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末在汉阳经开区解读一本书。10月25日解读章开沅先生《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158.00元，60万字。“一个老年人的死亡，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高尔基的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普遍现象。

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吾国复苏的高教，生机勃勃。一大批引领风气的高校校长，其英名腾传众口，令人怀念不置。他们当中，有北大校长丁石孙、复旦校长谢希德、吉大校长唐敖庆、科大校长严济慈、南大校长曲钦岳、中国政法校长江平（给我颁奖，因为公车改革）等。

有人所列“80年代以来最令人怀念的5位大学校长”中，武昌5居其3。他们是华工校长朱九思、武大校长刘道玉、华师校长章开沅。

继《章开沅口述自传》之后，章先生手著《凡人琐事》，以其60万字的大体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回忆录、个人史。

民意测评、校内投票均为第一的章先生，从华中师大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被直接任命为一校之长，如此奇迹或许只能发生在八十年代，也难怪那个时代特别让人怀念。不恋栈而请辞高位厚禄者，现实中并不多见，章先生之先辞校长继辞资深教授，是为清举，只是嗣响罕见，足称异类。

一、章开沅简历

章开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生于芜湖，祖籍浙江省湖州吴兴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2018年12月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享年95岁。

二、三所大学（校友共读此书）

在进入金陵大学之前，章开沅的人生阅历已经相当丰富。他曾因参与学潮被中学开除。

在1943年10月，他进入了“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学习。这所学校的门槛比大学低，旨在为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提供一技之长，设有统计和会计两个专业。

章开沅在此学习会计，生活条件颇为艰苦。主食是混有稻壳、稗子等的“八宝饭”，菜肴时常短缺，有时只能以加盐和辣椒粉的米汤下饭。章开沅仍利用学校图书室进行了大量自学，研读了货币学和银行学等书籍。然而，这段学习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不足一年，他便因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而被开除。

计政班的经历虽然短暂，且章开沅最终未能如兄长所愿进入银行界。但这段颠沛流离中的学习时光，以及其后在川江上当船工的“流浪生活”，让他深切体验了社会底层的艰辛，这对他日后作为历史学家“关注底层、感知社会”的使命感与悟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4年，他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青年军战士，直至1946年复员。这段军旅生涯也是他人生中特殊的学习和锻炼阶段。

金陵大学。1946年9月，章开沅先生得以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他原本心仪的是农业经济系，但因入学摸底考试中语文成绩突出，被历史系看中，从而“多少有些偶然地”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金陵大学为章开沅提供了系统且严谨的史学训练，并深刻影响其学术视野：

教学特色与师承：金大历史系由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创办，并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形成了特色。课程要求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并完成多次论文作业，注重师生互动和独立思考。章开沅曾有幸师从陈恭禄、王绳祖等学者。

学术氛围与视野：金大课堂之外，贝德士教授家的周末茶会是师生交流的独特场合，通用英语交谈，内容广泛。

此外，罗隆基、马寅初、梁漱溟等各界名流的讲座也极大地开阔了章开沅的视野。

学术与政治的初步交织：金大期间，章开沅并未完全埋首故纸堆。他加入了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并为墙报《天南星》撰稿，发表过《漫话金圆券》等时评和《火车抛锚》等政治讽刺诗，展现出对社会的关切。后因形势紧张，他于1948年11月未毕业便离开金大，投奔解放区。

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为章开沅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其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视，乃至后来对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可追溯至此。

1948年底，章开沅先生离开金陵大学后，进入了中原解放区的中原大学学习。这是一所为适应革命需要、培养干部而设立的学校，不同于常规大学。在中原大学，章开沅感受到了全新的学习氛围。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这让他心生敬仰。经过约半年的短期政治学习后，章开沅便从中原大学毕业。

他原本希望奔赴前线，但组织出于建设新型大学的考虑，将他分配留校，进入政治研究室工作。这个安排当时虽让他略感沮丧，却由此奠定了他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

1949年5月，随着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并与当地院校合并，章开沅也来到武汉，并参与了后续华中师范学院的组建（校友，我是1979年10月2日来到首义校区）。

华中师范大学是章开沅先生工作和服务终身的地方，他在这里从一名青年助教成长为一代史学大家和教育家，并曾担任校长。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开拓：在华师早期，章开沅经历了“过教学关”和“过学术关”的过程。他通过刻苦自学充实专业，训练表达，很快站稳讲台。他从教学中寻找研究课题，最初关注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评价等问题。

