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员启

　　英雄家庭红色家风

　　1963年4月5日，胡春华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马岩墩村（后该村与邻村合并为三房坪村），这里地处鄂西南边陲，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英雄儿女辈出。

　　1943年的一个冬日，村里人为了躲避日军十几架飞机的轰炸，全部撤离到了村子后山的树林里，可狡猾的日军却一遍遍的在树林上空低空搜寻，乡亲们全都屏主呼吸，一动都不敢动，正在这时，胡春华的前母发现怀中抱着的幼女，在敌机嗡嗡声的惊吓下快要哭出声来，她赶紧把自己的乳头塞进女儿的口中，被憋得快要窒息的幼女使出全身气力紧咬母亲的乳头强烈挣扎，而这位坚毅的妇女，为了掩护一百多名乡亲们的生命，直到被女儿咬掉乳头，她仍强忍着剧痛始终没有松一松手……

　　最终，敌机没有搜寻到目标而撤离，全村人得救，幼女却当场窒息而亡，母亲几天后乳房伤口剧痛发作导致休克而死！

　　痛失妻女的胡春华父亲王明贵内心深处却十分理解妻子的义举，他把悲痛化作为力量和信念，在解放前的几年里，他一边辛辛苦苦的给人做帮工，一边抚养照顾仅一岁多便失去生母的长子，还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和乡亲们一起与敌人斗智斗勇，几次遇险，出生入死。

　　建国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马岩墩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给年幼的长子一个应有的母爱，一个完整的家，王明贵与同样遭受过家庭不幸的同乡胡春梅结合。胡长梅心地十分善良，在她身怀头胎（胡春华的大姐）期间，王明贵为了给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好不容易在河里捉了条娃娃鱼，胡长梅发现后坚决要求把鱼放回河里给鱼以重生。

　　胡长梅知书达理、是非分明、直言敢言，也因此被选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在她临产的前一周，王明贵所在的伐木队接到上级紧急任务，深明大义的胡长梅谢绝领导对他们家里的主动关照，毫不犹豫地支持王明贵不误工作赶紧领队上工。等到完工回家时，胡长梅已经自己在家分娩，连个接生婆都没人手去请。

　　还有一次，胡春华的大哥王永红（王明贵长子，胡长梅的继子）在学校里遭到教导主任无端训斥，胡长梅得知后，坚持要去学校和教导主任理论，坚决批驳和纠正这种封建社会残余的不平等师生关系。

　　王明贵也常常这样教育子女：我们能有一个家，完全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旧社会，我给地主老财当长工，做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兵荒马乱，东躲西藏，哪里有家啊？解放了，分了田地，吃喝不愁了。没人抓兵拉夫了，生活安定了。我们是苦水中泡大的，直到新社会的甜！

　　他和胡长梅成家不久，专门在街上买了一张毛主席像，请学校的老师写了一副对联：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然后，夫妻两人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深深鞠躬！

　　六十年代初，已经是林业局水运队正式国家工人的王明贵，得知国家要精简下放工人，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的他，主动向上级提出申请，要求辞工返乡务农，很多人说他傻，放着国家工人的铁饭碗不端，偏要回乡重新当农民刨土疙瘩！他这样解释道：“现在国家刚遭遇过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落井下石，国家有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忧啊！有国才有家嘛！”

　　由于他多年来工作表现一直很突出，领导诚恳地挽留他时，王明贵这样说：“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上岸，我不能忘这个本啊，再说，回农村种地也是光荣的革命工作嘛，我和堂客（妻子）一条心，黄土也能刨出金！”就这样，王明贵离开了他工作十多年的水运队，回到了农村，由工人变成了农民。从此，他把汗水都洒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革命家庭孕育的后代同样不输父辈，后来，胡春华的大姐王春燕则用自己十八岁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家、爱家乡、爱集体、爱劳动！什么是无私奉献、死而后已！

　　那是在1974年的一天，生产队集体上工割稻子，天突然阴沉沉的，风雨欲来。为了赶在下雨前把稻子抢收完，王春燕在水田里头不抬、手不停，一股劲地往前割。满头的汗水流进了眼里，她也顾不得擦。“哎呀”突然一声惊叫！人们赶过来看到，春燕的左手指被镰刀割伤了几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她慌忙用嘴捂住刀口，鲜血又从嘴角流出来。人们见状，赶紧把她送到村卫生室，赤脚医生用酒精棉球给她擦了擦，止住了血，抹了些紫药水，为了不影响继续劳动，春燕没有让用纱布包扎。

