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徐汉明 孙逸啸）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作为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做强经济基础、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20大顺利召开的重大举措，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一同部署，对于保障和服务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与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创造“中国之治”两大新奇迹，意义重大而深远。
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重大意义。国泰民安是指在既定的价值引领、制度安排、行为模式的支撑与运行下所呈现出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康的一种繁荣憧憬及其和谐美丽幸福的现实状态。她是中华民族优质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创新性挖掘与传承，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率领全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百年奋斗历程赋予了其鲜活的时代内涵。她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初心使命的目标追求，是党团结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奇迹的科学概括与标识性表达，是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开启伟大征程，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面貌。国泰民安的根本动力之源在于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正值人类社会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当代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叠加期，一方面，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增多。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经济韧性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明显提高，社会矛盾总量呈现稳定有降趋势，社会治安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之治”的成色与优势彰显，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更加夯实牢固。所有这些，为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厚重的基础及其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因此，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是新时代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民群众对国强民富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增强对改革与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的现实需要；是牢牢把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客观要求；也是检验多层次治理如特大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标尺之一，归根结底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要求。
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目标要求
安全的政治环境。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是保持国泰民安社会环境的首要任务。面对外部极端打压遏制，敌对势力深度破坏颠覆分裂等活动，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编造新疆、西藏人权谎言，挑动支持一股反华势力对我国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带来种种挑战。保持国家安全的政治环境成为头等大事。为此，一方面，要求公权力机关、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切实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与斗争本领，依法有效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安全风险、社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生物安全风险、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等等，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保持国泰民安的伟大征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主动权。另一方面，须切实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防范、应对、处置对国家主权统一安全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再一方面，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应对相关安全和风险，坚决捍卫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又一方面，须加快建设涉外法治体系和法治人才队伍，善于运用国际法律规则破解西方国家“长臂管辖”的陷阱，提高我国国内法国际适用的效能，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争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国际法治话语权。
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政府更高效率管理、人民更高品质生活、对外更高水平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国泰民安的重要标准之一。一方面，公权力部门尤其是执法司法机关需要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依法防范和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以及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保持社会治安良好状态。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运用好；结合特大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基层治理的不同特点与实际状况，创造性地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释放依法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及其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优势。再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重大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在市域，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把大量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使“中国之治”的东方经验发挥出更大效能，展示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为面对“东升西降”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下既希望加速追赶发展，又希望保持民族独立性、实现长治久安的那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
公平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一方面，须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持续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既尊重和释放企业家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创新、创造财富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又要引导、教育、管理企业家守法经营，建立规范的政商“亲”“清”关系，政府监管部门执法司法机关须结合主业主责，加强对企业合规性审查，建立健全企业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化解机制。再一方面，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既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又建立事关国家安全与国际民生长远战略利益的审查机制，配带“安全罩”，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又一方面，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公正的法治环境。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基石，公正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方面坚定而稳健推进，即：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把“蛋糕”做大与分配好，又要坚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稳定渐进原则，防止两极分化；既要完善第二次、第三次分配制度，注重从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入手，又要总结提升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的经验，使之可复制可推广，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不断提高规范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再一方面，全面深化政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又一方面，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强化对公权力的全覆盖监察，使公权力的行使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彰显国家权力“人民性”的价值底色。
优质的服务环境。打造优质的服务环境有利于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坚定人民群众的发展信心，保障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一方面，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持续创新政府监督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设施标准化，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全方位推进“一件事一次办”“一个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等便民利民机制，提供更多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增强一体化政务平台服务能力；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城通办、就近能办、异地可办，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高效性，让老百姓真情实感地体会到更高品质生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开放的外部环境。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构建更高水平开放的外部环境是保持国泰民安的重要条件。一方面，须冷静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变化，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央不可逆转之势的机遇与挑战，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另一方面，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世界秩序，充分利用联合国、G20、WTO、上合组织等国际平台，阐发中国对世界重大问题和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再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国际执法、国际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涉外和国际法律服务，以法律的规则和程序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极限施压等，在大变局之中争取战略主动。又一方面，推动全球治理格局、治理体制、治理规则变革，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反对双重标准，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发展权益，破坏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既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又争取体现和尊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应有作用，争夺发展的制高点。同时，倡议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为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供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国际平台和国际环境。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