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经济学家李迅雷援引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月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有9.64亿。这一数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是吻合的。

其实北师大的报告，还有更多详细数据。比如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2.2亿人，月收入低于500元；546万人收入为0。

“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同样引发了社会热议。对于这一热议话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2020年6月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全国4.53亿个家庭户中，40%的家庭对应的是6.1亿人，即平均每家庭户约有常住人口3.37人。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的家庭户主要分布在农村，每对夫妇一般有两个孩子，考虑到留守儿童的因素，每个家庭户约有常住人口3.37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发展未有穷期。

我最近研究的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宜昌市兴山县黄粮镇后山村，全村总人口830人，常住人口380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238人，这些老人中绝大多数月退休保障金不超过200元，进入机构养老的能力有限。

该村聚焦独守老人、独居老人、无依无靠的“三独”群体，探索开展分片互助养老服务。根据老人居住分布情况，将全村划分为6个邻里互助养老片区，每个片区推选一个中心户，搭配3到5名志愿者，年龄小帮大、身体好帮差，包保老人生活照料、日常巡护，让地处山区的独居老人能及时得到关注和照料。

但我与李迅雷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认为现在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关键是要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扩大供给。李迅雷因为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是增加大家收入。这个分析到位，格局够大。

最近5年，我都积极建议国家多出台增加收入的政策，特别是特殊时期之后，最有效的是提高低保。

2020年3月20日，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冯煦明在新浪发文，《建议武汉等地实施基本收入计划应对疫情冲击》。文中提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正在使得“基本收入计划”由理论设想和局部的城市实验，变为大国政策现实。

具体的实施方案：为了部分地缓解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和消费能力下降，武汉以及湖北其他一些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城市，可以考虑研究推出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的临时性、普惠性的专项转移支付。

以武汉市为例，2018年，武汉市全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307元，月均2359元。假设按照人均月消费的一半作为标准，对每个人进行转移支付，在不考虑2019年物价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总体转移支付的规模大致为131亿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武汉当年GDP的0.9%，相当于武汉当年一半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的4.5%，处于财政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在资金来源方面，宜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中央-省-市财政分别出一定的比例。

我建议的政策细节：一是可将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计税范围，从而使得这笔专项转移支付具有累退性（高收入者需要将其中一部分以个税的形式返还给政府，低收入者则能全部保留）。二是适度向低收入家庭和困难家庭倾斜。三是不需要救助的高收入者可以选择自愿豁免。

冯先生提的方案，是一种普惠式“基本收入计划”，思路有借鉴意义，但目前我觉得最需要帮助的是各地的低保人群。

武汉自2022年4月1日起，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70元提高至91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730元提高至780元；截至2022年3月底，武汉市低保对象共72947户、101743人。今年一季度，武汉市共累计发放低保金31896.3万元，其中城市低保金15594.6万元，农村低保金16301.7万元。一年不到13亿元，即使翻一番，也只有26亿。

武汉市近日调整2023年城乡低保标准及其他困难对象救济标准，4月1日起实施，惠及困难群众约10.5万人。城市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910元提高至94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780元提高至820元。而2022年武汉的月人均消费支出3100元。如果一半作为低保标准，也应该是1500元，而不是940元。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公布数据：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6600多万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大约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7%。包括低保对象近4000万、特困人员460多万，还有低保边缘家庭成员600多万，纳入监测的防止返贫监测人口300多万，以及其他纳入监测范围的低收入人口接近1300多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民政部门监测的低收入人口主要是生活遇到困难、需要救助帮扶的低收入人口。

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3995.2万人，累计支出低保资金1436.8亿元（一年大约2000亿元，翻一番也只有400元，但是对拉动内需意义重大）；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特困人员469.4万人，累计支出特困供养资金408.2亿元；前三季度共实施临时救助481.8万人次，累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64亿元。以中央财政的力量，适当提高救助标准，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关于调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1320元调整为1395元。新标准从2023年7月起施行。

我相信并谏言，若每年可动态地按照本地上年月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半来确定低保标准，是十分可行的。适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促进整体消费需求，将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