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炳大楼七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所在地。走进主编室，整洁的书桌，翠绿的盆景；再抬头远观窗外，与珞珈山、东湖对望，给人一种宁静淡泊的感觉。
说起自己的经历，王泽龙概括为三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王泽龙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美丽的故乡洪湖；第二个“二十年”，王泽龙1982年1月从华师中文系毕业，分到了荆州师专（后来的荆州师范学院，现在合并为长江大学）；第三个“二十年”，王泽龙作为优秀人才被母校华师引进，工作直到现在。
今年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创刊60周年，与遥遥领先的学报排名相比，作为主编的王泽龙则显得内敛低调。除了撰稿发表在杂志期刊上，王泽龙几乎不接受外面媒体的采访，网上很难找到关于他的宣传报道，百科词条上的照片有的还是别人的。
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
文革期间，中国取消了高考。1972年12月高中毕业后，与很多人一样，王泽龙回到了农村，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活。因为年纪小，个头也小，被队长照顾当了放牛先生。1973年盛夏的一天，他放的那头牛因为天热，到路边一个小水沟里滚泥，没想到的是，牛直接反过身四脚朝天躺在了水沟中间不能翻身，农村人把这称为“仰脊”，牛一直躺着心脏受到巨大的体重压迫，如果不及时翻转过身，随时会死去。所幸，不远处打谷场的几个人听到了他这位放牛娃的紧急呼救，硬是用杠子将牛给及时翻转了过来，这才帮王泽龙解了个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件事，生产队长不放心王泽龙放牛，推荐他去家乡代市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从此，放牛先生变成了教书先生，那一年他不到18岁。不到2年，王泽龙当上了代市小学的校长，那年他还没有满20岁。21岁时，三个大队合并，王泽龙成为了管理三所小学分校的校长，学校当时还成为了洪湖县中小学校的十面红旗之一。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王泽龙报了名。得知王泽龙报名参加高考的消息后，公社分管文教的书记找到他，承诺让他立即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建议他不去参加高考。王泽龙回答书记说，自己只是想试一试，其实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想。到高考发榜时，他所在的那个文科考场，只有他一人考上了大学，而当时的录取比例是100:4。
从华师毕业后，王泽龙被分到了荆州师专。毕业后的头四年，王泽龙没写过一篇论文，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在他看来，教好专业课，也是打好专业研究基础的必要途径。王泽龙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荆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上的《鲁迅与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艺观比较》，当年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篇文章，这也给了王泽龙莫大的鼓励。
1996年元月，王泽龙破格晋升为教授，被学校任命为中文系主任。他任上的一系列改革，很快把中文系搞得风生水起，吸引了安徽、湖南、浙江、河南等省内外同行前来参观学习。1997年，他被评为湖北省高校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8年，他又成为荆州师范学院副校长。2000年9月，王泽龙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华师，开始了他新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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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研究三部曲
从王泽龙的学术成果来看，他无疑是个高产优产的学者。近30年他共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其中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几大有影响的文摘刊物全文转载7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教材10多种。从文学史研究到文学批评研究，再到诗歌研究，每个研究领域，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广泛采用的是编年体的文学史，对一个作家的介绍，往往要跨越几个时间段。王泽龙大胆采用了按文体来分类的编写体例重新编写文学史，他与李德尧教授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突出了对文体演变规律和文学规律问题的研究。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肯定了他们的文学史大纲“体例简明，便于教学”。后来受高教社委托，他与刘克宽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了当代文学），仍然坚持采用了文体史体例，200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修订再版，成为了全国地方性师范院校通用的专业教材。90年代之初，王泽龙率先开始了地方文学史的研究，他与王齐洲教授合作的《湖北文学史》1995年出版，成为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文学史。
王泽龙的现代诗歌研究，是从1991年开始的。那一年，全民下海经商，他却北上访学，王泽龙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北京大学学习，追随著名的现代诗歌研究专家孙玉石教授，开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4年后的1995年，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出版，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与新诗研究界广受关注的力作。在之前，人们对诗歌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著作率先突破文学史研究的思想禁锢，成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专著。当时有关研究成果，每发表一篇，人大复印资料就立即全文转载一篇，著作出版后成为了那个年代考研考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引用的当代学者的成果不到十个人，王泽龙就是其中一个。 80、90年代的学术环境至今仍让王泽龙怀念，那时候年轻人的文章只要写得好，就能得到专家肯定，与知名学者打交道也较容易。著名学者袁可嘉在美国讲学期间，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刘纳写的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书评后，就特意写信向出版社索书，并在光明日报《书摘》发表专文评价该书：“标志着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全面和系统性的探讨，意义重大。”
