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倪孝忠已逝世51年，我也步入耄耋之年。但每当夜深人静，家庭欢聚，美食满桌，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幸福时刻，父亲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谆谆教诲回响在耳畔，挥之不去，唤之即来。那份思念痛彻心扉，刻骨铭心。

我的父亲生于1913年，在日寇侵华时，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右腿几乎被打残，小腿肚上留下个鸡蛋大小的伤疤。出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不愿做亡国奴，1941年初他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并担任密云县赶河场区的游击队中队长。

有一次我从武汉回家探亲，二哥对我说，前些日子他去下营村办事时，几个老人围着他仔细端详，问道：“你认不认得窑子洼村的倪孝忠？”他回答：“那是我父亲。”几位老人随即称赞道：“你父亲不仅会带领游击队的民兵持枪作战，还很会做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他常在夜晚将乡亲们聚在一起，先唱上几段评剧和京腔大鼓，待大家情绪高涨时，便号召乡亲们团结起来，与八路军共同抗日。在密云县的赶河场、石城、西湾子、下营、冯家峪等方圆几十里区域内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很有名气。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当地的年轻人踊跃参军，群众积极捐款捐物，救护抗战中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各项支前工作都做得很好”。

在新疆的表哥也曾电话告诉我：小时候见过姑父挎着枪，来我家动员我父亲参加革命的情景。后来在姑父的引导下，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农会主席。叔叔也当了炮兵连的指导员，参加了解放湖南等地的战斗。”

盘踞在赶河场一带的日本鬼子对父亲恨之入骨，几次捉拿他，都被群众报信得以逃脱。据我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在水峪沟门哨卡上动员来往的商人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来捉拿他时，被群众掩护躲进了深山老林，逃过一劫。又有一次夜晚，父亲刚回家躺下，就听见进院子的栅栏门被撞得嘎嘎响，原来是汉奸领着几个日本兵来捉拿他。父亲顾不得穿鞋，冒着严寒从屋侧扒墙逃了出去。我三哥告诉我，有一次十个伪兵和日本鬼子从南往村里来了，父亲得到情报，立即带领民兵占领了敌人必经之路的山头，待敌人经过时扑下山，将敌人全部抓获，还缴获了十支步枪。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被调派至东北，后随大军南下，最终驻留湖南。由于我当时年幼，对父亲打游击抗日和在东北工作的事只知道凤毛麟角。

1954年，我十岁，随母亲、三哥、大弟去湖南和父亲一起生活，辗转于望城、湘潭、长沙等地。这期间父亲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当厂长的父亲组织全厂干部、工人、家属聚餐，却未叫我参加，我无处吃饭，心里特别委屈，躲在屋里哭。饭后父亲才想起我，带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吃。他温柔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厂里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我只想代表组织慰劳他们一下，却忽略了你还饿着肚子。”长大后，我回想起这件事，觉得父亲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1958年，组织上为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送他到湖南省干部文化学校深造，被分在初32班。当父亲得知我考上了长沙女子中学也是初32班时，诙谐地说：“那咱俩算是同班同学了，不如我们俩来个比赛，看谁的成绩好。”我欣然应战。自此，父亲投入了忘我的学习状态。盛夏酷暑时，他赤膊摇扇，坚持写完作业。数九寒冬，他冻得瑟瑟发抖，却只起身活动片刻，继续埋头苦读。星期天，为节省乘轮渡过湘江的时间，经常数周才回一次家，独自在校刻苦学习。父亲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他对党的忠诚。

干校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了湘潭市物资局担任人事科长。由于在干校期间学习用脑过度，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经常感到头昏脑涨。上级开会时他难以完整记录会议内容，传达时也难以原原本本地复述会议全部信息。他觉得局长和大部分同事都比自己年轻、有文化，而自己却拿着比别人高的工资，心中感到不安，便提出了提前退休的请求。尽管组织上未予批准，父亲仍坚持道：“我感激组织对我的培养和重用，还是腾出职位让更有能力的人干吧！”最终父亲提前在53岁时退休，仅领取了在职时65%的退休金。后来，在长沙工作的三哥得知上级文件规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退休时应享受85%的工资待遇，便建议父亲申请补发。但父亲却淡然表示：“将错就错吧，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就不要再向国家伸手了”。

