卜居》、《渔父》几篇均作于此时此地。（详见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屈骚探幽》二书中的相关章节）本文将着重讨论《离骚》与汉北云梦以至于蒲骚的关联。
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与地点，自古以来就聚讼不断、众说纷纭，但在详细考校诸说之后，笔者还是能够厘清一个大致相同的共识：即首先一点，可以排除《离骚》作于楚顷襄王时期的可能。（见赵逵夫《离骚的创作时地与环境》之《<离骚>作于怀王朝》一节）目前争论的焦点、核心其实已经脱离顷襄王朝，而主要集中在楚怀王朝：到底是第一次被疏远时所作，还是第二次被放逐时所作？
传统旧说认为《离骚》是楚怀王16年前后，屈原第一次受挫被疏放至汉北郧、襄时，也即是担任三闾大夫伊始的那一两年间所作。且不说屈原初次仕途受挫，思想情绪上不可能有那么深沉、复杂而又积怨已久的发泄，单从文本来看，无数的学者专家都一致认为，此等震铄古今的煌煌巨作绝无可能是屈原在政治上初次失意后所作。相反，《抽思》倒很像是屈原第一次遭受打击后的作品。有学者评论为证：“（《抽思》）通篇都洋溢着回朝从政的强烈愿望，非但没有提到死，而且没有流露出对君王的失望。这说明作者当时在政治上还只是初次碰壁。”①可以这么说，《抽思》与《离骚》分别代表了屈原第一次受挫和第二次受挫后各自鲜明的思想状况和情感流露，因此笔者认为，《离骚》必作于屈原第二次受政治挫折，即放逐于汉北云梦的期间。结合赵逵夫《屈骚探幽》中两个章节（《离骚的创作时地与环境》和《离骚的开头结尾和创作地点的关系》）的论述，笔者想在此强调两个“铁证”，证明《离骚》是作于屈原第二次受挫之后。援引《离骚》诗文如下：
1，“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灵修，指代楚怀王。数化，指多次改变主意、或策略。楚怀王一生，在选择合纵与连横的问题上反反复复，变换无常。从16年起一变，到18年又一变，再到后来的20年、24年、25年，楚怀王在联齐与亲秦的路线上摇摆不定，已经达到了好多次。这让屈原痛心不已。正是因为到了楚怀王执政晚期（楚怀王二十四、五年），他这一“数化”的特性才得以显现。如果仅就16年或18年的那一两次变化来看，是谈不上“数化”的。因此屈原必然是在经历了楚怀王好多次变故之后，才会写出此篇《离骚》的。这一点，可与《惜诵》篇中的“九折臂而成医”一句相参看。
2，“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一段文字，历来被公认为是屈原借指培育花草，来比喻、象征自己在为楚国培养年轻的人才。这也即是他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做的事。然而从述事口吻来看，应当是三闾大夫职业生涯已经结束或行将结束才有的话。诗中说到“既”，表示为过去时态；又说到“萎绝”、“芜秽”，很明显是多年以后的结果——也就是指，屈原辛勤培育的人才，一个个都不成器。这样的话语，绝无可能是初任三闾大夫时所能说的，则必然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已经显现结果，才能说的话。那么此时，当是怀王25年之后，屈原连三闾大夫之职也被黜（“謇朝谇而夕替”），放逐云梦蛮荒之地的时候了。
（一）蒲骚与《离骚》渊源辨析
现代学者李嘉言撰《<离骚>丛说》一文②，他用一种全新的学术视角来辨析《离骚》诗题，得出“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即是离开骚那个地方”的结论。并且从《左传》中找到证据，证实“骚”的存在，那就是蒲骚。他又说：“此知屈原以前就有蒲骚之地，其地在汉水之北今应城县境。”“屈原既在汉北住过，而蒲骚正在汉北，那么屈原住在汉北时就很可能是住在蒲骚。”
不管学术界对李嘉言用此种类似训诂的简单办法考证出“离骚为离蒲骚”有多少非议，诟病。笔者认为，在目前相关史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此仍不失为一种走便捷之径的直抵真相的不二法门。李嘉言作为闻一多的学生，他的研究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自当有其深厚之来源。其实我们不必执着于《离骚》诗题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不是“离别蒲骚”，那已经没多大意义。笔者认为李嘉言《<离骚>丛说》的真正意义在于，他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学术途径，找到了与赵逵夫殊途同归的终极所在。至少在李嘉言看来，汉水下游以北的那个地区，即古之云梦，应当是与屈原有联系的。他没有否定蒲骚在应城县境，更没有否定应城属于汉北，笔者认为这就够了。
