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参与G20第五次协调人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纷纷踏上回国的旅程。临行前，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卢卡什摘下会徽，将它送给了谢蕾——此次会议中我校派出的唯一一位俄语联络员。
作为一名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一年级的研究生，谢蕾曾辅助过湖北省团委接待俄罗斯高校教育考察团，服务过中部产能大会，也在俄联邦主席马特维延科访汉时做过接待工作……从起初误打误撞学俄语，到一点点明晰未来路，谢蕾在俄语学习与实践的路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我有一个英雄梦”
2012年，谢蕾高中毕业。高考成绩出来后，她的英语分数排到了全市第十一。这个分数让她距离“读英语专业”的想法更近了一步。“我从小就很憧憬美国。因为美国有很多超级英雄，我心里也一直有英雄梦。”但此时谢蕾听到了老师的忠告：“现在学英语的人太多了，如果你们基础好的话，可以学其他语言。”
如果是这样，要选择什么呢？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谢蕾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填了她原先并不是太了解、也谈不上喜欢的俄语。
初学俄语，外教第一次来上课时问：“你们为什么要学俄语？”谢蕾当时单词都还没有学全，磕磕巴巴地用她仅有的俄语词汇东拼西凑，大意是“我要去找普京”！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在不少同学眼中，谢蕾有着一种跟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这种一本正经的“老干部”作风受家庭的影响较大。谢蕾的父亲是党员，也曾当过兵。谢蕾回忆说：“在他手下长大，感觉是被当成他的兵在练。他对我的性格、人格培养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生活琐事，也不允许我疏忽大意和犯错。有时候我关窗户的方式不对都会被说……”对于自己的成长历程，谢蕾坦言：“你应该能想象得到，我的童年是比较‘悲惨’的。”
受父亲影响，谢蕾从小和同龄的孩子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小时候直到现在，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又红又专’。我的同学觉得我很呆板，没有同龄人那种生机和活力，不是很玩得开，聊天也聊不到一起。她们去逛街、聊天，我看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康熙王朝》、《亮剑》……”她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活在六七十年代。
其实谢蕾父亲对她的教育并非一味的严苛。“我父亲也比较崇尚美式教育，会培养我的兴趣爱好，鼓励我看书，鼓励我出去跟别人接触，也会教我下象棋、钓鱼、骑摩托车”。这种军事化教育和美式教育的双重作用在谢蕾的身上摩擦出了别样的火花——从孩提时起，谢蕾就酝酿着自己的英雄梦。她“一直想当警察，匡扶正义”，尽管后来这个梦想没能实现。谢蕾也还琢磨过怎么能为国家做贡献。“现在为国捐躯是没什么可能了，但还有其他途径”。年龄渐长，学业渐进，她也慢慢想通了，“如果我能在翻译、外交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或许可以这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价值。”
“晚一点总比永远没有好”
由于选专业时对俄语不了解，只是天真地抱着为国效力的初衷，所以当真正进入专业学习后，谢蕾的路走得有些坎坷。
“虽然几乎每次考试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很多人都叫我学霸，但我内心对这门语言其实是缺乏爱的”。一开始学习俄语时，她是被动而麻木的，很少主动了解、探求这门语言的魅力或是主动关注俄罗斯文化。
在对俄语没有兴趣的日子里，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俄语，“说又说不好，听也听不懂”。在她眼里这是一门死板的语言，带着布尔什维克“又红又专”的痕迹。而且学俄语不像学日语、韩语那样，可以通过看影视作品来巩固放松，仅有的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是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写的那种比较晦涩难懂的世界经典。
虽然提不起兴趣，但她始终不肯降低对自己学业的要求，于是挫败感总是如影随形。“俄语的变格变位太多了，不是说你知道这个词，就能说出来。这中间是有一个坎的。我每次说话都要追究到每个字到底怎么变，导致语速很慢，不然说出来就满口错。这么‘斤斤计较’真的学得很累。”
担心说错、害怕不够完美，谢蕾错失了不少练习俄语口语的机会。大一大二时，老师让她去参加全国俄语大赛，“我觉得我自己基本的话都说不好，肯定不行，就没有参加。”结果，去参加的同学都拿到了奖项，甚至得到了出国的机会，她追悔莫及。
在做志愿活动时，她由于过度担心一张口就出错，形成恶性循环。“我那时候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停地想我以后怎么办，没办法开口说话，还做什么翻译，甚至感觉人生一片黑暗……”高标准变成了一种枷锁，让谢蕾感到很沮丧。
