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方政军，罗田凤山镇簰形塆村人，先后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管理学院，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新华社高级记者、新闻研究员，历任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兼《武汉证券报》《湖北经济报》总编辑（法人代表），新华社湖北分社常务总编辑、党组成员、副厅级纪委书记，现任湖北省老新闻工作者主席，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荣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嘉奖。

作为新华社记者，方政军曾随同三任国家主席和历届多位中央领导人在鄂调研，多次采访全国两会，不少作品获得国家级优秀新闻奖。著有《方政军新闻作品选》《新华社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瞬间的永恒——新华社高级记者方政军新闻日记五十年〉，主编《百年记者风》《湖北证券大全》《现代新闻写作学》〈纵览云飞——中央驻鄂新闻单位简史〉，参与编写《典范新闻评论选析》《（水浒）评注》《宋词名家名作三百首诠释赏析》等。

他慈眉善目，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魁梧的身材，看上去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头脑睿智，能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一眼就能看到事情的本质；他对真善美爱护有加，对假丑恶却深恶痛绝……

他，就是新华社湖北分社高级记者、原常务副总编辑方政军。

首提打黑
     中国到底有没有黑社会，现在大家会异口同声地给予肯定，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却众说纷纭。有的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哪有黑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现在提黑社会，不利于社会稳定；有的认为有，各地出现了一些狠人恶人，他们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民众敢怒不敢言。

方政军敏锐地察觉这一问题后，作为新华分社的记者，理应站出来，把这一问题予以澄清。怎么澄清？那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他提出了申请调查黑社会到底存在与否的课题。在向新华总社请示批复后，方政军带领新华社湖南分社和《瞭望周刊》两位记者、开始了历时两个年头的调查。

1990年冬天的一天，他们一行从武汉出发，首站湖南邵阳。先去了邵阳特警队。在特警队里，他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两起案子。一个被砍掉四根手指，一个被对方挑断脚筋；他们又到医院，看到因砍断手指、挑断脚筯的案件高达23起，而这些案件的当事人都在医院住院医治。另外他们又跟随特警队的便衣警察，现场目睹了一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绑架案，警察在他们交换的时候，一举抓获了黑帮头子。

他们还采访了一名失去7根手指头的少年。这位少年15岁，父母是哑巴。他向记者哭诉着被黑社会残害的经过。采访完这些，方政军和其他两名同志怒从心头起，决定由方政军执笔第一篇内参，采用电影剧本蒙太奇的手法，用悬念的方式和现场感的描述引起上级的重视。

时任中央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乔石看过这份内参后，在报告上批示：“邵阳社情，的确触目惊心；打黑除恶，刻不容缓，可否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次打击”……湖南省政法委书记接到中央批示后，迅速带队到邵阳进行调研，不久全国的公安局长在邵阳召开了现场会，此会是打黑除恶的前兆。

接着，方政军一行，又开始南行，先后到海南、福建等地调研。他们在福建的泉州、福州、石狮，发现沿海比内地的现状更加严重，这里的黑社会不仅贩卖假钞、贩毒、贩枪，还贩女人，把二十多名少女挟持到台湾卖春；在石狮一处水井里，公安人员还在那里先后发现了十多具血淋淋的被害人的尸体，并向方政军等播放了录像。

在海南，他们了解到贩枪盛行。这些枪有的来自老山前线，一把枪卖600元；在广东、深圳等地，还有一种组织被称为“洋黑”，如日本的和胜和、香港地区的14K，台湾地区的竹联邦，滋生了土洋结合的黑社会，他们有组织、有地盘、有纲领，谋财害命，欺男霸女，记者光在法院看到的案件卷宗就达数十起，而且至今有些恶人还逍遥法外。

