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李遇春，是在他的书斋，这套起居室的所有房间都被堆满了书，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地板上严严实实地摞着，茶几上拥拥挤挤地摊着，举目可见的都是主人的藏书。李遇春就是常年独坐在这间书斋中，进行他一个人的研究。在旁人看来枯燥单一的日子，却是他心满意足的选择。
2002年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李遇春作为讲师来到桂子山，成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师。2007年他被破格评为教授，是当时华师最年轻的教授之一。2009年他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寻求：职业与志业的合一

作为文学院的教授，李遇春在大学时期却并非学习文学。在他1990年考入湖北大学时，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学而优则仕”，就做主为他选择了行政管理系。但他自小就喜爱古代文学，《说唐》、《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三侠五义》都让他着迷。中学时李遇春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还因为作文在县里比赛中获奖而得到难得的楚才作文竞赛的名额。至今他还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带着他从乡下到汉口一所中学参加楚才作文比赛的场景，那大约是1988年的事了。舞文弄墨一直以来都是他的爱好。

大学毕业后，他在武昌郊区一家国企厂办技校教书，但他很快对周围的环境失望，也不愿意玩玩扑克打打台球将日子混过去。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跃跃欲试的兴奋中。李遇春周围许多同事都选择了孔雀东南飞，而他在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后，最终决定拿起书本，走回校园。这一回，他决定选择自己的志业所在，去学习汉语言文学。

“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比较晚，是大学以后才明白，但是现在我过的生活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因为我的职业与我的志业是合一的。”李遇春在1995年决定要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也就明白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大学老师。

因为这个决定，李遇春开始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关山的华科书店和洪山的华师利群书社间，他的任务很重，要学习中文系学生四年所学的内容，还不能耽误工作。于是白天教书授课之余偷偷看书，晚上全神贯注地自学背诵，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完成了复习准备。“我当时看书，看到很多文学史里面的作家名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仿佛很熟悉，背得很快。”李遇春开玩笑地回忆道。

就这样，他在199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武汉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於可训先生，六年后进入华师教书，以自己的兴趣作为职业。他的很多同学得知他成为了大学老师后，都说“你就应该干这一行”。

向往：“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李遇春非常向往林语堂的话“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他看来，这也是每位学者都会向往的境界。在他独坐书斋孤独问学的日子里，他也从不觉得枯燥单一。面对采访，他不愿意多谈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不愿意找什么花絮亮点。只引用了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的“头脑里的旅行”和法国诗人兰波有名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让思想去旅行，去追求有距离的艺术真实。

这狭窄的空间就存在于书籍中，然而字里行间却是一个大世界。李遇春对书的嗜好也是根深蒂固的，家中仅关于旧体诗词的书籍就有七八千册之多，其中还有一些他从网络竞拍来的线装书，既有解放前的也有建国后的油印本或影印本。平时上网就是为了去淘这些书籍，“有的书好几百元一本，买得我都心疼”，李遇春笑谈。

李遇春很少出门采风或旅行，他更加喜爱这种文学里艺术真实带来的距离感。他在别处的生活也是一种陌生化的生活。虽然从未去过新疆，但专注于新疆生活题材的鲁迅文学奖得主红柯在读了李遇春写给自己的评论后，给他回信“知红柯者，李遇春也”。

他决心要做一位优秀的学者，因此格外“爱惜羽毛”。即使是写一篇短短的评论，也持着专注的态度。“可以写得浅，但要像鲁迅说刘半农那样的‘清浅’，而不能浅薄。”因此在整个硕博六年，他只发了六篇文章，直至开始工作，才由博返约，有了更多的作品。六年的潜心积累是打基础阶段，他在工作的十二年中，已经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上刊发了十多篇论文，平均每年就有一篇权威。

在读博士的第一年，李遇春就开始构思自己的研究，他将目光投向了当代文学中研究还很不充分的地带。他确立下自己的选题，要将1942—1976年间的“延安文学”至“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打通起来进行研究。精心准备三年后，他完成了将近四十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是当时参与答辩的博士生中字数最多的，也是评委老师议论热度最高的。据说当时参加答辩的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老师评价这位面相十分年轻的后生才华横溢，对他能够驾驭如此宏大的研究课题十分看好。这篇博士论文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成为他学术上的第一块基石。他一直想把这本书再版，去掉过于西方理论化的色彩，改名《革命中国文学史论》。

