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已经出版。关于我提供的总结文章放在下面：

笔者2003-2012年是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正好处于武烟合并、发展、腾飞的阶段，每年在全国人大会期间，都会直接或者间接了解到武烟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程。与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实地考察了黄鹤科技园。这是一座非常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平台，持续推动着武烟的持续、创新发展。

经过认真思考，“武烟模式”并不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财政转移支付分为纵向（上下级财政之间）、横向（富省对穷省的财政拨款，比如援疆援藏）两大类，财政转移的依据是人均财政能力，并没有因为企业合作所带来的财政资金拨付的内容。“武烟模式”是在政府推动下的市场行为，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把“武烟模式”看作是一种“飞地经济”，在当下，就有无限的运用空间。

    一、共同富裕的两大领域

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富裕”靠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在2017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五大措施：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企业个人更多地回报社会。

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靠的是“飞地经济”，其中包括税收的再分配。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具体是在推进工业化和招商引资过程中，甲乙双方通过打破行政管辖关系，把甲地招入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隶属乙地的工业园区，利用税收分配、政绩考核等一系列科学的利益机制，扩大两地合作广度，加深两地合作深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2017年6月2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鼓励上海、江苏、浙江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

“飞地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利益分配、统计制度。《意见》中提到：

一是支持“飞地经济”合作方共同研究商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利益分配等事项，签订规范、详细、可操作的合作协议，做到分工明确、权责对等、共建共享。

二是在统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园区各项指标由所在地政府统计部门按现行统计制度和口径进行统计、核算和发布。

三是在政府内部考核时，对于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额、外商投资额等经济指标，允许合作方综合考虑权责关系和出资比例，以及能源消费、污染物排放等资源环境因素，进行协商划分，仅作专门用途供内部使用。园区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按现行制度和口径进行统计考核。

各地有不同的方案。

比如，深汕特别合作区，地方级税收在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外，由深圳市、汕尾市和深汕区按25%、25%和50%的比例分成。但在2015年前，深圳、汕尾两市将各自所得分成收入全额返还深汕区，在2020年前，深圳、汕尾两市将各自所得分成收入的50%返还深汕区。按照属地原则，深汕区取得的政府土地出让的净收益，除一小部分留成给汕尾市外，大部分返还深汕区。

上海北高新(南通)科技城，工业用地土地出让金的全部和经营性土地的65%归南通方，经常性和一般性的税收留给南通港闸区。

二、湖北最早的“飞地经济”

早在2000年，在宜昌市政府支持下，兴山县在宜昌开发区借地300亩，建设兴山工业园。2004年兴发集团在猇亭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园。2009年，兴发在宜都投资50亿元，建设宜都兴发化工工业园；2017年，兴山与宜都签订飞地经济合作协议，将飞地扩展到1.26万亩。同时，兴山通过与五峰、神农架合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建成五峰国际滑雪场、五峰后河景区和神农架巴桃园等景区，推动“飞地工业”向“飞地旅游”拓展。

兴山飞地经济2018年分税入库15397万元，同比增长61.8%，首次实现飞地经济分税收入破亿元大关。飞地经济收入10年翻了6倍。

三、“武烟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飞地经济”案例

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不同行政区之间烟草品牌的合并、烟草生产基地的调整、烟草税收的重新分配也是一种特殊“飞地经济”，是一种合作。目的是做大做强湖北烟草产业、各地财政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在全国烟草行业中，湖北是“两烟大省”：烟叶产量高、卷烟计划指标多。但由于资源的配置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上世纪末，全省烟厂18家，品牌200多个。武烟在全国36家重点卷烟企业中的排名跌至10名之外，其他烟厂大都举步维艰（杨伟鸣、严育新：《鄂烟，重塑中国烟草格局》，2005年12月27日，荆楚网-湖北日报。）。“大红鹰”对襄樊烟厂“虎视眈眈”。

湖北卷烟企业唯有整合。一提整合，马上就会有算不清的账、绕不尽的圈、补不了的窟窿、扯不完的皮。省委书记俞正声高瞻远瞩：“要站在全省卷烟工业不被打垮的高度，站在财政不被拖垮的高度，加大卷烟工业企业结构调整力度，要用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和有效的经济手段，加快卷烟工业调整。”

湖北烟草业整合，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不断的利益整合，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用省中烟公司改革发展部副部长马鹏程的话说：“从小括号到中括号，逐次合并同类项。”市州是小括号，全省是中括号。

1997年，因长阳烟厂一直亏损，宜昌市决定将其关停，这是湖北首家关停的小烟厂。1998年，宜昌市在三峡烟厂和当阳烟厂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三峡烟草公司。在宜昌市，小括号内的同类项便合并完毕。