然而，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她“强迫”自己多参加实践活动来克服困难。大四，她参加了中国中部国际产能大会，担任翻译志愿者，帮助美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做英俄互译，她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美国公司的认可。这次的活动也让她学以致用，增强了信心。“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敢说了，只有敢开口，真正说了、练了，才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016年10月，谢蕾经导师韩全会推荐去为烽火国际做一次有偿翻译工作，她心里不免七上八下。韩全会作为谢蕾本科时的专业老师以及目前的导师，一路看着谢蕾的成长，深知她成绩过硬、认真刻苦，同时也明白“她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信心，她总是很谦虚”。于是韩全会安慰她说：“我选择你就说明你一定可以，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大胆去做，老师站在你身后！”这句“定心丸”让谢蕾安心地顺利完成工作。
越来越多的实践活动让她慢慢体会到俄语的意义。她开始主动听俄语听力、探寻俄语中有趣的内容。虽然谢蕾觉得直到大四才确定对语言的“爱”有些晚，但俄语里有一句话“Лучше поздно, чем никогда”，即“晚一点总比永远没有好”。
“G20给我职业感”
作为唯一入选的G20第五次协调人会议俄语志愿者，谢蕾坦言“还是有些紧张的”。为了能顺利完成任务，她在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心里就会很慌”。活动期间，每一天从早到晚哪个时间点该干什么，她都会在册子上写好，“像省外办胡建处长跟我们做培训时说的那样，每天睡前在脑海里过一遍，心里有底”。
除了必不可少的充分准备，谢蕾还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减压方式。“需要放松的时候会很喜欢听歌，听一些快节奏的歌，虽然现在很多人反鸡汤，但是我还是蛮受用的”。这些临时的放松方法都会使她斗志昂扬，以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任务和挑战。
接机、陪同聊天、引导俄罗斯代表进入会场、参观武汉的亚历山大教堂、送机，这些构成了谢蕾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谢蕾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谢蕾和外宾们无所不谈。她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谈中俄关系，谈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比较两国的教育、外语人才的培养等等。谈得深了，代表团友人主动分享他们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听完他们的故事，谢蕾感慨“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由于语言不通，谢蕾成了俄罗斯代表团和中方人员不可或缺的沟通桥梁。她深知责任重大，也因此倍感压力，而双方人员对她的信任，又让她真切感受到了作为一名翻译的“成就感”。
俄罗斯代表团回国前，代表团成员之一丘马科夫为表感谢，给谢蕾塞了些小费。“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丘马科夫说。谢蕾愣了三秒，不知道如何婉拒，然后马上举起她的志愿者证件牌，对他说：“我是志愿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是不能收的！”丘马科夫这才收将钱收回。听说了这件事，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卢卡什摘下自己的会徽送给谢蕾。“这也算两国文化交流的象征吧！”谢蕾自豪地说。
对比以前参与过的活动，这次的G20第五次协调人会议，让谢蕾从心态上“真正有职业的感觉了”。她觉得以前自己“是打酱油的，真正给外宾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但是这一次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为外宾提供了及时且必要的帮助，成了他们沟通的桥梁。“以前学长学姐说‘感谢俄语’，那时我不懂，现在却深有体会”。
除了自我价值的提升，谢蕾也因为俄语、因为这一次会议结识了“这么多优秀的同学和朋友”。在酒店驻扎的两个晚上，谢蕾和其他联络组的小伙伴们交流了很多。“我们都是学语言的，会在彼此的身上看到取长补短的东西。人有时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要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
谢蕾眼中的自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的。儿时的英雄梦不是消逝了，而是找到了落地的方式，“没有脚踏实地的努力，英雄梦只是白日梦”。谈及接下来的三年研究生时光，谢蕾希望自己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继续深入探索俄罗斯文化。她笃信俄语里这样一句话：Терпение и труд всё перетрут，大意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