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出席并演讲。

姚洋说，现在消费券的规模太小了，“一个省发 3 亿，那个省的经济规模 5 万亿以上，3 亿根本没什么意义，要想有什么作用，至少得发到 1% 的级别，也就是说一个省如果是 5 万亿的规模，要发到 500 亿，这样大家才会有所感觉。”“全国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发消费券发到 1 万亿以上，就是 1% 的级别，这样对整个经济才会真正的起到效果。”

现在，最大的问题消费不足。

清华大学朱民：2022年居民消费和2020年几乎差不多，这很不容易，但也比去年水平跌了两万亿。基本上是两个百分点的GDP，这也是今年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扩大消费两个办法，一是提高预期，二是增加收入。特别是低保人群。

“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曾经引起热议，国家统计局解释，“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63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1300元。

2020年3月20日，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冯煦明在新浪发文，《建议武汉等地实施基本收入计划应对疫情冲击》。文中提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正在使得“基本收入计划”由理论设想和局部的城市实验，变为大国政策现实。

具体的实施方案：为了部分地缓解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和消费能力下降，武汉以及湖北其他一些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城市，可以考虑研究推出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的临时性、普惠性的专项转移支付。

2018年，武汉市全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307元，月均2359元。假设按照人均月消费的一半作为标准，对每个人进行转移支付，在不考虑2019年物价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总体转移支付的规模大致为131亿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武汉当年GDP的0.9%，相当于武汉当年一半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的4.5%，处于财政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政策细节：一是可将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计税范围，从而使得这笔专项转移支付具有累退性（高收入者需要将其中一部分以个税的形式返还给政府，低收入者则能全部保留）。二是适度向低收入家庭和困难家庭倾斜。三是不需要救助的高收入者可以选择自愿豁免。

冯先生提的方案，是一种普惠式“基本收入计划”，思路有借鉴意义，但目前最需要帮助的是各地的低保人群。

结合冯先生与姚先生的观点，笔者建议落脚在提高低保标准，降低低保门槛，让穷人过上美好生活。

2021年，武汉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6684元，比上年增长17.9%，月均3057，除以2等于1528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8元，增长18.1%，月均1796,除以2等于898元。

2022年各地低保水平：

武汉：4月1日起，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70元提高至910元（叶氏方案应该是1528），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730元提高至780元（叶氏方案应该是898）；截至2022年3月底，武汉市低保对象共72947户、101743人。今年一季度，武汉市共累计发放低保金31896.3万元，其中城市低保金15594.6万元，农村低保金16301.7万元。一年不到13亿元，即使翻一番，也只有26亿。

城乡低保资金的来源包括：

中央、省、市、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低保资金；

城乡低保资金财政专户利息收入；

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收入；

其他收入。

建议低保增加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承担。

最近有一个西班牙案例也有这个思路。

参考消息报道：西班牙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帮助中小企业在不降薪的情况下将每周工作时间缩短至少半天，以提高生产率。在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政府将为减少工作时间的公司提供一部分工资成本资金，还将帮助资助培训和提高生产率措施的成本。但只有签订全日制永久性合同的劳动者才能参与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