1954年，因参与接待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调研辛亥革命史料，深受触动，决心投身辛亥革命史研究。即便在政治运动干扰的困难环境中，他仍坚持学术追求，最终与林增平共同主编了奠定中国辛亥革命史学基础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

此后，他不断开拓新领域，如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长治校与理念：1984年，章开沅出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后学校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任校长）。面对困难局面，他秉持“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的决心。

其治校理念突出体现在：一是确立“讲坛与学坛并重”的办学宗旨，强调师范院校既要坚持以教学为本，又要在科研上勇攀高峰。

二是大力推进开放办学和国际交流，积极与国外知名大学建立校际关系，举办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突破关门办学的局限。

三是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倡导学生自治，鼓励社团活动，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提倡美育，营造活跃的校园文化。

四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拘一格用人才，并充分信任下属，使自己能聚焦宏观问题。

三、主要学术贡献

1、开拓性的史学研究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奠基人与推动者：于1961年推动在武汉召开了首届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此举在新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学术研究上，他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1981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辛亥革命的大型学术著作，被国际学界誉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不断深化研究，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等重要著作，并将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同时也将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国内。

2、“三个一百年”的核心内涵

前一百年（1811-1911）：辛亥革命的“因”

历史背景的纵深考察：研究19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冲击。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如嘉庆朝严禁洋人潜居内地）、技术落后（忽视蒸汽机等工业成果）以及社会矛盾（白莲教、天理教起义）共同构成了革命爆发的土壤。

全球化的被动回应：中国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觉醒，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年）和《南京条约》（1842年）等事件暴露了清帝国的虚弱，促使知识分子寻求变革。

后一百年（1911-2011）：辛亥革命的“果”

政治遗产的延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民主共和制度历经曲折（如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章开沅指出，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虽不成熟，却为新中国的制度探索提供了经验。

社会变革的深化：辛亥革命引发移风易俗（剪辫、废缠足）、民族认同重构（“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民生主义的实践（如土地改革、节制资本）。

未来一百年（2011-2111）：历史遗产的当代启示

人类文明的反思：面对全球化、生态危机与科技伦理问题，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以及民生主义中对公平分配的追求，为应对贫富分化、权钱交易等挑战提供思路。

民族复兴的路径：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如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结合，推动两岸统一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方法论创新：突破传统研究范式

长时段视野（La Longue Durée）：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将辛亥革命置于300年的历史因果链中，避免“碎片化”研究。例如，分析19世纪中西发展差距（英国工业革命 vs 清朝技术停滞），揭示革命必然性。

空间拓展：亚洲与全球视角

亚洲整体性：辛亥革命受日本、东南亚华侨支持（孙中山称南洋为“革命之母”），同时影响越南、菲律宾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体现亚洲反殖民斗争的联动。

世界公民意识：孙中山的国际化活动（如同盟会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表明辛亥革命是世界对全球化的一次理性回应，而非孤立事件。

社会史转向

突破政治史框架，关注民生、民族、民权问题的交织。例如，辛亥革命推动多民族国家构建，但其遗留的大汉族主义问题仍需通过“新黄帝观”等包容性叙事化解。

学术与现实意义

纠偏历史虚无主义：针对台湾地区“台独”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解构，章开沅强调两岸共同继承革命遗产，呼吁通过政治协商实现统一。

启迪未来文明走向：提出“科技救不了人文”的警示，主张在工业文明中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应孙中山“节制资本”与生态平衡的预见。

研究实践的应用：章开沅主持的辛亥革命研究倡导整合两岸四地史料，例如将台湾民主化进程视为辛亥精神的延续，推动“大中华区”整体视野。

章开沅的学术立场

反对革命神圣化：辛亥革命虽有局限（如排满宣传助长大汉族主义），但其开启共和之门的历史功绩不可否定。

辩证看待孙中山：肯定其“三民主义”的创新性（融合中西文明），同时承认革命策略的失误（如早期武装起义模式僵化）。

中国资产阶级与商会史研究：基于对辛亥革命的深入研究，章先生将视野扩展到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他以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为突破口，所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被誉为“信而有征，文情并茂”。