2001年，襄樊烟厂和枣阳烟厂整合。襄樊市的小括号画上了句号。

2001年，恩施、咸丰、建始烟厂关停；2002年，来凤和利川两家烟厂联合重组为清江烟厂；2004年，巴东烟厂关停。恩施州的6家烟厂实现了“6变1”。

与此同时，小括号和中括号之间的“算术”也在进行。2000年，在省政府的指导下，武烟与三峡烟草公司联合重组，首开中括号合并之先河。随后，江陵烟厂、大悟烟厂、郧阳烟厂顺利关停，广水烟厂、红安烟厂并入武烟。终于实现了从“18变3”到“3变1”。

财政利益是烟厂合并的润滑剂。一家小烟厂，在全省也许排不上位，但对一个县、一个地区却是财政的支柱。因此，凡有小烟厂的地方，便有“烟财政”。我省的小烟厂大都建在老少边穷地区。只关闭，不给钱是不行的。

省委、省政府深知其中的难处，坚持利益兼顾的原则，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机制。省委副书记、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表示，武汉甘愿为烟草工业调整付出“改革成本”，胸怀大度，有情操作，确保被关停企业地方的合法既得利益。

实际操作中，实行一厂一策。对10万箱以下的关停小烟厂，以关停前3年最高年份的既得利益为基数，以划税的形式统一划转。红安、广水、三峡烟草公司，以重组前3年中最高年份的既得利益为基数，按每年增长3%的速度增长，3年封顶。清江、襄樊两家烟厂，以同样的标准核定基数，与武烟集团的利税增长幅度“同增同减”。这样，烟厂所在地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护，积极性提高。

变化是巨大的。2002年，武烟生产规模为55万箱，2004年达到224.5万箱；2002年利税总额为22.2亿元，2004年增至43亿元，2005年超过50亿元；2002年利润总额为2.7亿元，2004年增至8.5亿元，2005年超过10亿元。

政府财政之间的矛盾协调了，职工利益也要保护。

1997年，全省18家烟厂共有员工2.2万多人。办法是发展替代产业，为职工创造再就业的机会。比如，两座彩色印刷厂分别在大悟和广水建设投产，由武烟按能力配置一定印务量。在江陵投资建立骏马纸业，武烟优先使用其产品。在巴东无偿投资1000万元与雨润集团联合办起屠宰厂。在恩施由武烟投资再上一条烟叶烤厂。结果是全省烟草工业从业人员减至1.1万人，人均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四、武烟对武汉财政的巨大支撑作用

据武汉市统计局公告，2020年一季度，武汉市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骤跌40.5%。全市38个行业大类中，仅烟草制品业同比增长9.2%，增速高于规上工业48.9个百分点，其余37个行业全都同比下降。

没有想到的是，20年前的“武烟模式”成为抗疫期间的“财政支柱”。

2007年，红金龙销售突破200万箱，成为全国3个过200万箱的品牌之一，并与红塔山、红河、白沙并称“三红一白”，牢牢占据着廉价烟的市场。黄鹤楼销量虽不及红金龙的1/8，但也与中华、玉溪、芙蓉王一起被誉为“华溪楼王”，进入了中国高档烟草品牌的第一阵营。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三红一白”逐步让渡于“华溪楼王”。红金龙启动转型，依靠细支烟以弥补常规市场的弱势。2018年黄鹤楼产销量突破200万箱，年度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2019年胡润品牌榜，黄鹤楼以1100亿元的品牌价值排名总榜第18位，力压百度、京东等互联网企业。

据武汉市统计年鉴，2010年武汉烟草制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312.36亿元，2017年这个数字高达660.82亿元。2017年武汉烟草制品业的利润总额已是2010年的4.5倍，高达83.54亿元。

中国地方政府对待烟草行业一直采用“寓禁于征”的税收政策，一方面，烟叶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地方税种支撑着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能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中央地方共享税种或中央税种中分到一杯羹。

2010至2017年，武汉市烟草制品业利税总额从231.52亿元一路激增至571.61亿元，占武汉市规上工业利税总额的比重在2012年到达峰值35%后，始终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在所有行业分类中，利税最多。

2014年，湖北中烟在在省内利税超过500亿元，其中在武汉市入库税收295亿元，占武汉市2014年税收收入净增额的38.6%，为第一纳税大户。

2021年1月2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品牌榜》。在2020最具价值烟草行业品牌排行榜中，黄鹤楼名列第三。

数据来源：《2020胡润品牌榜》、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预计2021年内销卷烟产量超过260万箱，预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以上。预计全年实现商业销售近290万箱；全年实现税利超过600亿元。

五、“飞地经济”让各级政府、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

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武烟模式”“飞地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需要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推动，尤其是省委书记的坚决支持。在正常情况下，“飞地经济”是以市场驱动为主。

