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

《破冰与突围——湖北干部“借火”长三角启示录》中介绍了2008年浙江的“新集体经济”。

海尔集团曾经是一家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排头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像海尔集团这样的新型集体企业。其中，既有春兰、东宝药业、宝硕集团等通过集体改制发展起来的上市公司，也有上海华生化工、上海新工联等职工控股的大型集体企业。

在“2005中国集体经济高层论坛”上，新型集体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一些传统集体企业通过改革改制，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转型，并日益展现出新的活力。

农村的“新集体经济”事关“三农”问题，更值得关注。

2008年在江苏跟班学习的湖北干部注意到这个问题。

高邮在农村大力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等“三大农合组织”，让农民变成股民，让种地工厂化，让各种收益流到农民腰包里。

被称为“新集体经济”的农合组织，顺应了现阶段农村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激发新生产力的要求，成为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成功样本。

上世纪90年代初，高邮农民专业合作社萌芽，现已达211家；2004年，高邮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2008年发展到128家，入股土地8.5万亩；2006年，高邮出现社区股份合作社，现有41家，资产量化1.21亿元，折股2.24万股。

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开发，可以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集约经营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社区股份合作是以合作制为基础，把村组经营性资产量化给每一位村民，让村民变成股东，风险共担、按股分红。

湖北干部说，到高邮农村转一圈，大家就知道“新集体经济”对农村的作用有多大。

宇鑫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园、高邮特色水产示范基地、罗氏沼虾规模化养殖基地……2008年11月25日，湖北干部驱车高邮农村，但见一个个规模宏大的种植、养殖基地，少有一块块单独耕作的农田。

他们来到马棚湾土地股份合作社与高邮鸭集团联合建立的标准化养鸭基地。这里呈现一种环环相扣的循环养殖模式：一个个水塘被渔网分割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养鸭，一部分养鱼；鸭在水中排泄的粪便充当了鱼饲料，鱼儿又起到了净化水质的作用；鸭舍里的粪便用作花卉基地肥料；高邮鸭肉、双黄蛋打出品牌高价出售，鸭绒直接供给附近的波司登羽绒服厂。

这个高效的养鸭联合体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提供土地、人力，高邮鸭集团提供技术、市场、品牌，真正实现了农民和龙头企业的双赢。

在湖北农村，土地基本还是分割成小块由农户分散经营，种养殖基地也有，但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与高邮农村大型种养殖基地“遍地开花”的现状差距巨大。

五峰县委书记陈亮说，五峰也成立了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在这些组织中，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公司之间是一种较松散的关系，合作不紧密，很难保证风险共担、利益与共。高邮的合作社则表现出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统一供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打出绿色无公害品牌闯市场。

“三大农合组织”蓬勃发展，高邮全市已流转土地25.7万亩，其中80%用于发展高效规模农业。“新集体经济”推动了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使高邮形成了鸭、鹅、水产、蔬菜瓜果等农业块状产业，一举推出了112个较有名气的农产品品牌。

湖北干部说，学习高邮“新集体经济”经验，首先要完善形式，大胆尝试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农合组织；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通过统一供给原料、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生产管理、统一市场销售、统一品牌运作等方式，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提升现代高效规模农业水平。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是贵州六盘水市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做的探索。

2016年底，中央农办调研组对六盘水的农村“三变”进行了专题调研。中央农办原主任唐仁健认为，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核心是打造“股份农民”，通过集体资源调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的“双轮驱动”，有效活化了要素资源，实现了“产业连体”“股权连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据统计，“三变”改革覆盖当地66个乡镇，38.89万户农民变为股东，共有51.48万亩集体土地经营权、28.92万亩“四荒地”经营权入股。通过改革，整合财政资金6.6亿元，撬动村级集体资金1.25亿元、农民分散资金4.28亿元、社会资金45.71亿元入股。为解决“三变”改革的资金问题，六盘水还首创“国有平台公司+金融机构+园区”的投入方式，组建了400亿元的“三变”特色产业扶贫基金。

2018年2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和资本合作社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公安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试行）》《公安县“三个合作社”建设试点政策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出台，公安县以乡镇为主体、村为单位全面开展试点，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县259个村工商登记注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248个、劳务合作社139个、资本合作社5个，共有79.7万亩耕地入股、8万农户入社，土地入股入社率40%以上。

近年来，公安县充分发挥基层探索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支部领办、村社合一方式，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和资本合作社，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优化资源配置、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激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公安县“三个合作社”体制机制创新，先后获评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入围案例、湖北省改革开放40周年推荐案例。

与“新集体经济”相对应的是武汉的“新民营经济”。

2017年6月13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新民营经济发展大会。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会上表示，要努力把武汉打造成新民营经济集聚地。

2017年1月，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在全国首次提出要发展“新民营经济”。经调查研究，形成了发展新民营经济的基本共识、总体思路、政策举措。

陈一新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方面，围绕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展开阐述。

他提出，新民营经济之“新”，体现在创业主体、产业领域、发展动力、融资方式、集聚格局、商业模式、市场需求、治理结构八个方面。其中，创业主体方面，不同于以往发端于家庭作坊、乡镇企业的农民，新民营经济大多是新“四军”：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

“国有经济这条腿长、民营经济这条腿短。”陈一新以此来形容武汉经济结构现状。“新民营经济的内涵特征与武汉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高度契合。毫无疑问，武汉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必须走新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他说。

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的主攻方向是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其中，重点要发展的新技术是光通信、5G、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智能感知、微纳制造等智造技术，分子靶向治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文创新技术，量子科学、脑科学等前沿核心技术。

重点要发展的新产业包括移动互联、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下一代高铁等，力求在若干细分领域抢占发展制高点，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当时，武汉正大力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城市合伙人”计划等，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激励更多人才加入该市新民营经济发展队伍。同时，专门制定了《关于突破性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试行)》，支持新民营经济发展。

一晃四年过去了。要推动民营经济进入高科技领域，难度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