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预算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赤字计划为40600亿元，相比2023年年初的预算增加了1800亿元。这一赤字分为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和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予以弥补，而地方财政赤字则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解决，与2023年保持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赤字自2020年达到9800亿元的高位后，连续两年有所下降，从2022年开始，连续三年维持在7200亿元的水平。而2023年和2024年财政赤字规模的增加，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
首先，这是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的必要手段。
做好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工作，关系到政府履职尽责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维护经济运行正常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
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大。预算安排中，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额达到10.06万亿元，其中，剔除了专项转移支付后的增长率为7.9%，显示出对基层财政保障的强化。。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3649亿元，增长10.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107亿元，增长8.7%。
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1.1%，具备条件的均已下达完毕，为地方做好基层“三保”工作提供了有力财力保障。同时，按照“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中央激励”原则，督促地方切实落实保障责任，强化财经纪律约束，严格财政支出管控。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继续把‘三保’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压实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保障责任，引导地方将财力下沉基层，合力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其次，学会过“紧日子”。
近年来，中央部门和地方都在带头实行紧缩政策，2023年中央部门支出仅增长了0.8%，优先保障了教育、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支出。地方政府也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通过加强预算管理，释放更多财政资源以保障民生和稳定经济增长。例如，湖北省谷城县严格控制预算编制，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实现经费类项目支出的大幅压减，体现了持续实施紧缩政策的决心。
湖北谷城县坚持从严从紧编制预算，完善公用经费定员定额标准，大力压减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2023年，该县压减单位经费类项目支出3800余万元，压减率达17%。“过紧日子”贵在持之以恒。我们将把‘紧日子’作为常态，不断优化配置，让百姓的‘好日子’长长久久，让群众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第三，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旧显著。
通过对税收排名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这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发达地区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加强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应该加快发展步伐，培育新兴产业和增加投资，提升税收贡献和经济实力。
第四，继续改革基层机构。
继续推进基层机构的改革是缓解财政压力和提升行政效率的又一重要措施。据《瞭望》杂志2023年4月报道，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纳入统计的2075个县域单位中，户籍人口在10万到20万人之间的县（市）有228个，10万人以下的县（市）有206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90个。
调研发现，部分人口小县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共性难题：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事业单位“小、散、弱”；部分机构设置、运行体制等与县域高质量发展需求不相匹配。
为降低县域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山西等多地的人口小县近年开始探索改革突围。
2019年，山西对全省人口小县进行了一次摸底调研，其中一个总人口13万余人的县，全县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近60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22:1。
2020年4月，根据山西省委部署要求，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强基层、重实战、高效率”的目标要求，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忻州市河曲县和临汾市浮山县率先开展试点，一体推进县域行政运行体系全面改革。
数据显示，河曲县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个领导职数精简为114个，将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事业编制核减48%；浮山县将35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精简37%，科级领导职数由154名精简为128名，精简17%。涉改县直事业单位由179个精简为40个，精简78%，涉改事业编制由1944名精简为970名，精简约一半。
此外，娄烦县委组织部从职能、机构、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对全县涉改60个事业单位进行全面优化，推进职责任务相近的机构跨部门整合，调整优化规模小、功能萎缩、分散重复设置的事业单位，提升事业单位整体服务保障效能。圆满完成53个涉改单位挂牌工作，整合撤并33个单位，精简人员编制341名，下沉乡镇人员编制56名，节约人员经费3410余万元，运行经费约990万元。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勇于改革确实能够打开困境的出路。这不仅减轻了地方的财政负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为基层“三保”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从而确保了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