父亲退休回到北京密云老家后依然闲不住，每日坚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队里按劳给他计工分。后他觉得自己既领取国家工资，又获取队里的工分，有失公平。便无偿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主动放弃工分。依然天天为生产队尽力。如为干旱的庄稼浇水，在地里清除杂草，到村周围守护青苗，防止散养的鸡、鸭、猪等家禽糟蹋庄稼等。他总是从早忙到晚，跟在队里上工一样，深受村里人尊重。

1972年，父亲不幸罹患胃癌，前往北京接受手术治疗。为了减轻国家医药费的负担和家庭护理的困难，术后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家休养。危难之际，他心中所想的仍是国家利益。在母亲和弟媳的悉心照料下，他的身体状况迅速好转。然而，刚一康复，他便闲不下来，依旧去队里参加劳动。

1973年夏季，天气干旱，队里有一块高地因无法灌溉而面临绝收。父亲不顾烈日炎炎，从西山脚下的小水塘一桶桶提水浇地。结果因劳累过度而中暑，旧病复发。生命垂危之际，他仍心系国家。他叮嘱母亲和哥哥们，我去世后，你们务必响应党的号召，将遗体火化，骨灰只需埋在爷爷坟旁的土中，切不可占用良田，更不必建坟立碑。1974年12月，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心里始终装着党，装着民，装着责，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的革命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记得我初中毕业时，长沙某部队招募女兵。经过政审和体检，我被定为十中的唯一女兵。尽管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但当得知自己以高分被高中录取时，我毅然决然地对父母说：“我想当兵，但不是现在。我要读高中，争取考上大学，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母亲听了不高兴地说：“我五个儿子只有两个读完小学，你一个丫头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哪有钱供你读那么多书。”父亲则劝导母亲：“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只要她愿意读，我们省吃俭用也要供她。建设新中国不能没有文化。”父亲的话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豁达和远见令我敬佩、折服。也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长大了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不辜负父亲对我的厚望。

我一路砥砺前行，高中时期，我被选为班长、团支部书记及校团总支委员，并荣获长沙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1964年，我考入武汉某大学的法律专业，随后被选为校学生会委员。

大学毕业后，我下农村锻炼了一年半，随后被分配到襄阳一个偏远山区的公安局工作。那里山高路远，交通极为不便，每次回北京密云探亲，都要辗转多次汽车和火车。我内心渴望回到北京，回到父母身边。当我向父亲吐露这一想法时，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革命者志在四方，无论是红军长征，解放全中国，还是抗美援朝，那些先辈们哪个不是背井离乡、不惜一切？你为何不能在外省、在山区工作呢？更何况你从事的是公安工作，周总理曾说过，‘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能从事公安工作是组织对你的极大信任，也是山区的需要，你一定要安心扎根，努力干好。”父亲的教诲让我顿时醒悟，自那以后，我坚定不移地扎根山区，勤奋工作，几乎未休息过星期天，很少在晚上10点前下班。由于过度用脑和劳累，我两次在办公室晕倒，多次因全血下降而拄着拐杖上班，过早地患上了高血压、乙肝和心脏病。长期伏案撰写材料导致我的右手食指变形。在此期间，我被评为全省、全市、全县公安战线的先进工作者。1983年严打期间，我带队抓点半个月，在歇马、车峰坪两个大队开展的遵纪守法光荣户评比试点经验，被推广至全县乃至全省。在我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分管的办公室、后勤、武警中队以及筹建的消防中队，均受到上级的表彰。1986年，我随老伴调至武汉，在公安系统任正处级职务并创刊主编了某法制刊物。一生从事我酷爱的公安工作，在三级警监的岗位上，不舍地退休。退休前后我写的《浅谈对法国警察工作的考察和启示》《公安人员职务犯罪可能触犯的刑法条款》《提高办案质量 增强打击犯罪力度》等三篇文章，均被公安部《公安法制建设》刊物采用。其中一篇荣获公安部三等奖，并因此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邀请，参加香港国际刑法研讨会，主编的公安法制刊物，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刊物。

我知道，缅怀父亲，回望历史，不应仅仅只是情绪上的发泄和哀悼，更应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和延续。父亲的革命精神，不仅一直烛照着我前行的道路，也鼓舞着我的全家砥砺前行。我家有10个人，其中6名共产党员，3名共青团员。在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优秀，都在努力为建设祖国做着奉献。

安息吧父亲，我和家人永远敬重您，思念您，传承您。

文 / 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