　　刚出卫生室，突然，闪电划破天空，炸雷震撼大地。顿时，乌云翻涌，大雨倾盆，狂风呼啸。春燕见状，顾不得伤痛，奋不顾身地回到田里冒雨参加抢收，飞快地把散放的稻子抱成一捆捆，衣服湿透了，一身的泥，一身的水，成了泥人一般。等稻子抢收完后，春燕伤口上抹的紫药水也早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伤口裂了更大的口子，鲜红鲜红的血不停的在流……

　　五天后，失血过多并发伤口严重感染，并且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春燕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春燕是胡长梅和王明贵再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子女，漂亮、善良、勤劳、孝顺、懂事，疼爱兄弟姐妹，是他们夫妇用汗水、苦水、泪水泡大的姑娘啊！她却刚满十八岁就这样走了，对父母双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春燕走后，为了安慰痛失爱女的妻子，王明贵没有和家族任何长辈商量，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郑重宣布：“从今天起，我的二儿子王春华改随他母亲的姓氏，姓胡，叫胡春华！”

　　接下来，王明贵问胡春华：“春华，事先没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吗？”

　　11岁的春华不假思索的认真答道：“我是你们的儿子，姓王姓胡都是你们两个人的儿子，我听您的，就叫胡春华！”

　　少年艰辛不忘党恩

　　胡春华出生的1963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五峰县地处老苏区、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远山区，那里的群众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春华的出生，对于这个本来就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或许是应了那句俗话“吉人自有天相”，喝菜糊糊吃草根长大的胡春华，居然长得很健康，而且活泼又机灵，不到一岁就会走，刚满一岁就会跑，周岁时就能甜甜的喊爹喊妈。周岁那天，王明贵让胡春华抓周，他在桌子上摆上了七股八杂的各种物品，还把大儿子王永红用过的钢笔、纸张和读过的书也放在桌子上，说来也巧，胡春华别的东西碰都没碰，偏偏一下子就抓住了书、笔和纸！

　　一家人十分惊喜，王明贵夫妻俩暗下决心：无论再苦再难，也一定要把春华培养成才！

　　不到学龄，王明贵便多次请求校长把胡春华早早送到了学校上学。自幼聪明的春华学习十分刻苦，读初中时离家8里、读髙中时离家13里，他为了节省伙食费一直都是走读。他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几大筐。生活磨砺出胡春华顽强的意志，也培育出他坚毅的品格。1979年，16岁的胡春华在高考中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五峰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大的学生。

　　马岩墩的乡亲们都为胡春华感到高兴，纷纷来家里表示祝贺。但王明贵却在乡亲们都离去后自己蹲在一边，皱起了眉头。春华上大学需要钱啊！路费、学费、生活费……这笔钱对于那个当时用分分钱购物结算的偏远山区贫困村、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工农兄弟心连心！组织关怀解燃眉！正在胡家为春华上大学的事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明贵打临时工所在的黄龙洞电站领导得知情况后，决定让他们利用假期搬运沙子以工代赈，资助学费。

　　用背篓背沙子，从河边沙场到半山腰的工地，有一两里路，全是羊肠小道，青年壮汉子背一背篓上去都会很累、很吃力，对于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更是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虽说，电站领导让他们背沙子的用意是资助他们学费，干多干少也不会去认真计较和考核，但王明贵和胡春华父子都是有觉悟的老实人，生怕占了公家的便宜，一点也偷懒，天下雨了，他们就戴上斗笠，披上薄膜，照常出工，一天也不耽误，中午从不休息，晚上一直干到夜黑的看不见路才收工。

　　七七四十九天，上山下山往返将近三千趟，搬运沙子整整一千四百八十八篓。父子俩的干劲和精神感动了电站领导和工人们，在胡春华将要开学的前三天，电站领导亲自把他们的工钱连同站里职工的捐款一共800元钱送到了家里。

　　胡春华双手接过钱，用手指着胸前的团徽，面向大家说：“公家和伯伯叔叔们这么帮助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好好读书，努力学习，不忘党恩，报效国家、报答人民！”

　　燕园才子立志援藏

　　走入北大，胡春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自革命老区，来自红色工农家庭，走出大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也不能把自己当做什么“天之骄子”“京都大学士”，而是要时刻牢记党和人民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嘱托和要求，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大四年，他时时处处保持着纯朴、谦虚和严谨，关心集体，团结同学。同时，胡春华作为“汉79班”全班最小的一名学生，他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不点儿”。凭着聪明好学和顽强的毅力，他从刚开始连笔记也记不全到以全部优良的成绩毕业，从“小不点儿”到团支部书记，从不会说普通话到和同学一起创办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胡春华实现了人生成长历程中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升华。

