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内地富豪的控制平衡术：权力保留型信托、增设保护人）

“信托并非购买一个一次性的产品，而是建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关系，因此你必须信任你的顾问、受托人，不然整个信托架构可能随时崩塌。”泽西信托公司集团主席Nigel Le Quesne（奈薛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虽然目前全权委托在欧美发达市场已经成为主流，但在亚洲等新兴市场，信托仍然是新生事物，“因此很多亚洲客户希望设立权力保留型信托，或者设立保护人来增加对信托的控制。” Nigel Le Quesne指出，但如果信托成立人过度保留权力可能会对信托结构产生根本的影响，最终导致信托的目的无法实现。

2000年初，第一批内地企业掀起海外上市潮，离岸信托也进入中国顶尖富豪的视野。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进入退休年龄，同时富二代很多都在国外学习、生活，回国接班的意愿不强，因此出现了很多家族财产纠纷案例，这些富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财富传承规划。同时，一些第三方的理财机构、私人银行等也在积极推动离岸信托业务。”诺亚香港研究总监夏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

夏春指出，设立信托架构是家族根基所在，在其基础上，通过保险、财富管理等形成一个保护、管理传承家族财富的有机系统。

事实上，将上市公司资产注入离岸信托公司，然后大股东控制离岸信托的方式越来越普遍。公开数据显示，目前香港216家上市家族公司中约有30%的企业以家族信托形式控股，通常采用“离岸公司+信托”的基本结构，由企业创始人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委托离岸公司代持家族成员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对家族企业股权的控制。

以亚洲首富李嘉诚为例，家族信托旗下的Unity Holdco是家族信托架构的最高一层。港交所公开信息显示，Unity Holdco持有共22间上市公司，包括“四大”旗舰：长实、和黄、长江基建、电能实业，总市值高达4390亿港元。

内地富豪倾向设立权力保留型信托

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新贵们来说，把自己辛苦累积的身家，存放在一个远离住所甚至在地图上都看不清楚的小岛上，实在很难让他们高枕无忧。

“信托并非购买一个一次性的产品，而是建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关系，因此你必须信任你的顾问、受托人，不然整个信托架构可能随时崩塌。”泽西信托公司集团主席Nigel Le Quesne（奈薛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

Nigel Le Quesne（奈薛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对于一些中国客户而言，他们希望享受信托带来的保密性、资产保障、税务筹划和继承安排这些好处的同时，必须理解这是基于受托人成为信托财产法定所有权（legal title）的合法拥有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

在英美法系下，信托资产并不属于受托人，因此不列入受托人的资产负债表。万一受托人破产，法院会重新指定一家金融机构担任新的受托人，继续管理信托资产。

虽然目前全权委托在欧美发达市场已经成为主流，但在亚洲等新兴市场，信托仍然是新生事物，“因此很多亚洲客户希望设立权力保留型信托，或者设立保护人来增加对信托的控制。” Nigel Le Quesne指出。

所谓“权力保留型信托”，指通过两层离岸公司的架构，让受益人成为第二层离岸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决策。同时，信托公司作为第一层离岸公司的控股方，既符合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持有并保管相应资产的法律规定，又避免了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设立保护人有权撤换受托人

2014年，90后女孩纪凯婷以80亿元身家登陆胡润富豪榜，一时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事实上，纪凯婷正是通过多家公司和家族信托以典型的两层离岸公司的架构持有龙光地产85%的股份，而其父亲纪海鹏则被全权委托管理这部分股权，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并完成了家族财富的传承。

然而，如果信托成立人过度保留权力可能会对信托结构产生根本的影响，“法庭很可能认为成立人无意放弃转入信托的财产的所有权，从而质疑信托的有效性，最终导致信托的目的无法实现。”泽西信托公司总监Iain Johns直言。

同时，当离岸地逐渐成为主流的信托设立地时，某些委托人会不放心将资产交予处于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受托人。为了消除这种疑虑，离岸地逐渐发展出“保护人（Protector）”这一角色。 对于希望保留一定程度控制权的委托人而言，设立保护人的方式也越来越流行。一般来说，委托人会选择自己信任的家族朋友或事业伙伴担任保护人，比如家庭律师等，有些甚至会设立保护人委员会。

被指派的保护人相当于“路障”，具有否决权，受托人在分配信托收益前须要征得保护人的同意，或者受托人指定继任者时也须要得到保护人的认可，同时有权撤换受托人。因此，必须谨慎厘清保护人的权利范围和潜在风险，否则可能当委托人离世之后，保护人的权力过大，与当初设立保护人的初衷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