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8日，《中国纪录》新媒体有幸采访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教授。以下是记者雷雨与叶青教授之间的一场“对话”。

图为叶青教授接受《中国纪录》专访

《中国纪录》：叶教授，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对您有一个了解，请您再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叶青：1962年3月，我出生于福建省建阳市。1979年在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学习。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2000.04）、博士生导师（2002.03)，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2003年5月20日）。

2001年6月—2005年5月为武汉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独立撰写、主编或参编30余本专著或教材，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证券史与证券税制研究》、《德国财政税收制度研究》、《财政与会计关系史比较研究》、《中国财政通史——五代两宋》、《财政源流关系研究》、《中国财政通史》10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下）、《代表谈财政》、《代表谈审计》、《中国公车改革之路》、《社群运营》等，在《经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承担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湖北省等单位课题十余个。有十余篇文章或课题获奖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要学术兼职：湖北省孔子研究会顾问。湖北省委讲师团专家，湖北省干部教育培训兼职教师（2013年10月），武汉市统一战线智库专家（2015年12月-2018年12月），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专家，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第六届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副主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荆门市、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咨询专家；黄石市政府咨询委员；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百名专家库专家（2013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专家库专家；国家审计署第四届特约审计员（2013年10月）。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0-2017）。湖北省九届人大常委(2001.06-2002.12)，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六局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联络员，湖北省政协特邀信息员，湖北省审计厅特约审计员。湖北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首席专家。

荣获2007年度人民网十大社会责任博客；南方周末2011年两会“十大言者”；国家行政学院评选十大官员微博第八名；检察日报2010年影响中国的十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1年度人物——公共利益守望者；中国百名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北京晚报评选的2012年“影响未来的60人”；《南方人物周刊》“魅力50人”；《南风窗》2012年十大公益人物。

入选2013年人民微博、央视微博十大最具影响力政务个人微博排行榜。入选由人民日报社、新浪网、新浪微博联合评选的2014年“全国十大公务人员微博”，名列第九位。在腾讯发布的《2014政务传播报告》的公务员微博排行榜中排名第四。新浪与人民日报评选2015年全国十大党政官员微博（第九）。

对于这个采访，对我来说肯定是不简单。因为我要回答一些深层次的、时间久远的问题，相当于小自传。对于一个59岁的人来说，很多事情只能通过回忆来思考。

我的已经过去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

前半段是1979-2003年，我从一个大学生、硕士生、助教、讲师、副教授、博士生，到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是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度过的。由于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也就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正处）。

后半段是2003年至今，是在湖北省统计局担任副局长，这也是因为民主党派的缘故，而不是通过什么考试。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体现在党外人士担任法院副院长、副检察长、厅局副职。原来我以为当民主党派可以少开会。结果正好相反，经常开会提建议。

以2014年7月全国推行公车改革为界，这个后阶段又分为两个部分：

2003年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是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二是当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建议，我绝不会是一个“哑巴代表”，而且提的建议都是让人难受的，比如公车改革。当了副局长，我可以实现公车改革的梦想。

我从1998年国家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时，就建议推进十大财政改革，包括公车改革。但是，作为财政学研究者、大学学科办主任提公车改革，没有人会重视，反而认为我是“羡慕嫉妒恨”。而我当了副局长，再提公车改革，效果就完全不同。有公车坐的人提公车改革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2003年5月20日上午，天气有点热，穿T恤，我第一天去省统计局办公室上班，在办公室坐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分管的处长们没有来，却是一位车队师傅（我的专车司机）来报道。我说我会开车，不可能既提公车改革，又坐公车上下班。我把他“炒”了。到了局长办公室，对局长提出公车改革的要求——自购私车，一月补贴500元，出武汉市实报实销。这位开明而和蔼的局长居然同意了。从此，中国有了“叶氏车改”。

由于我在统计局工作，注重数据分析，我当时很受欢迎，成为湖北省经济学会、财政学会、审计学会、统计学会的四个副会长，还当了第六届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但是，我说话非常直，记得刚到统计局上班不到两个月，我应邀参加一个论坛，我发言说，湖北是“天不时”（中央中部崛起的战略还没有出台）、“地不利”（距离周边四大经济区都遥远）、“人不和”（投资环境不好）。话虽然难听，都是真话。

2014年7月公车改革之后，四个副会长的任期时间也到期。我开始聚焦自媒体。2006年3月我就有自媒体——代表叶青的博客。我现在分管统计局的社科处、能源处、科研所，一般是上午研究资料，下午写书，晚上写文章（每天讨论一个财经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纪录》：您是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干部，这几年又在致力于什么学术研究呢？

叶青：我最大的兴趣是把参政议政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我研究公车改革，就大胆地呼吁公车改革，不要顾及个人得失。只要中国实行了公车改革，我的梦想就实现了。这就是党外人士为国家服务的路径。

我给党外骨干讲课，也是这样通过案例，讲解如何把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结合起来的。比如，党外人士中的教育专家，就把教育研究的成果运用于人大建议与政协提案中。