　　谈起自己的燕园生活，胡春华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班那时候是北京市先进集体。我们举办过一次调查联产承包在农村实行情况下团日活动，有一份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我在西藏时，每次回内地都要和同学们聚一聚，谈人生，谈学习，谈理想。西藏虽然远，但同学们和我的交往却一点儿也没减少，纯真的友谊在不断加深。”胡春华觉得，北大特有的文化氛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汉79”班同学的关怀爱护，自己在北大的所得恐怕要大打折扣。

　　每次放假回乡，看到沿途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首都北京的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的同时，胡春华更深深地感触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的落后和贫困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他觉得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毕业后，应该到祖国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他在大学二、三年级就产生了毕业后到边疆和艰苦地区参加建设的愿望。从此他非常关心祖国边疆的建设，经常阅读《西藏日报》等报刊、书籍。他每周两次到中央民族学院旁听藏文，天天坚持长跑锻炼，为将来赴藏工作做各方面的准备。一次寒假，就毕业选择援藏这件事，他认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得到了全家的一致同意和支持。

　　母亲胡长梅鼓励他说：“如果去了西藏，就一定要安下心来，把工作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把藏族同胞当做自己的亲人。”

　　1983年3月，胡春华向系领导正式提出去西藏的申请，他说，自己对物质追求的不多，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升华，他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自己本身也是幸福的。他还认为，人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个社会环境造就的结果，个体离开了它所依存的社会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

　　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乔石、王震、姚依林、胡启立、邓立群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胡春华发言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占国土总面积的60%，且大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他的家乡，也是内陆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伟大的党，没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自己可能现在还在封闭的大山里，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劳动……

　　“一个青年人应该具有责任感，一个大学生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你是不是认为去西藏才能体现出这些来？”北大有同学如此发问，胡春华微微一笑，如此作答：“我认为国家的需要并不仅仅在边疆，内地也需要人。留在内地，留在大城市，留在名牌学府，也同样是国家的需要。在这些地方同样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同样可以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责任心，服从国家分配，并不一定非得去边疆，去西藏。去西藏，只是我的选择！”

　　胡春华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高原西藏。

　　临近毕业，胡春华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评为优秀毕业生。

　　最美青春奉献雪域

　　1983年9月13日，他从北大校园走上世界屋脊。开始了他前前后后二十年的援藏生活。这一年，他刚好满20周岁。

　　赴藏时有位朋友送给他一本书，在扉页上题词“心比天高，脚踏实地”，而他在此后的生活、工作中一直引以为戒。他被分到西藏自治区团委做干事。最初的岗位是打杂：抄写文件、擦桌子扫地……这些别人看不起眼的杂事，他干得有滋有味。

　　不过，他也挨过一次至今难忘的“训”。那是进藏半年后，他言谈间常常不经意地冒出一句“你们西藏”。一天，区团委书记吴玉萍对他说：“小胡呀，你怎么开口就是‘你们西藏’呢，不能老是把自己当客呀！”书记“训”得很柔和，他却听得心头一震。想起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的神圣时刻，想起志愿援藏申请书上的豪言壮语，想起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为他和同伴送行的殷殷嘱托，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发誓要将自己的身心融入雪域高原……

　　不久，胡春华被借调到自治区整党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1984年底，胡春华回到区团委，一手创办《西藏青年报》，那段日子，整个班子就几个人，从组稿、编辑到排版，都是他们这几个人干，甚至印出后还要亲自上街售卖。结果，报纸卖得不错，第一期一天就卖了好几百份。胡春华谈到此事时说：“现在如果让我去办一份报纸，我立刻就可以办出来。这没有实际的锻炼是不行的。”

　　1985年隆冬，组织上将他调到拉萨饭店。这是一次临危受命。投资约一亿元的拉萨饭店，是西藏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涉外饭店。由于管理混乱，饭店开业不久便陷入瘫痪。他和同时调进的20多位干部，实际上是改组了饭店管理决策机构。他被任命为人事部副经理。“从严治店”——他按照从南京金陵饭店学回来的管理思路，在自己的岗位上先行先试。饭店规定，员工进饭店不准穿钉铁掌的皮鞋。然而，散漫惯了的一些员工依然我行我素。受命解决“铁掌”问题的胡春华先是重申规定，但收效甚微。于是，他手执老虎钳，听到“铁掌”的“叮叮”声，毫不留情地叫住鞋主，翻过鞋底连敲带拔。数日之后，饭店里再也听不到“铁掌”声了。