王泽龙现代诗歌研究形成了他的学术体系。他突出围绕现代诗歌的形式本体问题，从诗歌的意象、节奏和语言方面进行系统探究，期望建构起中国现代诗学本体研究的理论体系。意象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他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这项研究成果从现代诗歌意象理论的考察与现代诗歌意象历史嬗变研究的结合中，率先建构了一个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研究的体系，阐释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是如何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潮影响，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进行改造与现代性转化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是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获得了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他认为，诗歌本体除了意象意外，另一个突出特质就是节奏。“中国现代诗歌节奏论”成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的又一个项目。古代诗歌主要是通过平平仄仄来表现诗歌节奏和韵律的，但现代诗歌则可押韵可不押韵，现代诗歌节奏与古代诗歌比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定义现代诗歌节奏：是一种有规律性的变化的重复形式。他提出，现代诗歌节奏包括自然口语节奏、现代韵律节奏、内在情绪节奏、现代音节节奏、外在视角节奏等多元节奏形式。王泽龙认为，节奏好比诗歌血脉的流动，有节奏诗歌就更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他指导的王雪松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与形态研究》，获得了201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他近两年又开始了现代诗歌语言的研究。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而现代诗歌语言具有现代诗性的特征。“现在有人认为古代诗歌语言精炼，现代诗歌太多口语，甚至主张诗歌多向传统看齐，这是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王泽龙说，现代诗歌白话语言，其实是包括古代白话、现代白话口语、现代书面语，外来语的多形态语言。比如我们引进的现代虚词，“啊呢吗”、“得地的”，“不但、而且”等关联词语就丰富了语言和思想情绪的表达，打乱了原来诗歌的体例与节奏，在现代诗歌形式的重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到现代诗歌的发展，王泽龙认为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的方向是不可改变的，新诗存在不少问题，这一些问题是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厚古薄今，迷恋传统是没有出路的。他在2007年7月与2014年9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与《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形式的变革》就是他这一诗学观点的集中体现。文章发表后受到了诗歌研究领域学者广泛关注。
现在王泽龙，正带领他的研究生做着《人称代词与现代诗歌》的课题。在传统的格律诗中，是很少用人称代词的，“现代诗歌大量采用人称代词就有了主体意识的归位，增加了诗歌的复杂性；不同人称代词的出现也使诗歌的叙事角度改变了。”王泽龙对记者解释道。 王泽龙教授在新诗研究的园地里深入开掘，凭着他新诗研究厚实的成就与学术影响力，2014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了我国新诗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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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的人文情怀
“到现在为止，我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有大几十人了。”王泽龙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带的学生，有的研究20世纪世纪三十年代的女性诗歌，有的写胡适诗歌的虚词研究，他带过的博士生硕士生在读期间撰写的论文，有10多篇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国内有影响的权威期刊或专业期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王泽龙认为，作为导师，带着学生做科研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学生也不应仅仅冲着学位来读研究生。在课堂上，他和学生不只是探讨著名诗人的作品，民间诗人余秀华也成了师生间探讨的话题题。今年他与研究生专题讨论余秀华诗歌的文章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近五年，王泽龙带领他的研究生共同整理、研究朱英诞诗歌。随着整理与研究的深入，王泽龙把他们研究文集的阶段性成果定名为“寻找隐没的诗神”（上、下），该成果今年9月已经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朱英诞是民国时期著名诗人，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一直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写作，直至1983年去世，共创作了3000余首新诗，800多首现代旧体诗，较长时间被埋没。预计明年，王泽龙主编，他的研究生参与的十卷本《朱英诞集》将会公开出版。
王泽龙就任学报主编后，提出了以人文情怀办人文名刊的办刊宗旨。他认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高尚的人文学术境界与人文学术情怀，人文社科期刊理所当然地要把人民大众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学术研究中具有知识创新的成果作为重要话题，高水平的刊物就要有学术的担当意识与对社会问题率先发言的责任，为推动社会改革、社会发展履行思想传播与知识创新的学术责任。他举例谈到学报发表的《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问题》（2011第6期）一文：文章提出了城乡体制二元化过程中农民身份与命运问题，中国农民正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新生代农民在向现代公民转变的过程中向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问难；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种体制，有效的协调农民与当下政治关系，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今年华师学报60周年刊庆，评选出的十篇获奖论文典型的体现了学报的办刊宗旨。学报的大量文章，都是主编与编辑一起策划，讨论选题，挑选专题作者撰写的成果。几乎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主编审定、修改。近5年来，在南京大学的CSSCI、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清华大学知网、中国社科院学术评价中心的评价系统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均排列前五名。近5年《新华文摘》等四大文摘转载率，均为70%—80%；其中，《新华文摘》每年全文转载平均为10篇左右，处于全国社科期刊前列。好刊物要发好文章，好文章来源于好的编辑队伍的谋划与组织。“可以说我们的文科学报编辑队伍是全国期刊界最好的一支队伍”，王泽龙自信地说。文科学报的七个编辑中，6人是博士，四人为正高，3人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最引人瞩目的还有期刊界称赞的“三王现象”，主编王泽龙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学编辑王雪松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导师为王泽龙），文科编辑部主任、政治学编辑王敬尧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与国家重大课题首席专家。
这样一支过硬的队伍，离不开王泽龙的精心培育。在王泽龙的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在2013年和2015年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5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与德国斯普林格公司合作的《T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中国学刊》）在斯普林格出版公司在线平台以公开获取形式公开发行。华师学报在国际化方面又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王泽龙从1974年担任民办教师至今，从教40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1957年出生，年近花甲，可我们眼前的王泽龙教授看上去十分年轻精神，我们问他有何养生秘诀，他笑笑回答，那就是因为与诗歌结缘而年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