他的工作带动了国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研究，并进一步开创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章先生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国内率先投身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主持举办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他促成了国际学界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关注，并成功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实现了该领域的中外双向交流。

我研究传教士的高山避暑。庐山、鸡公山、谷城薤山。

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的先驱：在研究教会大学史的过程中，章先生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其金陵大学老师贝德士博士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完整文献。他旋即投身于此，相继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一系列著作，为揭露历史真相、捍卫人类和平提供了铁证，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形成了深刻而独到的史学思想。

“求实存真”的史学家品格：章先生始终坚信，“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是诚实”。

他倡导史学家应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不趋附、不媚俗，以超出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去追求历史的真实。他的书斋命名为“实斋”，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贵在通识”的治学方法：他主张史学研究“贵在通识”，强调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他提出的研究辛亥革命要有“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大史学观”，就是这种“纵通”的典范。同时，他也注重“横通”，提倡区域比较和全球比较，并主张历史学应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横向沟通，借鉴其方法。

“参与史学”的社会责任：章先生晚年大力提倡“参与史学”。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固守书斋，而应关心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积极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去。

四、接力研究南京大屠杀

章开沅在美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贝德士文献”的发掘与系统整理，为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史料基础、学术指引和关键人脉。以下是具体的影响内容：

提供核心史料：贝德士文献

章开沅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奠基性工作，是他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系统发现并整理了“贝德士文献”。贝德士是章开沅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曾担任主席，目睹并参与了救援中国难民的工作。1988年，章开沅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偶然发现了其导师贝德士博士的个人档案专藏，其中保存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大量原始文档，包括成员的信函、日记、报告等，是记录日军暴行的第一手铁证。

1991年，章开沅获得鲁斯基金资助，专程再赴耶鲁大学，花费8个月时间系统阅读了全部贝德士文献，并复印了1000多页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珍贵资料。

这些文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章开沅将自己整理的这批文献的复制件分享给了“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使得这批资料能够被更广泛地利用。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

引荐关键人脉：章开沅虽然与张纯如的直接交往不算非常多，但他通过共同的合作伙伴——邵子平（“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核心成员），为张纯如的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间接帮助。正是通过邵子平，张纯如得知了耶鲁神学院收藏的“贝德士文献”这一重要史料宝库。

邵子平在纽约郊区的房产为张纯如在耶鲁查阅档案期间提供了住宿，并将自己的车给她使用，解决了其研究期间的生活与交通问题。在张纯如寻访拉贝足迹、最终发现《拉贝日记》的过程中，邵子平也因其德语能力和国际经验提供了重要帮助。

——学术支持与精神共鸣

在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前，她曾邀请几位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对书稿进行审阅与核实，其中就包括章开沅校长。这表明章开沅的学术观点和史实判断对张纯如的书稿内容产生了直接影响。

章开沅曾公开坦言，在引起英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方面，“我们三个教授（指唐德刚、吴天威和章开沅）加起来也不如一个小姑娘（张纯如）”。这既是对张纯如工作巨大影响力的肯定，也体现了章开沅作为前辈学者的无私与对后辈的真诚赞赏。1998年，在纽约的一次报告会上，章开沅与张纯如共同出席，他在演讲中用一个笑话巧妙地反击了日本右翼势力对张纯如著作的攻讦，给予了张纯如精神上的支持。

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承

章开沅与张纯如的协作，堪称历史研究领域一次意义深远的接力。章开沅作为资深学者，以深厚的学养发掘并验证了核心史料；而张纯如则以作家的敏锐和激情，将这些史料转化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他们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将一段几乎被西方世界遗忘的历史悲剧推向了国际舆论的中心。

五、文化+旅游

章开沅的历史文化理论核心

“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的史学观

历史求真与参与现实并重：主张史学家需深入历史本质，同时以史为鉴服务现实。例如，他研究辛亥革命与张謇时，不仅还原史实，更提炼出“实业精神”“家国情怀”等现实价值。

“把学问写在大地上”：强调学术需落地实践，推动地方文化复兴。他晚年辞去“资深教授”头衔，专注服务家乡建设，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理念

保护与利用结合：提出“最好的保护是利用”，主张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源。他支持芜湖益新面粉厂旧址改造为文创园区，并推动其成为双创基地。