　　从上至下的严格管理，使饭店迅速“死而复生”。1986年秋，饭店又与闻名全球的美国假日饭店合作经营。与世界一流的管理专家携手共事，他进一步学习了现代化管理……

　　胡春华因管理卓有成效被提升为饭店党委副书记兼人事部经理。他在雪域高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87年年底，胡春华奉命回区团委担任副书记。从亲身感受拉萨饭店的衰兴，到走出去实地考察经济强国日本，他渐渐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便牵头在西藏团的历史上创办了第一个青年旅行社、第一家青年商场、第一个青年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4年之后，担任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胡春华更是全身心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探索。拥有2100多亩茶树的易贡茶场，是西藏规模最大的茶场。由于茶场领导抓茶叶生产在行，但不善经营，大批茶叶积压，职工长期领不到工资。1992年阳春，胡春华与副专员索朗凡、丹增对茶场进行整顿，帮助茶场确立联产承包、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的思路，并协助茶场引进人才，更新设备，提高茶叶质量和档次。当年，茶场走出了亏损的困境。次年，茶场首次盈利近百万元。

　　胡春华进藏12年，西藏7个地市去了6个，75个县市跑了50多个。然而，他最不能忘怀的是1992年深秋的墨脱之行。距拉萨500余公里的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国家曾为修通这条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因墨脱环境险恶至极，修路遇到了重重障碍。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加快墨脱公路建设的良策。攀雪山，穿丛林，趟急流……他和行署的几位干部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海拔4800多米的多雄拉发山，最为险峻的是老虎口，半山腰悬挂着一条羊肠栈道，山上悬崖绝壁，山下万丈深渊，连经过这里的骡马都得蒙住双眼。胡春华一行途经老虎口，寒风呼啸，大雪下到齐腰深。从雪堆里爬过老虎口，他满脸青紫，差点倒在雪地里……

　　半个月的墨脱徒步之行，胡春华一行住岩屋，吃干粮，喝雪水，沿途与建设者共商加速公路施工措施，现场解决施工中的困难……

　　1994年初，当墨脱公路初步通车的喜讯传来时，已调任区团委书记的胡春华仍激动不已。

　　胡春华在区团委长达9年的工作之中，花费心血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工程”。1983年初秋，刚刚报到的胡春华第一次下乡，随区团委书记吴玉萍到藏南乃东县支那村。傍晚，他们走进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只见昏暗的酥油灯下，几十位面黄饥瘦的藏民盘坐在潮湿冰冷的地上学认字……

　　当吴玉萍问藏民有什么困难时，他们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帮我们弄几本作业本吧。”目睹此情景，从小在五峰深山住茅草屋、吃洋芋果、靠背河沙挣钱读书的胡春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次日，他跑到县城为山上的藏民买了50本作业本。

　　从那一天起，他萌发了为西藏教育做点实事的念头。时隔4年，当选为区团委副书记的他，没有忘记在支那村萌生的那个念头。然而当他从整体上了解到西藏的财力与教育现状之后，他的感觉是办好教育的难度不亚于攀登珠穆朗玛峰。

　　最大的“拦路虎”是缺钱。出路在哪里？他和区团委一班人几经谋划，决定重点依靠社会力量筹资办教育。

　　伴随西藏第一个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区团委的诞生，他和区团委一班人与有关部门合作，创造性地推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筹资项目：开展以“高原之爱——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筹资活动；发行“希望工程有奖爱心券”；发动“十万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献爱心”……

　　捐款由拉萨辐射到7个地市，资金由几十万聚集到几百万。胡春华趁势而上，将筹资领域扩展到母校北京大学，扩展到中央国家机关，扩展到香港澳门……

　　1994年7月，胡春华在北京参与筹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获悉：国家决定由14个省市投资23亿多元，帮助西藏援建62项工程。这个信息使他萌生一个大胆设想：能不能借这次机会，由团中央动员全国14个省市团委对口支援西藏的希望工程呢？

　　胡春华当即赶到北京，向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同志、常务书记刘鹏同志汇报了这一设想。两位书记十分赞赏他的想法。

　　返回西藏，他带领团委一班人旋风般地着手实施这一庞大计划：深入县乡确定项目，制订详细实施方案，邀请14个省市团委书记赴藏考察……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昼夜高速运转。他对改变西藏命运的执著追求，他对西藏教育事业的一片痴情，深深地感动了团中央领导和14个省市的同行。14个省市团委主动将投资追加到600多万元，将援建小学增加到20所。

　　短短几年，他和区团委一班人为西藏的“希望工程”筹集资金过1000万元，兴建各类学校50多所，创造了西藏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对“希望工程”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区团委为子孙后代办了一件好事，办了一件实事。这无疑是对胡春华和他的同事们的最高奖赏！

