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临近毕业还在学院值班的朱雨阳无意中翻到一张旧表格，上面是四年前，辅导员让还是大一新生的他们写下的大学愿望。看着表格上空洞的“要掌握教师技能，达到毕业要求”的字句，朱雨阳笑了出来，“我没有想过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生，却误打误撞成为一名校园媒体记者，从见习小记者到校党委宣传部记者团副团长，从参加校园媒体工作到在《湖北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型媒体实习，并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会主席，主持学院宣传工作，在很多人眼中，朱雨阳走的是一条“明晃晃”的记者之路，但最终他却签约金华外国语中学，回归到了“师范”。
　　其实，对朱雨阳来说，师范并非“回归”，而是“初心”，记者之路也并非一段明晃晃的经历，而是宝贵的职业财富。
　　一个不做师范事儿的师范生
　　“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这十二字志愿是朱雨阳亲自填写的。他总记得自己高三时的英语老师，因家事不得不请人代课，竟在教室里三鞠躬向学生致歉。“其实她没有对不起我们。那时我就觉得教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当学生能够记得你，我想一定很开心。”然而作为一名师范生进入大学后，朱雨阳却几乎从未参加过师范相关的活动，他总说自己“不像一个师范生”。
　　在许多老师和学生的眼中，朱雨阳最鲜明的形象是校党委宣传部华大在线的小记者。在大一到大二的两年时间里，他总是带着纸笔奔波在校园的各类场所，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感兴趣，会对学生、老师、校领导、包括食堂大妈在内的不同的对象进行穷追猛打式提问。
　　像所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大学新生一样，朱雨阳觉得大学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回想那时的心情，他“觉得来到大学，要完成些什么”。而当他写的关于食堂问题的新闻稿件发布在网站上时，他感到自身正散发出浓浓的正义感，特别当有同学找到他：“哎，我遇到点事儿，你看能不能写篇稿子给报道下？”他觉得这就是自己“要完成的什么”。
　　也不是没想过多参加培养教师技能的活动，也曾翻开学生会整理的社团名单，一行行看下去，手指朝“心心火义教之家”一戳：“就是它了！”也曾跟随爱心大部队去汉阳为农民工子弟做课后辅导。一切并非没有意义，但他就是不知不觉的，慢慢将重心全部转移到了采访和写稿中去。
　　“记者团压力很大，无暇他顾。”现在想起，他仍然作“承受不住”状以手捂脸，“前辈们超严格，经常在群里当着所有小记者的面骂其中一人的稿子。”他形容那种感觉是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甩在脸上，被骂的人只能坐在屏幕前“默默地承受”，然后回复：“好的，我错了。”“知道了，我马上去改。”

但他从心里喜欢这样的方式，能够最直接地知道自己的缺点，“表扬我也爱听，但批评才让人觉得进步，感到有劲。”所以，即使辛苦写出来的稿子被从头批评到尾，即使反复修改后仍被骂“还是这么烂”，他也只是“心大”地说句“好背”，然后精神十足地去写新的稿子。

一切付出都有回报。大二时，朱雨阳与搭档采访马敏，做了一篇关于空调安装的报道。时值盛夏，桂子山上正上演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空调运动”，许多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日志，往往将这篇报道作为“证据”引用。稿件每被引用一次，点击量就“蹭蹭蹭”增加几百。他和搭档两人热衷于“窥屏”，看到新的转载还会打电话互相提醒，在屏幕前暗自“嘚瑟”。
　　太多类似的喜悦，支撑着走过无数在烈日下奔波采访、在深夜里苦熬写稿的日子，后来，很自然地做了副团长，又被学院作为新闻人才引进，空降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再后来做了学生会主席，朱雨阳对自己的记者经历十分感恩。
　　“我也是无意中在想，做新闻和做教育其实是一个样子的。”很多人问他，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坚持去做，既没有因为占用太多的精力而放弃新闻，也没有因为喜欢新闻而放弃教育的理想。他想过很久，“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都是关于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坚守。”越是在做新闻的后期，朱雨阳越发坚定了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念。

从新闻之路走上三尺讲台
　　2014年9月，朱雨阳回到母校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实习，承担两个高二行政班的政治学科教学工作。在此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在北京《中国青年报》作为实习记者的三个月生活。
　　在首都街头写尽人间冷暖的经历还冲击着他的脑海，他又马不停蹄地走上了三尺讲台。他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他喊上课，班长说起立，学生们站起来，他接同学们好，当曾无数次幻想过的场景真正发生，当他真正第一次承受来自学生们的那句“老师好”，那一刻的心情，“还真的，蛮开心的。不，开心这个词还不够表达，应该是觉得人生一下子升华了，人生价值就在那里了。”
　　教师生涯中的第一节课上得很顺利，一堂内容讲下来，正好打下课铃，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拖延。在教室后旁听并为朱雨阳作指导的，正是他高中时的政治老师，老教师走到教室前，欣慰地拍着新教师的肩膀，“不错，把场子撑下来了。”
　　朱雨阳感谢那些做记者的岁月，让他学会怎么样去跟人去沟通。还记得不久前的一个白天，他蹲守在北京城一处阴暗的小巷里，小心翼翼伪装成来此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与在此居住的“蚁族”们搭讪套话。而在更久之前的无数个白天和黑夜，他看着校园里走过的陌生男女，努力克服心理障碍，上前询问。
　　岁月流转，当他站在坐着数十位学生的教室中，一边讲着知识点，一边与学生们同步沟通：“这里听懂了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和我一样吗？”四年来不同又相似的场景交叠在一起，令人莫名的感动。

当然，真正走上讲台，除表现出在大学里积累的优势外，更多的是发现新的挑战。

时代发展的迅速令朱雨阳吃惊，当他再回高中，发现现在的教学方式跟彼时他读高中的教学方式差太多。他所签约的金华外国语中学，是当地最优秀也是最前卫的学校之一，在学校，他不仅要上政治课，还要上任选课。像大学一样，每周一个半天早班，学生们会按照开学时自己选好的课程到对应的教室上课。朱雨阳笑笑，“我考虑开一些我在大学上过的专选课，也可以开一门新闻写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
　　不仅如此，与四年前相比，常规的政治课也变得并不“常规”：老师上课，不仅要讲授知识点，还要组织学生们开展groupdiscussion。朱雨阳对导师设计的《政治生活》一课印象深刻，本是比较枯燥的内容，导师将讨论主题定为“假如你是外交部长，如何回答日本记者在两会上的提问”，学生小组们把想法写在各自的白板上，集体讨论，派代表到台上发言，竟搞得十分有趣。
　　朱雨阳喜欢这种有趣的授课方式，但这对老师来说是一种挑战，每节课需要“不断地去挖掘素材，然后提供学生这种平台去做展示”。他也设计了一节groupdiscuss，内容是《民主决策》，查阅了大量资料，他最终选定采用模拟听证会的形式。
　　“真的还要努力。”再过两个月，朱雨阳就要在金华正式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了，与同行的前辈们相比，他觉得自己抓知识点的能力远远不够，打算到岗后多去其他课堂听前辈们上课。

2015年的夏天，这是朱雨阳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他四年大学生活的结点。想起大一时填的那张愿望表，朱雨阳仍是发笑，“新生总是对大学充满期待。”他猜想，女生可能会期待一场图书馆里的偶遇，而男生大概比较期待打一场很好看的球赛，“但大学规划，难免都是很抽象的。”
　　一步一步走来，“最初连记者团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还以为可以出境呢，”到踏上一条记者之路，最终一路走上了三尺讲台，曲径通幽，初心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