在进入华师工作后，他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铺展开去：一个是当代小说研究，一个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他说前一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潮，后一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暗潮，一个属于现代性的新文学范畴，一个属于传统性的旧文学范畴。李遇春就在这一新一旧中穿行，努力寻找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融合境界。他说自己做学生时代主要仰慕西学，喜欢用西方的文艺理论阐释中国文学，而工作以后则试图进行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不仅在现当代的诗词领域研究中进行，而且也在当代小说研究中做同样的探寻。目前他已出版了《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去年此书荣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这部书即将由出版社重新设计再版。他还在坚持编撰《新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和《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这两部书稿有二百万字的规模，属于他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项目的系列成果。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但他说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最终完成。

与此同时，作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他也很看重介入文学现场，评价正在进行中的文学。他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既要注重研究“过去式”的文学，也要关注“进行时”的文学。因此他一直非常关注当代许多活跃着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后来李遇春就自己对当代西部作家群的关注和思考出版了《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一书，重点研究了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红柯、李锐等西部作家的创作。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获得了当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最近他又与友人联合主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作者阵容强大，汇聚了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南大等著名高校的10位中青年文学批评家的论文集。他自己也有一本入选，书名《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这部最新的文学批评集体现了他将“心证”（精神心理分析）与“史证”（社会历史分析）、“形证”（审美形式分析）融为一体的“大文学批评观”，其意在于为高校浮躁不堪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正名。

有感于现在许多学术杂志越来越体制化，李遇春还萌生了办一份民间学术杂志的想法，希望能够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继承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学术传统。在他看来，湖北现当代文坛上一些大人物都喜欢办杂志，比如鄂东的黄侃、闻一多、废名、胡风、秦兆阳都是如此。胡风办的《七月》，秦兆阳办的《当代》尤其著名。于是他在2011年接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秘书长后开始跑去拉赞助，有了办刊经费再找国内同行一个个的敲定重点栏目，最终在学会新老两代会长的支持下成功创办了《新文学评论》大型文学研究集刊（季刊）。创办两年以来，杂志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了不少关注和好评。

风格：我想去感染我的学生

“好的老师，往讲台一站，就应该能够感染到学生。”李遇春反复强调“感染”这个词。因此，他从不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而时时刻刻都注意将自己最新的思考和学生交流。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他的讲解也是每年都会有所变化。

2011级何金凤是李遇春《当代文学思潮》课堂的忠实粉丝，经常蹭课去听。没有ppt，极精简的板书，但内容却丰富：从胡适派文学批评到胡风派文艺思想，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到艺术性，思想性到倾向性，李遇春往往串珠般连贯讲授，“李老师上课非常投入，他能围绕一条主线很有条理地讲述，而且引经据典十分充分。”何金凤每次上课都会被其广博知识和深刻见解所吸引。

“中文系学生应该有历史意识和思辨能力”。李遇春在其当代文学课上如是要求学生，不能够只做一个文学审美的单面人，因此博览群书就显得分外重要。有着“长计划、短安排”习惯的李遇春每月都会制定阅读计划，读书看书写书是他最重要的安排，为此尽量推拒外出的活动。虽然只教授当代文学，但他的论文中能够从古今中西多个维度去研究，熟练运用各种文艺理论。在采访时，各类典故李遇春拈手即来。

“希望你们不要忙于出成果，大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发表作品一定带着敬畏文字的态度。”在华师，李遇春实践了自己的梦想，如今他嘱托学生一定要找准读书方向，提升阅读觉悟。“博闻强记，克服懒惰永远是一个人文专业学生的必由之路。一定要时常打理自己，塑造自己。”

他在指导学生上，也是自有一套方法，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深受他“史证”、“心证”、“实证”三合一分析方法的影响，每次一起探讨论文时，也必会一直讨论到二级标题，确定大体方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一直是李遇春的教学观，他不想做一位“一言堂”的老师。

“李老师绝不敷衍”，“他的态度一丝不苟”，这是他的几位研究生都说到的感受。研究生王振就提到，在负责主编《现代中国诗词经典》时，李老师很少如其他人一样直接引用其他人编的合集，而是尽力去寻找原作者的第一手资料以确保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