随着当代屈学和楚辞学研究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汉北云梦，致力于探讨屈原与这个游猎区的渊源关系。2014年央视于端午节期间播出的6集纪录片《屈原》即采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里面明确指出，屈原是在“游历汉北云梦泽”时创作的《离骚》。
（1）蒲骚与应城地理证辨
李嘉言《<离骚>丛说》征引之古籍文献内容如下：
1，《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春，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载：“安州应城县，本汉安陆县地，宋（南朝）于此置应城县。故浮城县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骚城也。《左传》莫敖狃于蒲骚之役，郧人军于蒲骚是也。”
上引《左传》之文，是讲的蒲骚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证明有这个地方。《元和郡县志》之文，是讲古蒲骚在今湖北应城地界。另外，笔者在应城当地志书里还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应城属《禹贡》荆州之域，历夏及商未有著名，入周春秋称蒲骚地。《左氏传》‘郧人军于蒲骚’，又‘屈瑕败郧师于蒲骚’。杜预注：蒲骚，郧邑也。”——《雍正应城县志》卷一《沿革志》
结合应城市博物馆所制《历代建置沿革表》，可以廓清这样的事实：蒲骚是应城这块地方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地名，蒲骚在春秋时分别隶属于轸、郧两个诸侯国，战国时属楚。因此可以说，上引《左传》之文里讲到的“蒲骚之役”发生在今应城，是完全成立的。
（2）《离骚》与蒲骚关系之铁证
《离骚》开篇首句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句中的“伯庸”，起初通释为屈原之亡父。从宋代洪兴祖开始，即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后来多以伯庸为屈原之远祖，但究竟是指何人又说不清楚。至近现代以来，学界对“皇考曰伯庸”的考证就愈加异说纷呈。蒋天枢所著《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称：“皇考，旧有屈原父、曾祖、屈氏受姓之祖三说；伯庸指何王，无考。”另，清末王闿运《楚辞释》说：“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笔者认为，在众多的说法里，以伯庸为屈氏受姓祖之说较为合理。同时，现代楚辞研究大家闻一多在其《离骚解诂》里指称的“楚先王”又颇值得考虑。他先是引用刘向《九叹·愍命》里的一段文字：“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然后接着说：“据此，则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显赫者。夫原为楚同姓，楚之先王即原之远祖，固宜。”
由此，便引出两种主流观点，笔者以为都极在理。一是指屈氏受姓之祖，即屈瑕，另一为“楚先王之显赫者”。这个显赫的楚先王是谁呢？笔者认为是楚武王熊通。楚武王是楚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立为王且在位时间较长（排第二位，达51年）的一位君王。楚武王一生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为奠定后来楚国之广阔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堪称一代雄主，不可谓不算显赫了。除去笔者的这个判断，另有现代著名学者谭介甫也认为伯庸是指楚武王熊通。（见谭戒甫《屈赋新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楚武王与屈瑕是父子，屈瑕为屈氏受姓始祖。这一点，有王逸《楚辞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条下之注为证：
“……（若敖）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
不管伯庸到底是指楚武王，还是指屈瑕，总之，这两位屈原的先祖都与蒲骚（今应城）有着莫大的渊源。《离骚》开篇即称颂其先祖，自道家世，可见这位先祖在屈原心中占有多大的份量，这也正是屈原选择落脚于蒲骚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1，屈瑕有过著名的“蒲骚之役”（见前引《左传·桓公十一年》）的战功，极有可能死后被葬在蒲骚之境。当代学者王廷洽在《<离骚>题义新解》一文③里就作出过这样的推断。既然史无明载（《左传》里仅说屈瑕在伐罗失败后“缢于荒谷”），又找不到确切的葬身之处，那么葬在蒲骚就是最合理的解释。而事实上，应城早在明、清之际就有关于楚莫敖屈瑕死于“下榻”的传说，认为他死后被埋葬在蒲骚故垒。（见《雍正应城县志》）
