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着一对有特殊意义的印章，它见证着清朝两位进士、也是两位著名文人之间的友谊。

这对印章看上去比较简陋，印章的印面分别为“丁未翰林”和“何道生印”，一枚印章的印身刻有“何可一日无竹  恨不十年读书”，另一枚印章的印身刻有“星衍”二字。

显然，这对印章的篆刻者为清代著名文人孙星衍，使用者是和孙星衍同年考中进士的何道生。

孙星衍(1753年—1818年)字渊和，号伯渊，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少年时就以文学见长，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袁枚曾称他为“天下奇才”，著名文人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 孙星衍于乾隆52年(178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12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孙星衍博览群书，以知识渊博名噪一时。他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存世。

何道生（1766年—1806年）字立之，号兰士，山西灵石人。生于清乾隆31年（1766年），卒于嘉庆11年（1806年），享年仅41岁。他与孙星衍一样，也是乾隆52年（1787年）进士，两人按旧例称为“同年”。他先后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后出任江西九江知府，以病告归。不久后，又出任甘肃宁夏府知府，最后病死于任上。何道生当时诗名很盛，其诗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剑南之间，著有《双藤书屋诗集》十二卷。

孙星衍与何道生不仅为同年进士，而且都曾在山东任职为官，想必会经常往来。也许，孙星衍就是在这段时间为何道生雕刻了这对印章，成为他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山东泰山著名的阙形方柱碑也有关于他们活动的记载。此碑位于岱庙西侧，高275厘米，宽90厘米，厚82厘米。在其四侧碑面上，分别刻有真、草、隶、篆、行5种书体的4则记事和 20首诗。上面4 则记事中两条就分别与孙星衍和何道生有关。

其中一条是：“嘉庆二年二月癸酉，署按察使孙星衍来谒岱庙。泰安府知府金棨、运河同知黄易、阳湖杨元锡、钱唐江凤彝同至。次日，宿登封台，观日出，始去。”此题刻刻于方柱碑南侧，由孙星衍以篆书题写。

另一条为：“嘉庆五年，青龙在涒欺，升枋。建卯之月，日次壬辰，巡际济宁漕务。山东道监察御史、灵石何道生以阅宗至泰安，恭谒岱庙。同来者：靖江郑锡琪。”此题刻也刻于方柱碑南侧，系由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何道生以隶书题写。

孙星衍不仅以学问广博闻名，也以为人正直著称。古玩界曾有一段佳话，说的是孙星衍不见和珅的故事。 和珅是乾隆时期的重臣，私人收藏之多之精，可说是空前绝后。孙星衍博览群书，勤于著述。他曾居住在琉璃厂，经常与古董商、书商打交道，在鉴赏钟鼎和碑碣石刻等方面有非常专业的知识。和珅知晓孙星衍看铜器有眼力，便想请他到府上来鉴别钟鼎彝器。因为和珅虽然收藏22座大铜鼎，却分辨不清哪件是商代的，哪件是周代的。和珅多次托人捎信邀请，但孙星衍始终没去见他。

乾隆去世后，嘉庆帝即宣布和珅罪状20款，责令其自杀，抄没其家产，当时估值约8万万两。其中最值钱的还是古玩、珍宝、首饰共计28000件。和珅被赐死抄家之后，人们问孙星衍：和珅把持朝政时，多次请你过府，为何不去？孙回答说：和珅乃贪赃枉法的小人，不懂金石学问，“道不同，不相为谋”。

作为清朝著名学问家，孙星衍也精于书法、篆刻，有不少作品流传于世，颇受收藏家们的欢迎。2010年，他的一幅篆书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在北京一次拍卖会上以22.4万元成交。他篆刻的印章、砚铭等也不时出现在拍卖市场，有的也拍出数万元高价。据资料记载，孙星衍曾为人刻过一方“生于癸丑”印章，后被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张廷济见到，在上面题刻了“字奇刀健，允推渊如杰作”的评语。

看来，孙星衍为何道生刻的这对印章很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