调查小分队又继续前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地，行程达到两万八千多里，一共写了6篇内参，把中国黑社会沉渣泛起的现实呈现在中央领导面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长篇批示，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在新华社建社60周年的大会上，亲自念了方政军他们的稿子，表扬新华社站在国家的高度，打黑报道从深度、广度上可谓空前绝后；李鹏总理还把打黑除恶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92年4月6日，中央确定全国正式打击黑社会现象，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黑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调研工作完成以后，方政军回到武汉。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理论上挖掘黑社会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沉渣泛起。他写这篇理论文章的标题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与控制》，该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黑社会是亚文化现象；二是亚群体理论；三是“黑帮”犯罪与社会越轨理论；四是社会控制理论。该文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公安部刑侦杂志等首都期刊纷纷转载，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大陆解放40多年以来首提打黑和深入分析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这次调研，虽然只发了6篇内参，当年就有3篇被评为新华社一等好稿。方政军把这次的成功，归结于上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调查开始之前，公安部还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得到了地方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加上新华总社的支持，他们推出的每篇内参，都是同志们心血的结晶，从而将记者的调研成果转化形成了国家政策。

服务增色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来新华社湖北分社视察，听完社长汇报后，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不管你好稿多少，我就看你是否为党委、政府的决策起到了作用，是否助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方政军的体会是，新闻和调查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出了力，才算有作为，才能有位子，才体现了记者的价值。因此，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无论是当普通职工，还是进入领导层，始终把本职工作与服务地方中心工作一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全力以赴，把事情办好，把好事办得更好。
    如今，在这片波光鳞鳞而又宽阔的汉江水面上，模亘着一条大坝，这条大坝宛若一条长龙，锁住了汉江之水。远远望去，东流的汉江之水在这里变得静水流深，蜿蜒东去；夜幕降临，这里华灯齐放，彩灯闪烁，仿佛一座不夜城……这里就是位于襄阳汉水之上的崔家营航电枢纽工程，是以航运为主、兼有发电、灌溉、供水、旅游等综合效益的利民工程。

你知道这个工程是谁争取来的吗？是方政军一手帮助促成的。

一日，原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找来方政军，他说，我们湖北想修崔家营水利工程，前期论证已经结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在资金上存在困难，你可否写一份内参，帮忙争取一下如何？方政军没有丝毫犹豫，他想，这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极好契机，一定要把好事办得好上加好。为此，他马上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蕴芬，又亲赴崔家营进行调研，写出了修建这个工程的六大好处，不仅能防洪、抗旱、发电、环保，还有旅游观光等综合效益。这份内参被新华社采用后送达俞正声时，俞正声立马批示称赞此件写得很好，非常感谢！

之后俞正声以湖北省委书记的名义，拿着这份内参，找到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重点汇报了修建这个工程的利害关系。争取国家发改委批复了17个亿的世界银行贷款。这个工程修建了以后，不仅综合效益可观，而且年收入达到5亿元。为此，人们引用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称赞方政军“记者一支笔，胜过三千茅瑟枪”。襄阳市政府市长傅明珠说，市里决定，要以方政军的名字修一条路，让人们记住他对襄阳所作出的贡献，但方政军说，不敢，你就取名新华路吧！笑声中，方政军找到了记者劳动的欢乐。

湖北黄冈广济药业是以生产、销售医药原料药、医药制剂、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为主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公司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是国家认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技术成果示范基地、中国维生素产业十强、国家火炬计划、863计划项目实施企业。董事长何谧回忆起公司1997年初上市时遇到的困难，他说多亏遇到了贵人，如果不是他帮我们公司，我们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让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公司决定上市。起初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是能用钱摆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于是，他提着一箱子钱跑北京，一趟下来，一分钱也没送进去，没有任何人收他的钱。最后，他跑到方政军这儿来诉苦，表示要打退堂股，但又不甘心。

方政军问他你是什么企业？何谧说；“我搞的是‘核黄素’。真正说不搞，确实辛辛苦苦了那么多年，丢了怪可惜的；再说，我不搞，那美国人要搞，我岂能输这口气？”方政军安慰说，你是民族企业，我们就是要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他斩钉截铁地说，“核黄素”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并且连夜赶写内参。后来这份内参呈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那里，得到了他们的批示。结果没花一分钱就上市了，这是黄冈地区解放近50年后第一家上市的企业。为感谢大家的帮助，企业决定专门对帮助他们的人送点内部股票，送到方政军这儿，他吃了闭门羹，方政军只是说企业可以帮助公家订阅部分报纸。3年后，听说省纪委专门查账，收受过内部股票的人都受了处分。