2，“楚武王伐随卒于樠木之下”，可以确凿无疑地被确定为，楚武王葬在蒲骚之境。有应城本地遗迹、诗文和县志为证。
三椁冢，志书称三冢，俗称三孤冢。位于应城市区西南10.5公里王郑村，占地面积1155平方米。《光绪应城志》载：“三冢，在县南三十里马旺嘴蒲骚庙南。相传楚武王卒于樠木之下，即葬其地。”又载：“蒲骚庙，在县三十里马旺嘴，塑武王像，南有三冢。”
清代《雍正应城县志》载：“樠地在城南三十里，即今马旺嘴，楚武王卒于此。”另有清代应城两位诗人赋诗为证，其中一首云：“樠木千山夕照中，相传于此葬熊通。僭王首恶心何荡，泉下无颜对鬻熊。”（孙甡《楚武王墓诗》）另一首有诗句云：“师孑缘何授，伐随徒自劳；荡心嗟邓曼，埋骨记蒲骚。”（清·张崇阑）
楚武王熊通和屈氏受姓祖屈瑕，同为屈原之荣耀先祖，《离骚》里的“伯庸”不管是指哪一个，都能证明屈原身处蒲骚之地，情不自禁地追忆起自己祖上，于是自叙家世，深切缅怀与凭吊之情溢于篇章。
（3）《离骚》香草地理探源
人们常说，《离骚》的前半部是现实主义，后半部是浪漫主义。《离骚》前半部分里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地理性标志，那就是屈原笔下的香草世界——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香花香草。根据王逸的说法，尽管这些自然风物只是用来“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所以“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见王逸《离骚经序》），然而笔者认为，一切的艺术创造均来源于生活。如果屈原的现实世界里没有这些种类繁多、葳蕤旺盛的香草植物，他又怎能无中生有编造这么一个芳香迷离的世界呢？所以那不过是屈原“就眼前所见，形诸文字，或引以为喻”（赵逵夫语）而已。应该完全可以确定，屈原创作《离骚》的自然、地理背景就是这么一个香草世界。
我们来看一看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里的文字：“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穹、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
司马相如虽为西汉时代的人，但他距离屈原生活的战国晚期不过百余年，他的文字是最能够还原战国时代云梦游猎区的面貌的。请注意《子虚赋》中所写云梦之东部的各种花草，还有南部的水生植物以及北部山区的树木、禽鸟，等等。我们不难发现，《离骚》中隐约透露出的地理环境和香草植被与《子虚赋》中所写极为吻合。这应当是屈原职掌云梦落脚蒲骚的一大明证。比如《离骚》中涉及到地理状况的句子：
1，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2，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3，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早晨爬上小山的大土坡，去摘那木兰，傍晚荡舟游进河中的沙洲，去拔那卷葹草；我驾马一会儿在长满兰草的水湾边徘徊，一会儿又来到长着椒树的山丘上观赏歇息。夏天我把荷叶披在身上，收集来荷花做成美丽的衣边……
这种泽、陆交错，地势萦回环抱的地貌特征不就是谭其骧所言之云梦核心区么？《离骚》中提到的各种植物如江离、芷、若、木兰、荃、蕙、菌桂、芙蓉、薜荔、杜衡……等，禽鸟如鸾，也均见于《子虚赋》中写云梦的文字，几乎如出一辙。有人说，屈原笔下写了那么多花草，却独不见蒲骚水泽之畔最常见的蒲草，以此为惑而生质疑。笔者以为，那是因为植物名称古今有异，未能细审所致。查《楚辞译注》（董楚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一句“荃”字之注，曰：“香草，亦名‘荪’。此处代指下文所称灵修。”此知荃又叫作荪，屈原在这里用来代指楚怀王，可见这个叫作荃或荪的植物在屈原心中有多么神圣、高贵。殊不知，荪就是菖蒲，亦即蒲草。怎能说屈原笔下没有言及蒲骚之风物呢？关于这一点，笔者在《香草美人志：楚辞里的植物》一书里找到了明证：“荪，古代又名荃，今指天南星科的菖蒲。菖蒲在《楚辞》里有两种指代，一指香草，一指君王。”④
结合《子虚赋》的交待，这么多香草植物集中出现在云梦之东部（其中有关键性的菖蒲），而云梦东边正是现如今之应城、云梦、汉川三县市之地带，那么屈原住蒲骚，背靠东南之沼泽，扼守西北游猎之门户，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4）逆向反推的逻辑证明