我们党派的老主委蔡述明先生是研究湿地的专家，他从1998年起在全国政协呼吁湿地保护，终于在200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已经深入人心。这位湿地专家的梦想也就实现了，湿地保护成为习主席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保护湖泊，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每当我在湖边散步，我都会想起这位伟大的生态学家。

别人不敢说的话，党外知识分子来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公车改革），党外知识分子来做。我坚决提公车改革，也是向老主委学习的结果。

其实，公车改革只是我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我更多的是研究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社会和谐。我会把全国各地的创新经验通过微博、微信、文章告诉企业家。有一位企业家对我说：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就是花一两个小时，读你发的微信，读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我时常对年轻企业家说：听我一堂课，再天天看我的微信，估计不会不清楚经济形势。

我有一个习惯——“四不拒绝”：不拒绝采访、约稿、讲座、自媒体。要解释一下“不拒绝讲座”。

2014年车改以前，我的讲座受众以干部为主。车改之后，以企业家为主。我也知道，车改得罪人太多了，大约500万人。我原来很天真地认为：车改了，官员有车补了，我应该可以得优秀了。但是我从2003年到现在都没有得过优秀，2008年以来也没有再出国考察，原来是事业单位还没有车改，得罪的人还是很多的。于是就干脆什么都不想了，一心一意参政议政吧。

有企业找我讲经济形势，我一般要求放在晚上、双休。实在要放在上班时间，那就发给局办公室邀请函。局长批准了才能够去。有没有讲课费都无所谓。从2020年2月开始，我在每个周末晚上9-10讲一个小时的“一周财经分析”。所以，要创造机会为企业家服务。

《中国纪录》：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有人说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您遇到过“一切向钱看”而不顾社会伦理和道德的事情吗？

叶青：关于合法收入问题，其实古人已经说的很清楚。《论语》里记录：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很多贪官，拿了不义之财，“多行不义必自毙”。总会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所以，我说：春节祝愿别人“升官发财”，是在诅咒：“升官发财进班房”。2013年以来的彻彻底底、真真实实的反腐败，老百姓拍手称快。

2013年以来，官员的收入越来越透明。在国家税务总局的《个人所得税》APP上，一个官员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清清楚楚。要交多少税也就清清楚楚了。

所以，我认为，符合规定的合法的收入，一分钱也不能少。不合法的、黑色的收入，成千上万也不能要。

我做事的原则是，有名有利的事（付费的讲课）、有名无利的事（公益讲座），我都积极去做。有利无名的事（比如受贿），坚决不做。

《中国纪录》：我国这一届的领导人正在推行丢掉了数十年的传统国学等文化教育，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您对弘扬中华民族的国学教育是如何理解的，在现实生活中，您也是这样做的吗？

叶青：中国的国学，很有指导意义。我之所以喜欢提建议、提问题，就是因为“成绩不说不会跑，问题不说不得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论文，都是与历史研究有关。本科论文《孔子的财政思想研究》、硕士论文《中国理财思想研究》、博士论文《财政与会计关系史比较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财政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我觉得，不仅是“读史使人明智”，更重要的是“读史使人骨头硬”。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比如公车改革、官员自媒体，都已经写进教材。

5年前，统计局一个干部欢天喜地地对我说：她的小孩在读初中，根据材料写作文就有公车改革的资料，上面介绍了我的情况。还有几个省在高考题中，有公车改革的内容。

2014年5月4日，习主席考察北京大学，在师生座谈会上列举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就提到了“天人合一”；更重要的是，2014年5月15日，习主席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首次提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四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要践行这四观——

“天人合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建议“3510”，3公里走路，6公里骑车，10公里坐地铁开车。

“协和万邦”：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和为贵，别人不惹我们，我们也不惹他们。

“和而不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容许或者容得下别人提的不同意见。

“人心和善”：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言行一致。

我还有一个建议，是“三做”（做今天、做自己、做国学）。做国学就是每时每刻、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国学的要求。比如，上班路上，开车的尽量往路中间靠，让一下骑自行车的。

我的“四不拒绝”，是因为我深受身边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吴天祥的影响。我非常尊重他。1999-2008年我是武昌区政协副主席，算是吴天祥的同事。武汉的粉丝送我一句话“网络吴天祥、传播正能量”。因此，我非常知足，非常开心。

《中国纪录》：最后请谈谈下一步您对事业的打算或者计划。

叶青：每天通过互联网为网民服务，是我现在、退休以及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会做的事情。

除了在互联网上奔忙，还有四件事要做：

一是对企业的调研邀请，我有求必应。现在在双休，我一般是讲课、企业调研，还有时间就是在咸宁的避霾房休息。

二是搞公益讲座或者低收费讲座。主要讲经济形势、国学、参政议政、自媒体知识。

三是做志愿者。向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学习。他在宜昌高新区工作时，我们见过面。从此之后就是好朋友。我欣赏他的不怕死与反腐败。他欣赏我不怕得罪人，始终坚持提公车改革，自毁前途。我会把他的慈善事业在湖北落地，我是湖北省慈善总会的监事。

四是写书。2017年我出版了《中国公车改革之路》，《代表谈财政》，2018年出版了《代表谈审计》、《社群营销》。目前手头还在写一本。退休之后会根据需要写作。就是把自己几十年的思考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