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多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2024年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做文章，
一是加大了财政政策调节力度，打好政策的“组合拳”。
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词从2023年的“加力提效”变为2024年的“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在适度加力方面，主要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释放积极信号，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要持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打好几个重大标志性战役，实施一批系统性工程，推进一系列绿色民生项目，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
在提质增效方面，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摇，把每一分钱都用好，把每一分钱的运行轨迹都监控好，确保它在希望到达的地点发挥出好的效益。
用好增发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将城中村改造、5G融合设施等纳入专项债券的投向领域，将供热、供气等纳入项目资本金范围，推动了一批交通、水利、能源等利当前、惠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执行中增发国债1万亿元，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近期监管部门已向地方预下达了2024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随同下达的还有提前批一般债额度。按照监管要求，2024年提前批地方债额度要在1月尽快启动发行工作。但考虑到还需经过项目申报及审核、纳入预算等程序，预计1月提前批地方债发行规模并不大。
二是减税降费重点聚焦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强化政策供给。
2023年1至11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8125.09亿元。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3371亿元，占比73.8%。分行业划分看，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业占比最高，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7597.2亿元，占比41.9%。分企业规模看，中小微企业受益最明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1203.37亿元，占比61.8%。
2023年中国分批延续、优化和完善的70多项税费优惠政策，大部分政策将直接延续到2027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4年积极财政政策时，提出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近些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结构性减税提法开始盛行，即税费有减有增。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中国进入了普惠性、全面性减税降费。
2018年及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本每年（除了2022年）对减税降费有新部署，不过“结构性减税降费”这一提法还是近年来再提。最近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及结构性减税降费的，还是2015年。
所谓结构性减税降费，是指有重点地减税降费，将更多减税资金用在国家发展所需要突破的领域，比如2024年重点提及的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领域等。除了减税降费外，还可能包括对一些行业增税。
伴随着近几年的减税降费，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财政压力较大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因此不再适合普惠性减税降费，而应该将重点放在结构性减税之上。
注重结构性减税降费，侧重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领域，这有利于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债务规模因减税降费而过快攀升。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税制改革。
1、聚焦健全地方税体系。要培育地方税源，扩大地方财力，着眼于解决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债务持续增长的问题，关键在于理顺央地关系，稳步推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
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规模，避免政府支出责任持续扩张；中央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负担；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不断规范转移支付尤其是共同事权转移支付等。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已经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示了方向，即在财政已经比较积极但仍需继续扩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接替地方政府成为财政加杠杆的主体，上收部分事权，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比如，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万亿特别国债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分税制改革后，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78%剧降至44%，但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0%，几乎与上年持平。2022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3.4%，而支出占全国的86.4%。
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缺口，于是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等应运而生。比如土地财政，由于分税制改革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全部划归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17-2019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24%、25.16%和26.40%。
进一步完善分税体制的关键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只要是税收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的税种，就应该算地方税。比如，营业税曾经是为地方提供最多收入的税种，也一直被视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但是随着2016年“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进，营业税融入增值税。增值税收入虽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五五分成，但是，其直接结果对地方不利，地方财力受到影响。
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2、要着力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深入推进产品税向最终消费税转化。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对于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将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的管理权限。
二是推动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的启动征收。“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房地产税征收涉及与土地出让制度的关系理顺问题，一旦处理得当且时机成熟将会成为今后地方税源的重要来源。参照国外经验，房地产税往往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甚至有些地方税收百分之百来源于房地产税。
三是继续优化个人所得税，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3、研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2019年以前，我国的个税采取分类征收模式，即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的税率、扣除标准等不同，这使得不同类别收入个税负担不同。
2019年我国正式启动的第七轮个税改革，首次引入了综合计税模式，即将以前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统一为综合所得，采取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确保这四项收入适用相同的税率，体现了税收的公平性。
与国外普遍采用大综合税制相比，我国综合所得范围相对较小，此外，综合所得仅限于劳动所得，而像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较大的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财产性所得，并不包括在内。
应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如将财产性所得、资本所得等纳入。
在此基础上，个税税率结构和级距可能会进一步调整，45%的最高边际税率有望下调，税率和级距进一步优化，总体上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力度。
要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的政策体系。此外，还将结合国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背景，制定一套类似于社保、公积金缴纳基数的动态调整机制，及时给民众以充分、理性的预期。
最终，或可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申报模式演进，而这体现了男女平等、维护家庭利益的税制意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