　　1995年7月，胡春华再次到地方政府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实际上是从一名青年团干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的重要转折。

　　1年零两个月后，胡春华被派往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毕业后不久，便升任山南地委常务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全面工作）。

　　1997年12月，共青团十三届六中全会增选他为书记处书记。于是，他被安排到共青团中央，出任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分管舆论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主管《中国青年报》、《中华儿女》杂志等报刊。34岁的他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

　　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岗位上，胡春华干了3年，2001年7月，胡春华二次返藏。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03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5年起任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校长。

　　在雪域高原，胡春华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团委干部到担任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领导岗位，西藏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回顾雪域生活二十年，胡春华深情地说：“永远的蓝天白云，永远清新的空气，清澈见底、一望无际的圣湖，高耸的雪山，没有破坏的原始森林，一切都透出一种宏大的自然美。藏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雪域高原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单就他们选择这片高原作为自己民族的生存摇篮，就已足够令世人钦佩。藏族有句民歌：哪里有雪山，哪里就是我的家乡。在藏民族身上，你可以看到人类征服自然的最顽强的意志。面对淳朴、热情、豪放的藏族人民，面对蓝天、白云、雪山、草地、神山、圣湖，你需要忘怀的是你自己。”

　　与胡春华在西藏共事多年的同事们这样评价他：低调、稳重、工作扎实，爱下基层；同时又精明能干，组织协调能力极强；而且能说藏语、喝藏酒、跳藏舞，与藏族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在西藏，他先后读过中外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管理学等学科的专著200多部，结合西藏实际和藏族同胞生存与发展现状，撰写发表论文30多篇10多万字，编纂完成一部20多万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专著。

　　寄望青年踏实做人

　　从一名普通团干部到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从地区行署副专员、专员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书记；从担任河北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一直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三十多年来，胡春华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他熟悉或不熟悉的工作，做出了很多卓越的业绩，但他时刻保持着一个人生信条，那就是：人只有把两条腿牢牢实实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才是实在的，人应该像“人”字一样既脚踏实地又力争上游。

　　这个道理他不是在书斋中玄想出来的，最初的思想启蒙是在第一次进藏的路途中。胡春华记得自己刚离开学校时也有“舍我其谁”的豪气。之后他坐汽车进藏，从离开家到拉萨，共计走了23天。坐火车到西宁后，坐两天汽车到格尔木，再坐四天汽车到拉萨。当他穿过半个中国，从湘鄂边陲到西北的黄土高坡，到柴达木的戈壁沙滩，到青藏高原腹地的荒原，越过鸟迹不至的生命禁区唐古拉时，在滚动的汽车轮子上，胡春华悟出了这个看似简单但却给他此后的人生带来深远影响的道理。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胡春华曾对北大的学弟学妹们这样说，大学生活就是既要学好专业知识又要培养综合素质，也就是又红又专。当一部分大学生坠入了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而自以为清高，就是吸纳社会中的一切而变得市侩的怪圈中时，我们的教育者要思考，我们的受教育的者也要思考。作为北大校友，胡春华认为：“北大确实以自己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就不断地证明着自己在中国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北大学子都能成就北大精神，更不是你一进北大就成了‘京都大学士’。大学生活仅仅是走入社会的最后的准备，远不是你事业的本身。跟社会的需要比，我们拥有的很少，学校只能培养你基本的素质，给你一个良好的基础。社会不是学校，更不是教科书上理论的设定。我们可以自以为是精英，但究竟是骡子是马要遛过以后才知道。你可以不安于不伟大，但你不可以蔑视平凡。即使你真的能够伟大，你也得先耐住寂寞。还是老话，我们必须有傲骨，但却不可以有傲气。当你走入社会之后，你仍然是一个学生，远不是你期望的‘救世主’。你必须正视和找准这个。”

　　对于成才者的所谓“人生机遇”，胡春华是这样理解的：机遇的核心就是找到干活的机会。不干活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而且尤其要注意从小事做起，认认真真做好小事情，才能慢慢体现大能力。而总是等着做大事，其他发挥的机会都错过了，就没有人会了解你，就会失去更多的机遇。因此，胡春华特别鼓励有志青年下基层，在那里做事的机会多,锻炼也多，很容易把个人的价值与集体事业相融合，有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

　　同样，作风方面，胡春华把毛主席对全党的告诫“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直作为自己坚守的人生信条。

　　胡春华庆幸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说，没有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没有藏汉同胞的教育帮助，就没有他的今天。对于他曾经工作过的每个省区，他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因为，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作者：张员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