屈原居住蒲骚，大约是在即将返回朝廷的前夕（怀王29年又被召回）为了向楚怀王郑重地表白心迹，同时也是作最后一谏而创作的《离骚》。蒲骚作为伟大作品的诞生地，可以从屈原弟子宋玉、景差以及后世追随者李白的身上得到间接的证明。
1，《光绪应城县志》卷十《人物》引明人廖道南所撰《楚纪》云：“宋玉，楚人，屈原弟子。隽才辩洽，善属文，事楚襄王为大夫。尝侨居蒲骚，悯其师屈原忠而被放，作《九辩》以述志。”（据悉，廖道南的记载来源于西汉刘向之《列士传》，该书今已佚）而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序》中也有相似的记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两则类似的记载都说明，宋玉作《九辩》有缅怀、致敬屈原之意。我们再细考宋玉之作品，会发现《九辩》与《离骚》很相似，里面有多处模仿、甚至直接抄袭《离骚》的痕迹。当代楚辞专家朱碧莲认为：“宋玉《九辩》是《离骚》的姐妹篇，深受《离骚》的影响。”（见朱碧莲《楚辞讲读·九辩》）宋玉之所以要如此追随自己老师的作品，其缘起是由于自己侨居蒲骚，怀念屈原所致。这是不是也能间接地证明，屈原曾居蒲骚，作过《离骚》呢？
2，明·周圣楷所撰《楚宝》卷十五《文苑》篇记载：“景差，楚同姓也，与宋玉同师事屈原。尝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闲心目足矣。’屈原死，赋《大招》一篇。”（按《大招》的作者虽不确定，但王逸已有景差所作一说）此则记载几百年来一直在应城文史界盛传，被简要地叙述为“景差蒲骚会友作《大招》”，至今传为佳话。《大招》既然是招屈原之魂，而又是在蒲骚所作，那么同样也能间接地证明，屈原生前曾住过蒲骚。
3，唐代大诗人李白，被称为“谪仙人”，他一生有着高远的理想、伟大的气魄，他崇拜向往因水而生的楚文化，奉屈原为精神偶像。李白是中国历史上继屈原之后，被公认为精神、气质最接近屈原的一个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了荆楚故地，在安陆成家落脚。李白在其文章《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了来安陆的动机，那是因为“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所谓“大夸云梦之事”就是指的《子虚赋》。李白是因为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心生向往，遂来楚地的，并且在安陆一住就是十年。作为行事不蹈常规、不循俗举的李白来说，他选择在哪里落脚、定居，不是随随便便的，其背后定大有深意。《子虚赋》有什么好向往的？他一定是知道《子虚赋》所描写的云梦同他的偶像屈原有关联，所以才会不辞千里来此寻踪。他选择定居安陆，其实就意味着对屈子的祭奠和怀念。因为他知道，先师屈原曾被放逐到过这一带，在一个叫蒲骚的地方写过《离骚》。（按唐代时安陆的行政区划来看，蒲骚故地也属于安陆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受《离骚》的感染，同时也是基于对屈原事迹的了解，所以李白放弃名山大川，选择隐迹于寂寂无名的安陆寿山（或曰碧山）。李白在其早年叙述其宏远志向的文章《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里，就借寿山之名表露了自己的楚骚心迹：“仆包大块之气，生洪荒之间。……产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宝，罄宇宙之美，殚造化之奇。方与昆仑抗行，阆风接境……”这里的“昆仑”、“阆风”不就是来自《离骚》而将自己比为屈原么？
屈原《离骚》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白水，神话中河流，出自昆仑山，传说饮之不死。阆风，神仙所居之境，在昆仑山顶。李白说，要“与昆仑抗行，阆风接境”，这实在是他身处安陆，追慕《离骚》、缅怀屈原的一个证明。
（二）《哀郢》流放指向发微
《哀郢》是《九章》里的重要篇章，其作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但诗文中所记叙的内容则相对清晰，基本上有迹可循。笔者认为，此篇可作为屈原于楚怀王25年被放逐于汉北云梦落脚在蒲骚的一个重要旁证。
（1）题解与旧说戡谬
关于此篇之旨意，传统旧说有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哀郢》记述的是楚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邑，屈原随楚国百姓逃难的情景。二是认为《哀郢》记述的并非楚顷襄王时之事，而是怀王时期屈原被流放到郢都以东——今安徽陵阳的一段经历。
