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不是淘宝，更不是猎奇，它是调查、发掘水下埋藏的一切人类文化遗产的考古技术领域。”为配合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海上瓷路——粤港澳文物大展》，近日，深博特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孙键做题为《走进“南海Ⅰ号”：考古发掘纪实》讲座，解析“水下考古”始末。

　　 孙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研究馆员，在水下考古、海外交通史、造船史等领域均有建树。1987年，孙键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文物征集鉴定工作。1993年至今，从事水下考古工作，参加了“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等考古发掘，湖北丹江口库区均州城水下考古调查等。

　　“南海Ⅰ号”是 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考古学家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戴着高倍数眼镜、身着工作服，手里拿着发掘工具，还时不时比对地图指南针。然而与地面考古不同的“水下考古”，对许多人来说则更为神秘，甚至有人会将“沉船打捞”和“水下考古”概念混淆。

　　孙键介绍说，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它以人类水下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对淹没于江河湖海下面的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调查、勘测和发掘，运用考古学所特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作为认识问题的手段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考古学与历史科学以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相比，实物资料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实现这些成果的科学手段有调查、挖掘、报告数据和研究分析。”孙键告诉记者，“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的发掘实属偶然，“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时，并没有找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却意外发现了深埋在23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珍贵文物。由于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专家认为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当时将这艘偶然发现的沉船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南海Ⅰ号’是后来由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创始人俞伟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命名的。”

　　1989年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前身)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南海Ⅰ号”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孙键表示，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伍成立之后，在中国海域所进行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而这次调查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首要任务是开展水下调查发掘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4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及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和管辖海域以及众多的江河湖泊，航海历史源远流长，海上丝绸之路闻名世界。孙键表示，唐宋以来，中国大陆与海外诸国的往来一度很频繁，在我国辽阔的海疆不断发现了历代沉船遗存，揭示出曾经蓬勃兴盛的海上贸易活动，“悠久的水上交通史留下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分布在中国领海、内水和管辖海域的广大范围内。这些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价值巨大、保存完好，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依据。考古的进步使得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有了更好的了解，但频繁的水下活动也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物更容易遭到劫掠和破坏。国家意识到了水下遗产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护、保存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自上古时期起，先民们就对神秘的水底世界感兴趣并进行探索，在这些活动中萌发了朴素的‘寻古’思想。”孙键介绍说，考古是在打捞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十九世纪中叶，科学的考古方法在欧洲产生，考古学者也不断地寻找一种调查海洋沉船的途径，但在常规潜水技术发明之前，海洋考古学者的工作对象还只有淤陆中埋藏的沉船。1960年，美国考古学教授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古典时代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自到水下做考古工作，被看成海洋考古学真正诞生的标志。

　　孙键表示，水下考古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水下调查发掘工作。为此发展和形成了调查、发掘的方法论，其中广泛应用了多学科相关技术，采用大量特殊的器材和设备，从而使水下考古学独立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田野考古有机组成部分，水下考古要求考古学者必须亲临水下从事调查和发掘，不能像捞宝者那样仅雇职业潜水员在水下工作，这一点与一般考古学有相同的性质。由于水下环境的差异，为解决水下调查、发掘、记录、文物出水问题，就产生了许多诸如考古潜水技术、水下调查发掘技术、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等专门的技术。”

　　保护比发掘更重要

　　孙键认为，水下沉船考古对于了解人类的交往极为重要，“长期以来，广袤无垠的大海和高耸险峻的崇山一样，是阻碍人类交流的难以逾越的屏障，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隔离开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渐渐掌握了航海的技能，大海又随之成为相互往来的通衢大道。穿梭航行于瀚海上的船舶促进了不同种族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它克服了器物的障碍，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不存在高低好坏之分，是双向的过程。国内的器物输送到国外，国外的东西远渡重洋来到国内，大家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总而言之，文明是通过人、海、船、器物的交流来完成的。”

　　采访过程中，孙键不止一次提到，与发掘相比，文物工作的保护更加困难、更为重要。他表示，目前水下考古工作分为国家主导、基金会主导和商业模式三种形式，“不论何种模式，文物的保护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