此外，因为一项工程，亲戚朋友对方政军非议颇多。说他一点情面都不讲，不仅吃不到肉，而且连一口汤都喝不上。这个工程就是修老家一条上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路。这条路跟方政军又有什么关系呢？方政军的老家在革命老区罗田县，过去虽然有一条到天堂寨的路，因为过于狭窄，弯弯曲曲，与到大别山主峰观光旅游的节拍明显不合适，于是，罗田县委、县政府找方政军帮忙。方政军立马给时任湖北省长李鸿忠写信，他说，老区建设刻不容缓，湖北要建成支点交通要先行，于是他以和安徽金寨县比较的笔法写了份内参，讲到了安徽金寨因为路通了、扩宽了，旅游等搞得红红火火，而湖北的天堂寨路窄人稀，几乎门可罗雀。这份内参呈送给省长后，不久就得到拨款16000万元的批复，并且李省长亲自现场办公，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按说，这笔工程款的支配权，方政军是可以与地方政府分管责任人打个招呼，让其亲朋好友参与到工程中分一杯羹；或者是让某个亲戚朋友承包其中一段工程。可是方政军封锁了这个消息，待到工程开工时，大家才知道这个项目是方政军争取来的，亲戚朋友说你看气不气人，你打个招呼，犯了哪门子法？方政军笑笑说，这笔钱是省财政支出的，你们是高抬我了，我哪有这个权？再说，我又不是工程负责人，我岂能左右工程承包呢？方政军在这项工程中没有获利一分钱，沿线4个国营林场的职工却收获盆满钵满。过去体制内因为工资低，职工连家都养不活。现在通过修路，拉动了整个旅游经济，林场职工每人平均增长了2000元以上的工资；县域内旅游经济增长达15%以上。

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长江簰州湾大溃口人数死亡事件，因美国之音夸大其辞，造谣说起码死了3万人以上，弄得人心惶惶。当时组织上要求新华社湖北分社迅速查清事实，弄清真相。新华社湖北分社由方政军带队赶赴簰州湾。他们连夜与一些老人、群众、见证人了解细节，还与军人座谈，又到现场调研，历时数天终于弄清了真相。原来死伤人员有军人19人，老百姓28人，方政军在《湖北经济报》公布了真相，首开先河公布真人真名……谣言止于智者，这场由美国之音传播的谣言不攻自破。

2000年夏季的6月22日，一架小型飞机从恩施机场起飞直飞武汉，途中因高空气流问题，导致小飞机解体，机组人员及42名乘客全部遇难。方政军带队深入现场调查后，也与处理簰州湾事件的同样手法，公布真名真姓，率先在新华网首创滚动播出，让广大民众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为以后国内类似的灾难报道开了先河。

此外，方政军还报道了黄冈市团风县率先开展干部财产公示的报道，湖北省纪委在此试点，得到湖北省四大家主要领导的表扬，中组部、中纪委推广了团风县委的经验，在全国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从2012年开始，我国县处级以上干部每年填表两次并进行重大事项报告，打破了干部财产公示的禁区，为从严治党奠定了基础。

湖北黄石有一家康赛公司，为了上市，单位负责人曾用公司原始股票向国家纺织部和省政府领导人吴文英、徐鹏航公关 ，后来受到党纪处分。为此，方政军率同事写了一篇公开报道《从康赛现象看行政审批权的漏洞》，该案反映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制度缺陷及反腐倡廉的艰巨性，从而形成了国家新的政策。中央纪委五中全会引用其观点强调，当前反腐败抓源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该取消的一定要取消，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的，要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来处理；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力，必须进行合理分解，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切实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暗箱操作的弊端。此稿被中央党校作为本科教材至今。

为民请命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湖北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则重磅消息，标题为一个主标题、两个副标题，显然如果不是重要事件，是不会如此这样排版布局。主标题上面一个副标题是“在中共长埫口镇委、镇政府、镇党校、镇派出所院内”，主标题为“44名职工遭一16岁歹徒肆意侮辱两小时”，主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车上无人反抗 机关无人制止 几十名围观者无人过问”。