从“武烟模式”分析中，对我们的启示是，资源重在重组，重组重在利益，利益重在做大，做大重在做强。如今“飞地经济”广泛存在于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

例一：浠水县镇与镇合作模式。

浠水县关口镇，没有工业园区。浠水县委县政府从思想破冰，跳出行政区域约束，关口镇负责招商、安商，散花跨江合作示范区负责提供厂房，两地共建浠水卫浴产业园，19家卫浴企业入驻。如此，引入方与落地方共享税收，企业圆满落户。

浠水媳妇陈丽娟在广东办厂多年，生产水龙头，每年产值1亿元左右。2020年9月，在一次商会联谊活动上，陈丽娟向浠水县关口镇负责人传递一个信息：广东开平市水口镇是全国三大水暖卫浴生产基地之一，有2000多家卫浴企业，由于成本上涨、用工短缺等原因，开始大量外迁。

几次南下走访，企业热情回应，关口镇既欣喜又犯难：很难找到连片的规模用地建工业园区。有干部提议，向40公里外的散花跨江合作示范区，借一块土地建园区。结果十分圆满。

案例二：宜昌县与县合作模式。

2010年，宜昌市五峰县委县政府就对当地经济落后状况开出诊断书：“穷在财政、弱在工业、根子在区位交通。”于是，五峰在枝江建设的一块“飞地”。

五峰民族工业园是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枝江市人民政府共同探索创新，按照“合作共建、封闭运行、利益分享、共同发展”模式创建的飞地经济园区。园区位于宜昌市550平方公里都市工业圈的核心区域。五峰财政投入数亿元。

园区规划总面积8.71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6.5万，首期开发建设5平方公里。优先发展珠宝首饰、装备制造、磨料磨具、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兼有综合服务功能。

2011年至2018年，五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11家增加到33家，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从22亿元增加到36亿元。民族工业园功不可没。

案例三：武汉经开区与洪湖新滩市与市合作模式。

新滩镇位于洪湖东北角，与仙桃东部、武汉汉南区毗邻，距武汉市中心57公里，距洪湖市城区67公里。

2008年4月正式挂牌启动洪湖经济开发区新滩新区。

2012年1月15日，武汉经开区与洪湖市达成了合作共建新滩新区的协议，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招商的模式进行运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开发、共建互赢”。

截止2019年11月完成产值20.71亿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56亿元，税收完成1.89亿元；共签约31个项目，计划总投资57.3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2个，1亿元以上项目19个。

目前，新滩经合区内签约入园项目146个，总投资额突破500亿元，初步形成了汽车零部件、玻璃及深加工、医药化工、新型建材等四大产业整体构架。

例四：苏州滁州省与省合作模式。

2011年12月27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滁州市政府在合肥签约，合作开发投资约100亿元的苏滁现代产业园项目，联手在滁州复制一个苏州工业园。

占地36平方公里，首期开发12平方公里。重点打造“三个园”：一是高科技产业园，主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引进外资为主，重点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和旗舰项目，以外资项目为重点，亩均投资强度400万元以上；二是现代服务园，重点建设以商务办公、科技研发、总部基地为主的多元融合功能的高水平现代服务园区；三是文化创意园，以工业设计、IT类软件、动漫、影视等新兴创意设计、创意消费品设计为主。

例五：中三角合作模式。

2012年，为了加快“中三角”的发展，笔者建议：在九江—小池、赤壁—临湘、萍乡—醴陵设立跨省合作试验区，从近距离、小范围合作入手，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2014年5月13日，株洲与萍乡签订的《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已经打造了一个“启动区”。

2015年4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南昌市签署《共建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在长株潭地区和赣西地区共建开放合作试验区，打造跨省区域合作示范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区、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

范围包括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和江西省萍乡市、宜春市、新余市。近期选择在江西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与湖南醴陵市东富镇、江西上栗县金山镇与湖南浏阳市大瑶镇的接壤地带规划一定区域作为启动区，再逐步拓展至两省六市全境及各领域。

《协议》提出，赋予试验区更大的发展自主权，鼓励依法依规在产业、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争取试验区共享两地叠加扶持政策。适时将试验区上升为国家级区域合作示范平台。

在产业对接领域，试验区将着力推进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陶瓷、商贸物流、烟花鞭炮、文化旅游等产业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作为赣湘合作“桥头堡”，萍乡市以建设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为目标。自2016年以来，该市累计引进湖南企业或湖南籍企业家投建项目292个，签约金额达527.2亿元。

2021年9月10日上午，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武汉举行。希望湖北与江西、湖北与湖南也有类似的“飞地”出现。

笔者特别建议，把三省交界的湖北小池镇作为“鄂赣皖跨省合作区”。有了“武烟模式”的经验，定会有勇气敢于尝试三省合作的“飞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