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大都喜欢将自己的书房取一个名字，用作自己的斋号，将斋号刻成印章，就称为斋馆印。史料记载，斋馆印的使用始于唐代，到宋代就比较普及了，如苏东坡有“雪堂”印、米芾有“宝晋斋”印，等等。明清两代，文人（特别是书画家）使用斋馆印蔚然成风，有些人甚至使用多个不同的斋馆印。由于明清印章大都是以各种优良石材制作的，比较容易保存、流传，因此，现在不少收藏家都喜欢收藏明清时期的斋馆印。有的收藏家甚至直接将收藏到的名家斋馆印用来命名自己的书斋或字号。如近代著名篆刻家寿石工先生就将前人黄牧甫篆刻的“珏庵”印章，用作自己的名号。当代著名书法篆刻家和金石书画鉴定家张牧石，也曾将自己收藏的黄牧甫篆刻的“邱园”印章，用作自己的名号。
笔者在收藏印章的过程也比较注意斋馆印，自认为有几方斋馆印颇值得玩味。
一、昆山张寰款“省训堂”印
这是一方暗绿色寿山石印，有人把这种寿山石称为“艾叶绿”。此印高约12.8厘米，石质光滑，已经形成一层明显的包浆，印面约2.8厘米见方，刻的是“省训堂”三个字；印身光素，刻有“昆山张寰”款。从印章形制、篆刻风格和包浆状态看，此印颇似明代文人用印。
经查资料发现，明代昆山正好有一知名书法家叫张寰。张寰(1486—1561) 字允清，昆山人，系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官至通政司右参议。史载张寰善书法，挥翰竟日不倦。据嘉定县志记载，今存孔庙大成门外的《嘉定县重修儒学记》碑，系嘉靖三十二年礼部尚书泰和欧阳德撰，县人张意书，昆山张寰篆额。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均藏有张寰的书法作品。
不过，这方“省训堂”印章是否为张寰所刻还值得研究。
首先是因为明代留存下来的印章大多只有印谱流传，实物资料相当稀少，很难进行实物比对。其次，从生卒年代上看，张寰与明代篆刻大家文彭（1498—1573）系同一时代人，并且年长文彭12岁。而人们普遍认为，文人自己雕刻印章是从文彭开始的。在文彭之前，文人往往是自己设计或者书写印文，交由专门的工匠雕刻。这方印章的篆刻技法相当熟练，刀法规整，很像专门的工匠制作的，但印身的刻款却不太规范，似初学者所为。笔者因此大胆揣测，这方印章很可能是由张寰撰写印文，交由工匠雕刻，然后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补刻了“昆山张寰”四字款。
当然，情况是否如此，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证实或证伪。
二、高士奇款“朗润堂”印
这是一方用优质的黄色寿山石雕刻成的印章。印钮雕的是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猛虎，印文为“朗润堂”，印身刻有“壬寅年 士奇”五字款。整个印章不论是印钮还是印文、印款，雕刻技法都相当成熟，印章已经形成一层明显的包浆。
印款中的“士奇”当为清早期著名学者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钱塘人，翰林院学士。高士奇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学识渊博，曾担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也即当过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但高士奇在历史上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高士奇曾以学问渊博、能诗擅书、精于鉴赏而闻名一时，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记载说：高士奇“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然而，今天一些学者却研究发现，清朝宫廷里经高士奇鉴定的书画作品中存在不少赝品，因而怀疑他的鉴赏水平。
而且，在康熙28年（1689年）时，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说高士奇是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康熙皇帝因此下旨命令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尽管5年后，康熙皇帝又以修书为由将高士奇召回，但并未明确地洗刷他的政治污名。
不过康熙皇帝对高士奇可谓是宠爱有加。据史料记载，高士奇被责令回籍后，康熙皇帝在1693年曾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当年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在诗中将君臣关系说成了“久别的故人”。这在当时可能是皇上最高的礼遇了。
康熙35年(1696年)，高士奇以母亲老迈乞请还乡，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准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高士奇回归后，康熙皇帝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于1698年再次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表达了无法挽留高士奇在身边的感伤。可见康熙皇帝对高士奇的情感之深厚。
史料记载，由于高士奇精于鉴赏书画，曾将自己购藏的书画进献给朝廷，因而清宫不少书画上都留有高士奇的鉴藏图章，如“高士奇印”、“高士奇图书记”、“江村高士奇图书记”、“江村秘藏”、“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竹窗”、“北墅”、“生香乐意斋”、“漱芳阁”、“蔬香斋”、“红雨轩”、“朗润堂”，等等。笔者收藏的这方“朗润堂”印章是不是高士奇用于鉴赏书画的“朗润堂”？由于手头资料所限尚不能确认，只有留待以后再研究了。
三、王尔度款“桂轩”印
这是一方用黄杨木雕刻的印章。印章看似简陋，但印文“桂轩”二字篆书结体优美，篆刻刀法深峻硬朗，显示出作者有相当深厚的篆刻功力。印身光素，刻有“彦侍方伯大人命篆 尔度”十字隶书款。
经查，尔度乃姓王，字顷波，江苏江阴人，主要活动于清同治、光绪年间，擅长篆、隶书，精篆刻。王尔度书法、篆刻都取法邓石如。同治壬申年（1872年），王尔度摹刻邓石如印集成《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賸》二卷，有评者说虽然神韵略差，但形貌却十分逼真，邓石如许多佚印赖此谱得以流传。王尔度后来又为吴云所著《两罍轩古印漫考》摹刻印章、钮式，摹刻精到亦为人所赞赏。
根据印款“彦侍方伯大人命篆”可知，这是一位名为“彦侍”的朝廷命官要王尔度篆刻的。因为“方伯”一词，在古代是诸侯领袖的专用称谓，如殷周时代称一方诸侯之长为方伯。后来泛称地方长官，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清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等，都可尊称为“方伯”。
那么，清代与王尔度同时期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中有无叫“彦侍”的人呢？
查询有关资料，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还真有一位广东布政使名字叫“彦侍”，他就是姚觐元。
姚觐元(?—约1902) 字彦侍，又作念慈。浙江归安（今湖州）人。
姚觐元是嘉庆四年状元、大学家姚文田的孙子， 幼承其祖父之家学，道光时中举人。同治八年（1869年）出任为川东兵备道，政声颇佳，后曾任湖北按察使。光绪八年(1882年)又任广东布政使，为朝廷二品官。姚觐元于公务之余，喜弄翰墨，工行书，尤擅篆体。重庆博物馆藏有其所书篆联，古朴淳厚，苍劲凝重，甚为书家称道。
由此看来，此“桂轩”印章很可能是姚觐元要王尔度所刻的，但是否为其所用则不得而知，因史籍对姚觐元记载甚少。“桂轩”印章留下的遗憾，只有以后再收集资料加以考证弥补了。
最近几年，斋馆印的收藏也随着印章市场的火爆不断升温。2004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秋季拍卖会，近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吴昌硕的两方斋馆印“来修斋”和“滋园”，拍出了93.5万元的高价。2011年8月，在上海一家拍卖公司举行的拍卖会上，一方清代晚期篆刻家何昆玉（1828-1896）篆刻的“宝米斋”印章，拍出了74.75万的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