这篇报道推出后，社会各界认为曝光的好，对于维护治安坏境、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仙桃市个别同志不这样认为，他们拼凑了所谓的证据，以十个人大代表的名义，寄到新华社、省人大、省检察院，指责这是一篇失实报道，认为损害了仙桃市政府的形象，破坏了仙桃市的营商环境，要求检察院立案。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篇新华社电讯稿出自何人之手呢？正是出自方政军等记者调查之后。1988年元月21日上午，方政军听说武汉搪瓷厂44名职工，在仙桃市长淌口镇委大院里集体被歹徒侮辱，性质十分恶劣。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他，跟领导请示后，带领《湖北日报》记者任大文、《长江日报》记者彭金安前往仙桃市，先后采访了仙桃市委宣传部、公安局、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还在收审拘留所提审了流氓犯王刚。这篇来自采访一线的报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真金不怕火炼。当仙桃市有关人员到省人大申诉时，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石川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并说这对你们来说是件好事，如果怂恿流氓作案，那才是损害政府形象，破坏了营商环境。你们应好好向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道歉。省领导批评以后，仙桃市自觉理亏，便专门请方政军等人过来赔礼道歉。当时，朋友们都建议方政军不要去，说这是鸿门宴。方政军说，既然他们抱着诚意而来，我们也必须放下姿态，共同为仙桃营造一个和谐的营商环境而奉献自己的力量。最后，因诚信以对，双方握手言和，对方承认错误。

1998年，石首市的一位供电局长、劳动模范王崇高被检察院刑讯逼供、活活折磨致死。方政军听说后，拍案而起，朗朗乾坤之下，竟能纵容这些魑魅魍魉横行？于是，他立马率队调查研究，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写了一篇内参。中央政治局常委收到这篇内参后，立即批示要严厉查处！后来该检察院的检察长被撤职，供电局长也被平反昭雪。事后，王崇高的儿子带了一笔钱，来到方政军的办公室长跪不起。方政军婉言谢绝收钱，他说，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正义和法律挽救了你父亲的名声，要感谢就感谢党和政府与铁面无私的法律。
    一名大学生尹坤，在武汉市洪山区的某街道上，被洪湖驶来的一辆来汉大货车撞死，肇事者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法律惩罚，花巨款买通了洪山区的一名交警。这名交警收受贿赂以后，将大学生的遗体当作无名尸体火化了，火化和案情报告一直压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不向上级部门报告。而另一边，其家属一直在苦苦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其母亲杨敏天天在洪山交警大队喊冤导致脑溢血去世。对此，人们又找了好几个省领导批示，但批到武汉市交管部门后都不了了之。直到后来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无意中发现了尹坤的照片。方政军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采访了一些当事人终于公开曝光，新华社《每日电讯》、《楚天都市报》长篇刊登，当事人被绳之以法。事后，武汉市公安交管局有关领导埋怨方政军不该写，方政军说，假如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出了这个事，我们难道不管吗？再说放任这样的事件发酵，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全社会就会上行下效，欺上瞒下，我们的国家还算是法治国家吗？后来，有人还向上级部门写举报信，说方政军是否收受了多少黑钱，他才写了这篇报道。新华社总社成立专班调查此事，其举报内容纯属子虚乌有，终于还了方政军的清白之身。

无愧国笔
   1992年7月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同时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情满青山——李先念同志骨灰撒放记》，读完这篇报道，人们因李先念主席一些感人的细节而落泪，纷纷称赞这篇通讯写得好，接地气，把人民对李先念同志的感情融入了笔端，怀念情深。作者真乃国笔。
    这篇文章的执笔人是谁呢？就是方政军和邹爱国。而方政军却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其中还有李先念主席的家人，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份子，岂敢妄称国笔！李先念同志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托人大代表向湖北省捎信，要做好三峡这篇大文章，方政军完成了李先念生前最后的一篇新闻稿（见1992年4月6日人民日报）。

