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参加了一天的“中南财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

下午主持分论坛并讲了20分钟。

1.郑永年三次开放。2021年以来三大成功：生态，两个结合，市场决定性作用

2.提供理论水平的两大路径：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财政史财政思想迎来新的春天，中西方融合。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财政贡献。2023年10月30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弘扬金融文化，五要五不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惠。

3.公车改革历史基因，孔子政在节财，孟子政在得民，傅子政在去私。由于相对独立，中国思想家形成独立体系

5.财政自主知识体系，神奇的赤字率。

我们来聊一聊财政文化。

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即“三个自信”）的重大论断，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此后，在提出“三个自信”后，党中央在实践中敏锐地意识到：支撑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还有更深层、更基础的东西，那就是文化。

2014年2月：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首次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概念，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10月至12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见澳门大学学生时多次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指出“文化自信是基础”。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深刻论断：“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到2024年1月，“金融文化五要五不要”已经确立。那么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财政文化，则是关乎“治国安邦”的宏大智慧与深层信仰。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文化可以精炼地概括为“五维五力”。它不仅是一套技术性的管理规范，更是一种融合了政治信仰、价值追求与历史智慧的文明形态。

具体内容如下：

一、为国理财，为民服务：坚守财政的“政治魂”与“民生根”

这是财政工作的“定盘星”，确立了财政的人民性与政治属性。

“为国”与“为民”是中国财政文化的一体两面。古语云：“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在现代语境下，财政的“国”与“民”更是高度统一。一方面，财政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守这一文化内核，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上绝不能陷入“见物不见人”的窠臼。它要求财政资金的流向始终聚焦民生福祉——从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的优先保障，到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精准倾斜。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文化，超越了西方公共财政单纯的“市场纠错”工具理性，赋予了财政政策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温度，确保了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二、统筹全局，系统协同：彰显财政的“大局观”与“系统力”

这是财政运行的“致广大”，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资源配置中的高超运用。

财政不仅是资金的收收支支，更是调控宏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大手笔”。中国财政文化极度强调“全国一盘棋”的系统观念和大局意识。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这种文化体现为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的有机结合，体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同发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种文化要求决策者不能囿于部门利益或短期得失，而应具备战略定力与宏观视野。无论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的减税降费，还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国家重大战略投资，都是在算“眼前账”的同时，更精准地算好“长远账”、“整体账”和“政治账”。这种高维度的系统协同力，正是中国财政能够屡次在全球动荡中化危为机、护航经济行稳致远的秘诀所在。

三、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淬炼财政的“效益观”与“传家宝”

这是财政管理的“尽精微”，揭示了资源约束下追求效能最大化的朴素真理。叶氏车改就是成功案例。

“一钱太守”、“半鸭知县”是中国古代清官的缩影，而“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在财政文化中，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自律，更是严峻的资源约束下必须恪守的效益观。政府的“紧日子”与老百姓的“好日子”是辩证统一的。

这种文化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强调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花出最大效益。当前，面对财政收支矛盾，这种文化转化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生动力——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它要求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向最能产生社会效益的领域倾斜，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公共价值。这种深入骨髓的节俭与效能意识，构成了中国财政稳健运行的微观基础。

四、守正创新，改革赋能：激活财政的“源动力”与“时代感”

这是财政发展的“弄潮儿”，解决了历史传承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衔接问题。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脉搏。中国财政文化中的“守正”，是坚守“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根本原则，守护好国家和人民的“钱袋子”；“创新”，则是不断推进财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需求。

从营改增的全面推行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创新设计，从传统税收征管到“以数治税”的智慧税务建设，中国财政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进取心。它不墨守成规，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这种文化鼓励在法治轨道上大胆探索，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治理理念的引入，打破部门壁垒，提升财政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让古老的财政学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筑牢财政的“压舱石”与“公信力”

这是财政公信力的“试金石”，是现代财政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法者，天下之仪也。”中国财政文化高度推崇法治精神与阳光操作。法治规范，意味着财政权力的运行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公开透明，则要求政府预算不仅要让人大代表看懂，更要让老百姓看懂。

这种文化视政府的“账本”为公器，坚决杜绝“暗箱操作”和“胡作非为”。近年来，从部门预算的细化公开到“三公”经费的硬性压缩，从人大审查监督的强化到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无不体现着对法治和透明的极致追求。一个规范、阳光的财政，不仅能有效防范廉政风险，更能极大地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凝聚起全社会共克时艰、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因此，中国财政文化是一套融政治性、人民性、系统性、效能性、时代性与法治性于一体的完整价值体系。

它不是枯燥的条文堆砌，而是有着活生生的灵魂：它以“为国为民”为价值旨归，以“系统协同”为思维方法，以“勤俭节约”为行为准则，以“改革创新”为进步阶梯，以“法治透明”为制度底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这种独特的财政文化必将持续发挥其润物无声却又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护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