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吴天君被查，他落马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市民挂横幅、放鞭炮，庆祝他“滚出郑州”。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天君的招骂体质，跟其疯狂强拆有关：他主政郑州期间，郑州进行了建城史上规模最大的拆迁运动：郑州四个开发区、六个城市区及县城、产业集聚区、组团新区规划区范围内，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郑州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

　　其中，中心城区（围合区域内和航空港区107国道以西）的476个村庄，已完成拆迁改造城中村383个，占总数的八成。吴天君的“一指没”绰号，也因拆得名。

　　吴天君的“疯狂拆迁”，若都是循法而为，那是种魄力；可如果这些拆迁很多都跟违法强拆有关，那这“魄力”只能被转换成另一种贬义表述——野蛮。

　　毕竟，法治是评判官员为政的伦理底盘，任何背离法治的“实干”都是蛮干，任何目中无法的“能吏”都是社会灾难。

　　吴天君治下的拆迁乱象，堪称令人触目惊心：他力推的强拆，仿佛印证了那句“有条件要拆，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拆”，似乎很少有什么，能挡住其“拆字诀”的通行。

　　可以看到，这类拆迁中充斥着“人治”的影子。吴天君在《耕地保护新论》中阐释的“新农村建设”观点，就只看到“让农民上楼”的利好，没看到他们愿不愿意上楼的意愿。到头来，被“人治”导航的推土机，俨然不顾《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中央“1号文件”等标示着“法治禁区”的指示牌。

　　吴天君的强势做派，让人想起了跟他一样作风强势的“能吏”仇和，而其结局也几乎重蹈了仇和的覆辙。这很难说是偶然，它也指向了一个道理：法治社会，不需要“一指没”官员，“能吏”再能，也得守法。

　　吴天君主推下的那些强拆“要风得风”，也表明了当地民众土地权益与财产受保护程度的孱弱。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昨日，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聚焦了土地与房屋权益保护问题，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而土地房屋权益保护层面的制度设计，就该给吴天君式“拆迁官员”们的“一指没”冲动系上缰绳。

　　不生产“强拆”，只做法治理念的搬运工，应是地方官员的基本为政素养。相信在法治臻于完备的语境下，留给“一指没”们肆虐的时间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