近三十年来，中央领导人仅李先念、邓小平先后撒放骨灰写了长篇通讯，其他老同志身故只发消息。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方政军和李先念主席很熟。李主席生前曾多次来湖北，方政军是陪同记者，其中有一次跟李主席下基层调研14天。李先念同志曾当过5年国家主席，后来又任全国政协主席。调研期间，李主席常跟方政军讲起黄麻起义以来的经历，还讲西路军所经之地战争之残酷，其中还讲到过自己母亲的故事。最后一次李先念同志来湖北是1989年4月，这次是考察三峡大坝坝址，曾到过宜昌、三斗坪、丹江口。他说，有一次，李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与湖北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一进门，秘书说，李主席会后有重要外事活动，你必须在散会时就交稿子。当时，李先念不停点名代表、委员发言和拉家常，中央其他媒体记者傻眼了，不知李主席问的这些人是什么背景、特长，方政军同志这时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快速反应能力，因为他对湖北省的这些老同志太熟悉了，他来写，邹爱国来统，会议一完，方政军他们的特写《李先念喜见故乡人》成功，这种快枪手的速度曾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仁传为佳话。
    弥留期间的李先念，嘴里经常说些似乎有些不着边际的话，话又短，有时甚至是半截话，但方政军听得懂，知道都有所指。如口中常念叨的三峡，李先念生前希望三峡大坝早日建成，所以常说三峡二字，方政军曾写过李主席的5篇报道，所以方政军很明白李主席想表达什么意思；常说大别山、祁连山、大巴山，方政军也知道李主席讲的是在这些地方发生过殊死的战斗，他深切怀念在这里长眠的战友。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安，这块为革命牺牲了22000多烈士、死难十余万群众的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在22年的战争岁月中，参军参干的3万余人，建国后幸存的仅600余人，真是百人难得两人还！

红军西路军曾在祁连山深处的梨园口、石窝、康隆治一带，李先念曾在这里指挥红三十军在极为艰险的形势下与敌军恶战，后来又与数倍与已的敌军血战40天，歼敌上万人。

北京住院期间，李先念怀念得最多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对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一往情深：“熊厚发，多好的同志啊，指挥战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牺牲时才24岁。”1937年3月初，熊厚发左臂负伤，由于药物短缺，伤口化脓，血管破裂，进入祁连山后，熊厚发请求李先念把他留下，李先念说：“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出去。”熊厚发坚定地说：“政委，你要指挥部队，我实在走不出去了，你给我写一封党员介绍信，我养好伤就在这里打游击，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的卫生部长也说厚发同志流血过多，很难翻过祁连山。李先念才作罢。熊厚发伤好后，坚持在这一带打游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李先念眼中含着晶莹的泪水，想起战斗中的战友充满深情地说，过祁连山时，零下30多度，好好的同志，晚上睡觉时还一起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先念主席口中还在喃喃自语喊“妈妈”。这又是一段什么往事？

1932年10月，李先念正指挥部队反“围剿”，妈妈却来战场上看望她了，他把妈妈狠狠凶了一通，埋怨她不该来这地方，子弹可不长眼儿，万一被乱枪打中了，那这就是儿子的罪过了。妈妈什么也不说，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把儿子的衣领整了整，衣襟牵了几下，然后抹去眼角的泪花，悄然而去。妈妈走后，部队立即转移。李先念在行军途中，忽然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两块银圆，他的心里不由一颤，这是妈妈放的呀!想起家里的穷和寒酸，母亲攒够这两块银元，给人纺线需要凝结多少心血和汗水啊！谁知此去成为永别，妈妈不久因病去世。李先念终身后悔不已：那天，我不该对她发火！

还有家乡的领导到北京看望他，他关心的总是老区人民的生活，红安的建设，当家乡负责同志告诉他，说红安这几年花生产量逐年上升，花生酱已经出口。他十分高兴，又叮嘱他们，农副产品又搞副加工，不搞后加工，群众富不起来。国家扶贫办的领导同志去看望他，他关心的是老区扶贫资金的落实，大西北风沙的治理，祁连山生态环境的保护，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干部的交流……

这些资料，有如一串串珍珠，因为笔底有情，终于妙笔生花，短时间内，方政军和邹爱国最后在武汉东湖一气呵成，就写出了字字如珠的几千字文章。写到这儿，总觉得还有好多事没有写上来，特别令他感动的是，李主席虽贵为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自己的亲外甥却一直在农村修补地球，只要是李主席打个招呼，哪儿安排不了一个好工作？可李主席却从没有跟自己的亲外甥和亲戚朋友谋过私利，亲戚们找他，他总是说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搪塞过去了……写到这里，方政军眼角泛出了泪光 。

这篇长篇通讯发表后，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的事迹更加了解，《情满青山》也被全国政协评为1992年优秀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