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讨论增值税的不多
由于疫情为重点，讨论增值税改革的代表委员不多。还是有一位。
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姜明提出《关于增值税税制改革的建议》。
2019年1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他认为与公众的期望存在较大距离。
一是没有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此次增值税立法是平面化立法，看不到对促进经济新动能，为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上的设计，看不到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税收制度改革。
二是没有简化税制的设计。我国的增值税税制过于复杂，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有不同的对应税率、税务处理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至今，国家税务总局一共出台了125份有关增值税的政策文件。政策频出，相互交错更迭，企业的税务会计很难准确领会。
2018年初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增值税简化税制，三档并两档的要求，但在本次征求意见稿中没有具体体现。
世界上采用增值税的国家多数是一档税率。税率结构简化，有利于增值链抵扣链条的顺畅运转，减少重复纳税，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同时还能减少企业和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减少征纳矛盾。
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分为13%、9%、6%三档和一档普通票的3%。对于税率适用哪个档，尤其是“混合销售”业务会存在很大争议。税率复杂还会导致不同行业间业务的抵扣比例不一致，形成行业间的税负不公平。
三是发票管理问题被忽略。增值税发票是税务部门确定企业税收的唯一依据，由于一直保持严苛的管理，管理成本高、争议多，成为税务管理中的“痼疾”。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6年至今全国一共发生了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起，占同期涉税案件的三分之一。除了涉及诉讼，日常增值税征管中对于发票领取、使用、遗失、更改、甄别、保管等问题，存在巨大的事务性工作，给企业和税务机关带来巨大工作量。
企业家看问题看得很准。
姜明建议，
一是应该简化税制，合并为一档税率8%。有利于增值链抵扣链条的顺畅运转，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同时还能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征纳矛盾。
将前两档税率降下来，充分体现政府减税降费的决心；以服务业为主的税率6%上升2个百分点。但不能增加这类企业的税负，应该通过调整抵扣政策降低实际税率——允许服务业把人力资源成本列入进项抵扣。一般服务业人力资源成本约占运营成本的70%～80%，如果采用8%的税率，则实际税率仅为1.6%～2.4%。
二是取消普通发票。2016年实施全面营改增后，新增了“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不能享受抵扣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发票和计税模式。“普票”实际上就是营业税，这是增值税改革不彻底、税制存在漏洞的具体表现。
建议取消增值税普通发票，取消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特殊税收制度，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统一税制，适用8%的税率，人力资源成本可以抵扣。
三是取消以票定税。立即全面实施税务电子化、网络化。
很务实的增值税改革建议。只有身处其中的企业家才能够提的出来。
2、冒出一个青年票
乘坐火车，儿童有免票或半价票，12岁-22岁的未成年人及青年，可不可以享受一定的票价优惠？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建议，年龄在16-22岁（含）以下青年乘坐火车出行的，可以按票面价格的70%优惠购票，不受区间限制。同时，修改儿童半价票为未成年人半价票，条件为6-16岁（含），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胡卫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火车对未成年人及青年的优惠力度很小。一方面，按照身高限定免费或半价的门槛，其理由和依据长期以来都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对于尚没有收入的12-22岁未成年人及青年，除了符合学生票条件的一年四次特殊旅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票价优惠。
“今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出行旅游意愿处于历史低点，更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出行消费。”胡卫表示，而年轻人应当是这方面容易受到鼓励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娱乐消费能力也超过其他人群。
这个建议好，铁路部门不一定欢迎。
40年前上大学时，有的同学假期没有回家，胆子大的同学就会把学生证借来，换上自己的照片，买半价学生票，去玩一趟。
6-16岁半价、16-22岁7折，这个思路好。在高铁时代，是要鼓励大学生在国内多看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新就业形态与就业券
23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听完有关委员关于“新就业形态”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脱颖而出。
要顺势而为。当然这个领域也存在法律法规一时跟不上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等。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这意味着，中国要不断的创新。特别是在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已经有很好的管控措施了。
近年来，我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以及物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
新就业形态，一个新的概念。比如，“共享员工”，灵活就业，居家办公等。以后，办一家公司，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办公区。
网约车司机、直播电商、电子竞技师等新就业形态迅速涌现，成为吸纳就业、推动经济社会效率变革的重要形式，也是当前疫情冲击之下，我国“稳就业”和“保就业”的重要发力点。
新就业形态一边不断突破传统的雇佣关系，一边重新塑造新的劳动关系。但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有的劳动法律法规不再适用，劳动者的法律地位难以认定，权益保护也来不及跟上。
譬如，社会保障覆盖度不够，工伤认定、职业伤害、养老保险困扰着劳动者；一些地方对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设置资格认定门槛，现行就业扶持政策、救济渠道未能覆盖此类人群；就业者相对于平台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且法律关系模糊、信息不对称，等等。相关部门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尽快补齐，解决新业态就业者的所急所想所盼。
在这次小组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发言。提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三难”——产销难、投资难、兑现难。同时他还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发放就业专券。他建议发放500~1000亿促进就业专项券，主要针对企业绝对新增就业，一个岗位发放1万元就业券，可用于冲抵员工社保，不分所有制一视同仁。刘永好认为，这样既可增加就业岗位又可促进投资，还能拉动消费，比单纯发消费券更有效。
二是加大三农投资。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引导各地政府打造一批数字乡村和数字农业示范项目，将涉农信息资源在脱敏后向民间资本开放共享。
三是放宽民资限制。刘永好指出，目前国家已取消外资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但对民营资本还限制较多。他建议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取消金融机构民企单一股东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鼓励民企控股，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和战略新兴产业，放宽民资准入。
建议大胆而且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