首先，这篇作品肯定与白起破郢无关，之所以让人有此误会，全在篇首头两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今人王锡荣所注《楚辞·哀郢》篇里是这么解释的：“皇天：明指上天，暗喻楚王。百姓：与下句之‘民’统为屈原自指。震愆：恐惧获罪。离散：谓与家人离别。东迁：流放到楚国东部。”（见书中第6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王锡荣在题解里说：“从诗本身来看，明言被放逐而去郢者彼彼皆是，至于白起破郢之事竟无一言涉及。故当以王逸之说为近。”（见书中同页）按：王逸认为此篇作于怀王时，屈原被放逐而去郢。（朱熹也赞同这一说）但是放逐于何地，王逸、朱熹都没有讲。由此看来，第一种旧解确为误读，《哀郢》所记实实在在是楚怀王时期屈原的一次流放经历。
那么屈原是被放逐于何地呢？比较遗憾的是，王锡荣也认为是被流放到了安徽陵阳。（估计他也只是遵循旧说）难怪他把“东迁”解释为“流放到楚国东部”。关于对屈原流放安徽陵阳说的驳斥，笔者前文已有论述，兹不赘言。单从“东迁”二字来看，也不当解释为楚国东部，而应以指郢都东边为妥。赵逵夫在《<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一章里（见其所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第342页）说得好：“似乎陵阳并不如学者们所说的今安徽陵阳那样远……无论如何，楚国流放大臣不当置之与别国相邻，甚至时时被敌国所占据的地带……”
《哀郢》诗中两处言“东”：其一，“方仲春而东迁”；其二，“今逍遥而来东”。笔者认为，此诗从文本上来看，处处皆言江汉间地名风物，如：江、夏、夏首、龙门、夏浦、大坟、州土、江介，等等，这应当是屈原东迁于汉北云梦的明证。云梦核心区在郢都以东，方位上极为明确，言安徽陵阳为东其实甚为牵强——已经远得没有方向、边际了！尤其是这里面“州土”二字，有来历，有史可考。
1，《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哀郢》中的“州土”即此处位于蒲骚附近的州国。
2，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里提到在广大的云梦游猎区，有一些已经被开发的聚落和都邑，这里面就包括一些相邻的地方，如：轸、郧、蒲骚、州、权……等地。
“州”与蒲骚相距不远，那么很显然，“州土”也在云梦范围之内，属古荆州之地（多个版本的《楚辞》注解均将“州土”释为荆州之土地）。这怎么可能与安徽牵连得上呢？说《哀郢》诗中出现了“陵阳”地名便认为屈原是被流放到了安徽陵阳，实在是一种极端幼稚浅薄的认识。
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从该篇行文之语气和口吻来看，《哀郢》并非创作于屈原流放之当时或当年，而像是若干年后身处异地追忆当年被流放汉北云梦的经历之作。作品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如：“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冀壹反之何时？”这些话分明都是事后追述的口吻。郭沫若也认为《哀郢》是“去郢九年之际”所作。从篇尾的“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一句来看，很可能彼时屈原已身在湖南沅、湘一带。那时候已是顷襄王当政，屈原被迁放江南之野，不得北越大江，故有此慨叹。那么笔者认为，屈原创作《哀郢》之时距离事发当年已经日久年深，在记忆上会呈现出模糊化、碎片化，在具体的细节顺序上会有一些颠倒、错乱。比如：诗中“过夏首而西浮”之后言“上洞庭而下江”，按顺序应是洞庭在先，夏首在后。
（2）核心问题解析
1，“遵江、夏以流亡”——笔者释：沿着长江、汉水开启流放征程。
自先秦时代起，夏水与汉水之间就存在一个“互受通称”的情况，即互相借用对方的名称来表述自己。⑤比如今之言汉江而曰“襄河”，就是这种例子。古代典籍中很多处用夏水代指汉水，或用汉水代指夏水，十分常见。据《水经·夏水注》的记载，夏水之得名，缘于“冬竭夏流”这一特点，所以它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屈原启程的时节，诗中明确交待是仲春，那么此时夏水应当处枯水期，是不便舟行的。即便是这一点，诗句中的“夏”也不当指夏水，而应指汉水。这也是为什么屈原要由长江转道汉水的根本原因。否则，直接由夏水转入汉水就行了。
因此笔者认为，屈原流放的行舟路线是这样的：由江陵入长江（楚之郢都在今湖北江陵一带），顺流东下，中途经过洞庭湖，再至汉口（即诗中之“夏首”），最后由汉口折转西入汉江（即“西浮”），沿汉江溯流而上，直至到达目的地，登陆上岸。简要地说，其实就是由江入汉。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屈原的舟行轨迹为什么一直在江、汉之间徘徊，而丝毫不见安徽一带风物的情况。
