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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作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近年来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公共金融”理念，旨在重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尤其强调国家应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优化金融资产供给来激活经济。

一、核心理念：从“公共财政”到“公共金融”的范式转变

1、重新定义政府金融职能

传统财政的局限：李稻葵指出，传统公共财政框架强调“量入为出”，要求政府短期平衡收支，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地方债短期融资（如3-5年），但基建项目回报周期长达20-50年，形成“短债长投”的期限错配风险。

公共金融的革新：主张将政府定位为“金融市场核心服务者”，通过发行国债为市场提供安全、高流动性、长期限的金融资产。国债因国家信用背书，安全性远超现金和银行存款，且可24小时交易，是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基石。

2、理念创新的必要性

批判现有国债规模不足（仅占GDP的26%），远低于美国的120%和日本的220%，无法满足国内外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如菲律宾、日本央行欲增持人民币国债但“买不到”）。

提出“国债规模应达GDP的100%以上”，认为高储蓄率（中国40% vs 美国16%）和低利率环境（国债收益率进入“1时代”）为扩容提供条件，且日本案例证明高国债占比未必引发危机。

二、政策实践：国债发行的具体路径与目标

1、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30万亿国债置换地方债：通过中央政府发行低成本长期国债置换地方政府高息债务，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的同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化债导致经济收缩”。

2、激活房地产与消费市场

4万亿收购商品房转保障房：政府收购过剩房产，转化为农民工进城保障房，既消化库存（当前房地产投资连续三年半下降10%），又推进市民化战略。

1万亿消费券支持服务业：重点补贴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群体（如低收入家庭），刺激内需并带动就业。

3、优化金融结构与国际化

做大国债市场：扩大国债规模可为央行提供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如买卖国债调节流动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加离岸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

发展超长期国债（50-100年期）：匹配基础设施跨代际收益周期，通过“借新还旧”实现国家投资的可持续管理。

三、理论依据与现实逻辑

破解“金融瘀堵”：当前高地方债导致金融机构惜贷、企业居民慎借，货币宽松难以传导至实体经济。国债扩容可疏通资金淤塞，增强政策协同（财政+货币）。

名义GDP增长优先：强调名义增速（反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持续下滑是核心矛盾，需通过国债融资拉动总需求，扭转通缩预期（CPI、PPI长期为负）。

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的转折点：认为房地产“跌无可跌”，国债注入资金可促其触底回升；同时低估值股市与外资回流（如港股2025年涨幅超20%）显示金融市场蓄势待发。

李稻葵的“公共金融”体系本质是通过国家信用货币化，将财政能力转化为金融系统稳定器与经济复苏杠杆。其主张不仅针对短期稳增长（如房地产去库存、消费刺激），更着眼长期结构改革（优化债务期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核心在于以国债为纽带，打通国家战略、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三重循环。

目前，明确主张中国财政增加国债发行的经济学家还不少，看看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终情况。

1、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当前经济存在负向产出缺口，需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需求，国债发行是提供资金的关键。

五重意义：

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议国债置换高成本地方债）；

为金融体系提供高质量抵押品，缓解金融周期下行；

助力央行重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买卖国债常态化）；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加离岸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

具体建议：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率提至4%，额外发行3万亿特别国债用于基建和民生领域。

2、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加杠杆主体：强调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加杠杆，因中央政府信用好、融资成本低。

规模建议：主张连续10年每年发行5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累计50万亿，用于民生而非基建（因投资已过剩）。

理论依据：中央政府债务率仅20%，远低于美日，发债空间充足；国债收益率进入“1时代”，居民资产荒背景下需求旺盛。

3、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逆周期调节：建议增发国债扩大总需求，确保财政支出强度，避免因税收和土地收入下滑导致支出收缩。

地方债配套措施：加快专项债发行并优化使用效率，推动形成实物工作量。

赤字调整：呼吁追加年内预算赤字规模，通过增发国债弥补财政缺口。

4、王青：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政策协同：财政需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建议上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规模，增加PSL（抵押补充贷款）额度。

消费支持：财政政策应转向刺激消费（如以旧换新补贴），国债资金可用于转移支付提升居民收入。

5、楼继伟：前财政部长（退休官员，经济学家视角）

突破赤字限制：支持提高3%的赤字率上限，赋予财政政策更大灵活性（与张明等学者呼应）。

历史参照：2023年赤字率从3%调至3.8%的实践已验证突破上限的可行性。

共识点：

中央政府主导：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利用中央信用低成本融资。

资金用途：优先民生领域（如保障房、消费补贴）和债务置换，而非传统基建。

突破3%赤字率：认为国际警戒线已不适用中国低利率环境（国债利率＜经济增速即可持续）。

争议点：部分学者担忧过度刺激导致债务累积（如吴晓求），但上述经济学家均强调空间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