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包干制”正成为我国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激发原始创新活力的关键制度设计。

“包干制”的核心是改变过去“按科目报预算、按流程审报销”的刚性管理模式。它遵循“充分信任+责任约束”的原则，在科研项目总经费额度内，不预设过细的科目比例，不要求编制繁琐的年度预算，并大幅简化经费调整与报销程序。同时，政策明确用于“人”的费用比例可提高到50%以上，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的间接费用比例可达60%，旨在让经费真正服务于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

“中国天眼”FAST的成功是“包干制”赋能基础研究的生动体现。科研团队获得了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减少了事务性审批，得以心无旁骛地深耕前沿领域。

“包干制”已从局部试点走向制度化推广，形成了中央引导、地方细化的改革格局。

地方实践：

北京：在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中全面推开，实行“负面清单+包干制”，覆盖数千个项目与近万名科研人员。

湖北：将“包干制”拓展至更多省级项目，并配套“负面清单”和信用监管，累计实施超7000项。

广东：出台《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管理办法》，为经费使用划定“红线”并建立全过程闭环管理。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扩大“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

将经费使用权真正交给科学家，使其能根据研究进展灵活调配资源，敢于探索“无人区”，从而催生更多“从0到1”的原始创新。

关心此问题，是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2014年10月24日，我提了一个民主党派社情民意信息《提高科研支出效率的两个建议》，被民进中央、湖北省政协采纳，全文如下：

近日，多名院士、大学教授因陷科研经费腐败丑闻被查，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与此同时，《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获批，有力地回应了公众关切。有专家称，这一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历史性转折。

根据全国政协的一份统计材料：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

笔者在高校工作过20多年，也申报过或者见过别人申报过各类科研经费。笔者认为，科研经费出现这种乱象，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研经费虚高，把设备采购、资料采购、出差调研等可有可无的内容作为申报的内容，而真正反映脑力劳动的成本与研究劳动的价值的投入，却不多。二是对科研经费管理不科学，导致申报者造假、虚报、挪用。

对此，提两个建议：

1、科研经费至少可以砍掉一半。笔者也申报过科研项目，主要内容无非是相关的科研成果，研究意义，科研设备采购，出差费用，座谈会等。而真正体现脑力劳动成本的却不多。科研扶持要体现创新，不应该体现在无法说明用途的科研设备上。因此，一大笔科研经费到手了，不会完全按照申请书上说的申请项目去真正采购科研设备，即使购买，也是抬高价格，把数字凑出来，而一些最为关键的劳务性的支出，是难以报销的。假的发票漫天飞，造成科研腐败。应该改变思路，你要申请基金课题，应该具备科研条件，只能够扶持你创造性劳动的这个部分。而采购设备等，属于转移性支出。

因此，对于砍掉一半的科研经费可以适当放松管理，申请的数额，关键在于看课题的重要性与团队人员的必要性，再看看相关人力投入经费是否合理即可。以后的课题报销主要是检查参与科研活动的人员、参加座谈会的人员签字领取报酬即可。以便检查时核对。

2、应用研究以企业申报为主。基础性研究以高校、科研所为主，靠近市场的应用型研究以企业为主，企业对市场是最为敏感的。国家科研经费尽量向创新主体——企业投入，再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力量与高校、科研所的力量安排科研经费，这样，国家考核科研投入，就可以以产品创新率与市场占有率来精准考核。当然，给科研经费时，也不应该考虑科研设备的问题，这样可以多给一些企业科研经费，扩大覆盖面。

2021年7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一揽子新规，来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的经费管理规定，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以更好激励科研人员潜心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