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走后的第三天，窗台上的栀子花开了。我数了七朵，三朵朝东，四朵朝西。”

雨还在下。细细的，绒绒的，黏在玻璃窗上，汇成一道又一道溪流。梧桐叶子湿漉漉地亮着，偶尔一辆车碾过积水，那声音也闷闷的，像一声被捂住了的叹息。

屋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擂在空旷的胸腔里，有点慌。空气里浮着一种旧木家具和雨天气味混合的凉意，吸进去，肺腑都像被清水涤过一遍，干净得发空。

我转过身，目光无神地扫过客厅。沙发是老式的，铺着素色暗纹的垫子，扶手上搭着一条褪了色的薄毯。茶几上，一只白瓷茶杯静静地搁着，杯沿内侧有一圈极淡的茶渍。一切都还在原位，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马上就会回来。

我走向卧室。脚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卧室更暗一些，窗帘半掩着，滤进的天光是灰色的。床上铺着平整的灰黑格子床单，枕头蓬松，没有一丝褶皱。这里的时间似乎走得更慢，尘埃的沉降都小心翼翼的。

就是在那扇老旧的窗户前，我停住了。

窗台很宽，是老式楼房才有的那种。此刻，一片素白撞入眼帘。

那是一盆栀子。栽在一个朴素的陶土盆里。叶子绿得深沉，油亮亮的，仿佛把窗外所有的阴翳都吸了进去，淬炼出根茎那沉静的墨色。就在这墨绿的底色上，开着花。

我下意识地开始数。一朵，两朵……七朵。不多不少，七朵。

它们开得毫无征兆。昨天？还是前天？记忆里还只是一簇簇紧紧包裹的青白花苞，沉默地隐在叶间。怎么一夜雨过，就全都坦然地绽开了？花瓣是厚重的白，层层叠叠，边缘有些微的卷曲，像古典仕女裙裾的滚边。花心处，是一小撮更密集的、鹅黄的花蕊。被雨气浸润着，那便不仅厚重的白，是莹润的、凝脂般的白，仿佛自身就是一个柔和的光源，在这昏暗的室内，幽幽地亮着。

看得久了，我注意到它们的方向。不是散乱地开着，而是有着微妙的区别。

三朵，稍稍朝向东面。那是城市日出的方向，尽管此刻被层云和楼宇遮挡。另外四朵，则微微倾向西边。西边有什么呢？更远的郊区，蜿蜒的河流，再往西，便是连绵的矮山，以及山后，我来的方向。

外婆是三天前走的。安静地，在睡梦里。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干涩得像深秋的落叶，她说，没有痛苦，就像一盏油灯，慢慢地，燃尽了最后一滴。

之后我匆匆收拾行囊，踏上归途。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绿色由疏淡变得浓稠，再由浓稠变得陌生。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可十八岁以后，便像一枚被风吹远的种子，落在遥远的城市，生根，发芽，努力适应着另一片土壤的酸碱。故乡成了地图上一个熟悉又疏离的坐标，只有年节时，才被短暂地标注。而外婆，是这坐标上最温暖、最恒定的一点。

现在，这一点熄灭了。

葬礼简单而肃穆。亲戚们来了又散，安慰的话说了又说，像潮水漫过沙滩，留下湿漉漉的痕迹，又很快被风吹干。母亲和姨妈们收拾遗物，商量着哪些该留，哪些该处理掉。屋子里的空气忙碌而滞重，悲伤被具体的事务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反而让人得以喘息。

外婆留下了这房子，这家具，这盆花，留下了无数关于她一生的记忆碎片。但她的人，确确实实地“去”了。而我，年年月月，也一直在“去”与“留”之间辗转，可每一次的“留”，都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早已是个“离去”的人。

雨似乎小了些，变成了更缥缈的雾状。一朵朝西的栀子，最边缘的一片花瓣上，聚起了一颗极饱满的水珠，颤巍巍地，悬而不落。那水珠澄澈透明，将窗外颠倒的、灰蒙蒙的世界，静静地盛放在里面。然后，毫无征兆地坠落了，沿着花瓣的弧线，悄无声息地滑落，隐入下方的叶丛，不见了。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闻到了。

之前全副心神都在看，在想。直到这动态的一瞬打破凝望，那香气才猛地攫住了我。它早就弥漫在空气里了，只是我迟钝的感官刚刚才向它敞开。清冽的，带着雨水的润和植物根茎的微苦，一丝丝钻进鼻腔，沉入胸口，将那淤塞的空洞一点点填满。成为一种无比坚定、无比柔和的存在。

七朵花。三朵朝东，四朵朝西。它们就这样静静开着，不为什么，不证明什么，也不回答什么。生的，便这样生着。以一朵花的形态，以一阵香气的形态。

逝去的呢？真的就无形无迹了吗？那这满屋子的静默里，为何我能触摸到一种熟悉的温度？那薄毯上的褶皱，那茶杯里的茶渍，那空气中仿佛还未散尽的一声轻唤……它们不是实体，却比实体更顽固地“存在”着。它们“留”了下来，留在物的记忆里，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这盆绽放的栀子，那无言却磅礴的生命力里。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清冽的香仿佛有了实质，充盈了四肢百骸。窗外的梧桐，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晃了晃，抖落一串细碎的水光。

去，是必然的。留，是永恒的。人一辈子都在离去的路上，而比离去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被留下。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七朵素白的花，转身，轻轻带上了卧室的门。客厅里，母亲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只白瓷茶杯，望着窗外的雨幕出神。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没有说话，只是加入这满屋的沉默。

雨，快要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