2，“过夏首而西浮”
曾为《楚辞》作注释的当代学者董楚平曾这样感叹：此句中的“西浮”二字“种种旧说都扦格难通”。（见董楚平《楚辞译注》109页）这也就是说，前人的解释都讲不通。
关键在于，对“夏首”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注意到，当前对夏首这一地名，主要的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头一尾。也就是指，夏水受长江之水的入口为头，夏、汉合流之后汇入长江另一段的出口为尾。到底哪一个才是夏首？目前持这两说的大家、名人都各有其人，各执一词。依笔者之见，当取其“尾”说为是。称“头”者似乎有理，但无法解释“西浮”，而取其“尾”者既有理，又能贯通“西浮”。其“尾”即今之汉口，汉口古称夏口，一直到民国时都这么叫。
认为“夏首”是指夏口，即今之汉口的古今学者专家大有其人，如清·王夫之言：“夏首，夏口。”（见《楚辞通释》）现代著名学者陆侃如：“夏首，即夏口，是夏水入江的地方。”（见《楚辞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另有高亨、马茂元二位学者也持相同观点，兹不一一引述。将“夏首”解释为汉口之后，那么“西浮”便是由汉口江面折转西入汉水，这就顺理成章了。
3，“当陵阳之焉至”
此句中的“陵阳”一词究竟该作何解，目前情形十分复杂，矛盾尖锐对立。总的归纳起来，有两派：即地名说和借指大波浪之说（简称大波说）。
笔者以为，按照此篇是记叙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汉北云梦、最终落脚于蒲骚的角度来看，此二派之说均无损于我。首先，大波说可以彻底否定屈原的东迁是被放逐于安徽陵阳；再者，即便承认“陵阳”为地名，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说，也不一定非是安徽陵阳不可。
继清人蒋骥首倡安徽陵阳为屈原东迁放逐之地以来，后续又有两位清代学者胡文英、徐焕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也认为“陵阳”是地名，但其所释则各自另辟蹊径。胡文英认为“陵阳”是指“巴陵之阳”（见其《屈骚指掌》），徐焕龙则认为是指“江陵之阳”（见其《屈辞洗髓》）。笔者认为，这两位清代学人的观点是值得考虑的，他们给出的地域范畴已经慢慢开始接近事实了。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陵阳”当为竟陵之阳。竟陵，战国时代为城邦（见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与蒲骚同隶属于云梦核心游猎区。竟陵即今之湖北天门，与应城交界，在汉江边上。
由于屈原要到达的蒲骚之地并不在汉水边，所以只能由竟陵登陆，然后行至蒲骚。《哀郢》原作里说得很清楚：“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作者并没有说，到了陵阳就到了目的地，而是说，接下来再往哪里走呢？天门与应城，同属古云梦泽之地，除了平原、丘陵、山冈之外，交错分布着许多河汊、湖泊。天门以南（竟陵之阳）正是与沔阳、潜江接壤地带，是沼泽、大湖的密集处，所以屈原在此处发出慨叹：“淼南渡之焉如”——这南边好大的一片汪洋大水啊！我再往哪里走呢？此处之“南渡”不能理解为驶船往南行，因为屈原已经弃舟登岸。他接下来的行程将是往东北方向，朝着蒲骚走。
屈原既到了天门，那么离应城也就不远了。
￣￣￣￣￣￣￣￣
注①见董楚平所著《楚辞译注》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版。
②李嘉言《离骚丛说》，首刊载于《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后收入《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③王廷洽《离骚题义新解》，刊载于《艺文志》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④《香草美人志：楚辞里的植物》，韩育生著，鹭江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167页。
⑤见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文武博客文章《夏水与汉水的“互受通称”现象》
【作者：杨建平，应城市作协。】
（编辑：陈斯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