企业家精神传承：以祖父章维藩（益新面粉厂、宝兴铁矿创始人）为案例，挖掘近代实业家的社会责任，为工业遗产注入精神内核。

10月17日，联合国旅游组织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最佳旅游乡村”颁奖仪式。会上公布了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国申报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墨尔多山镇基卡依村、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等4个乡村入选。

截至目前，我国入选总数达到19个。

2021年：浙江省的余村和安徽省的西递村

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寨村和重庆市的荆竹村

2023年：江西省的篁岭村、浙江省的下姜村、甘肃省的扎尕那村和陕西省的朱家湾村

2024年：云南省的阿者科村、福建省的官洋村、湖南省的十八洞村、四川省的桃坪村、安徽省的小岗村、浙江省的溪头村和山东省的烟墩角村。

对湖州荻港古村建设的实践影响

文化根脉的挖掘与重塑

家族史与地方史融合：2000年，章开沅在湖州“笔墨江南”文化节发表《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演讲，将章氏家族“清芬堂”耕读传统与湖笔文化结合，推动地方文化品牌建设。

桑基鱼塘申遗成功：他支持荻港渔庄建设，将传统桑基鱼塘系统申报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使其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广的生态农业典范。

学术资源赋能乡村文旅

开沅书院的诞生：2023年，荻港村在其祖宅旧址建成“开沅书院”，设计理念融合“史学远航”象征（建筑形似巨轮）与江南山水意境，成为集研究、教育、旅游于一体的文化地标。

跨区域合作机制：促成华中师范大学与湖州合作，以“民国史研究院”为平台举办海峡两岸学术会议，推动荻港成为民国史研究重镇。

对芜湖益新面粉厂文化区的改造引领

工业遗产的现代转型

“修旧如旧”的活化模式：章开沅2018年重访大砻坊时，肯定园区用古城旧砖修复益新面粉厂老楼的做法，并题词“百年益新面粉厂，日新砻坊科技园”，强调历史与创新的平衡。

产业功能重生：原厂区改造为“大砻坊科技文化园”，吸引368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1340人，实现从废弃厂房到双创基地的蜕变。

学术研究驱动遗产价值提升

2019年芜湖研讨会：章开沅推动召开“企业家精神与工业文化遗产”会议，将益新面粉厂与宝兴铁矿作为案例，提炼“章维藩精神”（实业救国、技术创新），为遗产注入文化内涵。

文献捐赠与家族参与：他将《手泽珍藏——章维藩函札手稿汇编》捐赠芜湖，并携家族成员实地考察，强化遗产的情感联结。

对宝兴铁矿文化区建设的间接推动

工业遗产的区域联动

章开沅通过研究祖父章维藩创办的宝兴铁矿（今马鞍山铁矿前身），揭示近代工业的“地方记忆”价值。2019年研讨会邀请马钢集团代表分享矿区生态改造经验，促进工业遗产保护共识。

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延伸

他支持的《工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教育传承与工业旅游》一书，以宝兴铁矿为例，提出“工业遗产-地方认同-旅游开发”模式，影响后续规划。

六、名人名言

1、治学与史学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这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生动地阐释了历史作为客观存在已经终结，但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却是一个不断深化、永不停歇的过程。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原则：不迎合时俗，不媚附权贵，而是以超凡的纯真与虔诚，独自探寻真理，以启迪后人为己任。他曾强调，真正的学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则应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

他提倡“参与史学”，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固守书斋，而要关心社会，通过历史研究连接过去与未来，用自己的智慧参与历史的创造，成为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2、教育与大学精神

他始终秉持“以生为本”的办学思想，认为学生是教育的根本，强调师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要尊重学生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而非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

他犀利地指出教育管理中的弊端，反对“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甚至是生产流水线的办法，来进行学校的管理”，认为这忽视了教育的教化本质。

面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他曾发出振聋发聩的追问：“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 并指出大学精神的沦丧和重建的艰难。他坚信“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主张大学应保持主体性，按照教育规律自我完善。

3、人生与风骨

在学术荣誉面前，他表现出罕见的淡泊。他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希望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并坦言：“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展现出不恋名利、守护学术纯洁的高风亮节。

他常怀谦逊之心，将自己比作“一株小草”，虽渺小平凡，但其生命意志刚毅，能与亿万群体一同为大地增添春天的颜色。在培养学生方面，他甘于“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的石子”，将对学生的关爱和期望融入无私奉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