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下午，参加第三届楚商出海对接会暨2026楚商出海论坛，讲7分钟，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我们所处的时代
郑永年，1962年出生，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研究领域：中国内部转型及对外关系、国家治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等。
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学士学位（1985）。获政治理论专业法学硕士学位（1988）。留校任教于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任助教、讲师（1988-1990）。
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
1995-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任职经历：
1996-200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历任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2008年起）。
2005-2008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任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并参与创建该所。
2008-202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所长，期间兼任《国际中国研究杂志》等期刊主编。
2020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组建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并任首任院长。
2024年9月起，任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可以说，郑永年先生是“学贯中西”，“当代孔子”。
郑永年提出的“三次开放论”，旨在从大历史维度审视中国的开放进程，并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开放的核心已从“要素开放”转向“规则开放”与“制度开放”。
第一次开放：被迫开放(鸦片战争后)
由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国门，是主权受损下的被动、屈辱的开放。
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促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强之路。
长期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在工业化和海洋时代严重落后，错失发展机遇，证明了封闭没有出路。
第二次开放：主动开放(1978年至今)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主动打开国门，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主要成就：
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2010），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增至超1万美元。
实现约8亿人口脱贫，形成约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
本质上是“以开放促改革”，通过“接轨”西方规则，大规模修改国内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红利。
第三次开放：规则性开放(2012年新时代)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更高层次：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与引领。
更高水平：在部分领域实施单边开放，即“不管别人开不开放，我都要开放”，以自身开放对冲外部“脱钩”压力。
从“追赶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争夺国际话语权，解决“挨骂”问题。
对内：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等为试点，率先统一规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对外：签署RCEP，申请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主动对接乃至引领下一代国际经贸规则。
二、沿海怎么出海？
沿海企业出海的成功经验，核心在于战略、市场、产品、运营及风险控制的系统性布局。
一是战略先行：明确出海路径
制定清晰规划：出海前需明确目标（如品牌、产能转移或获取资源），并结合企业实力选择路径（贸易、代工、并购或自建基地），避免盲目跟风。
坚持长期主义：将出海视为3-5年以上的系统工程，而非短期项目，确保战略定力。
二是市场布局：多元化与区域深耕
市场多元化：为分散风险，应“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稳住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一带一路”、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例如，福建漳州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超100%，对东盟增长近24%。
区域深耕：聚焦重点区域，做深做透。例如，晋江企业深耕东南亚，利用其人口红利与侨商资源；青岛企业则通过海外仓和展销中心，将市场扩展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产品为本：以技术与品牌驱动
提升技术含量：从“价格战”转向“技术牌”，通过研发满足特定市场需求。例如，开发适应极端环境的发电机、延长保质期的食品锁鲜技术、以及针对当地口味定制的小家电和休闲食品。
打造自主品牌：从OEM/ODM升级为OBM，掌握品牌溢价。例如，安踏、盼盼等企业通过收购、自建团队和全球营销，在海外市场树立品牌形象。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卖单品转向提供场景化方案。例如，海尔、TCL等家电企业整合AIoT与绿色节能技术，提供全屋智能解决方案，提升附加值。
四是模式创新：优化全球运营
构建全球供应链：通过“国内创新中心+海外生产基地”模式，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例如，海尔在全球布局研发、制造中心，实现协同生产和快速交付。
善用海外仓与展销中心：采用“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提升履约效率。例如，福建泉州、晋江等地企业通过布局海外仓和展销中心，帮助中小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快速进入当地市场。
推进本地化运营：实现“生产、研发、营销”三位一体本土化。例如，海尔针对不同市场开发特色产品；紫金矿业在海外项目实现超95%的本土化用工，深度融入当地。
五是善用外力：政企协同与抱团出海
借力政府支持：充分利用政府在展会、信贷、保险、通关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例如，宁波、泉州等地政府组织企业“组团出海”抢订单，并提供“保姆式”服务。
发挥侨商与平台优势：利用侨商网络降低市场进入成本，并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行业协会等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分摊风险。
六是风险管理：稳健经营与合规先行
分散风险：通过市场、产品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增强抗风险能力。例如，部分企业采用“多市场+多品类+多模式”策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
强化合规经营：出海前需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法律、环保、劳工等法规，避免“踩坑”。例如，法国工厂的环保审批流程凸显了合规的重要性。同时，善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工具，防范收汇风险。
三、楚商怎么办？
楚商出海，可遵循“战略定位 → 市场选择 → 模式设计 → 善用资源”的路径。
第一步：明确出海战略：盘点自身，找准定位
产业优势：湖北在光芯屏端网、高端装备、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基础雄厚。楚商应优先从自身熟悉的产业出发，避免盲目进入陌生领域。
企业规模：
中小企业：建议从跨境电商、海外仓、代工贴牌（OEM/ODM）起步，逐步升级。
龙头企业：可考虑海外建厂、设立研发中心或并购，整合全球资源。
明确出海模式：
卖产品：通过展会、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渠道销售成品。
卖产能：在海外设厂，贴近市场，降低成本。
卖技术/品牌：输出解决方案、核心部件或自主品牌。
卖服务：提供工程总包、运维、数字服务等。
第二步：选择目标市场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空间广阔
“一带一路”沿线：如东盟、中东、非洲，基建、能源、消费品需求大，且与湖北产业匹配度高。
非洲案例：鹤峰青翠源茶业在摩洛哥建厂，年出口茶叶超3000吨，创汇近千万美元，并计划建设海外仓以缩短海运周期。
成熟市场：标准严格，品牌溢价高
欧美市场：对产品标准、环保、知识产权要求极高，但品牌溢价也高。
切入策略：可先通过跨境电商试水，再考虑设立海外仓或本地服务中心。
区域深耕：做深做透，选择一个区域（如东南亚）做深做透，比广撒网更有效。
平台支持：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已组织企业考察东盟，并举办“走进东盟”等活动，帮助企业对接当地资源。
第三步：设计出海模式
工贸一体 + 跨境电商：研发与核心生产留在中国，利用国内供应链优势；销售、运营和仓储前置到海外。
案例：麻城楚商汪力量将研发和运营设在宁波，生产在麻城，仓储客服在海外，通过亚马逊等平台将产品销往欧美。
海外建厂 + 本地化运营：直接在目标国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团队，实现“销地产地”，有效规避关税和贸易壁垒。
案例：青翠源在摩洛哥建厂，实现从原料到品牌的全链条本地化，其“SAHA”品牌在摩洛哥市场占有率约35%。
高技术产品 + 跨境电商：将高技术产品“消费品化”，通过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终端用户（C端）和小企业（B端）。
案例：华工光合将工业级激光设备改良为家用版，通过跨境电商累计销售超1亿元。
品牌 + 文化输出：将产品与文化结合，打造有故事的品牌，提升品牌忠诚度。《霍去病》。
案例：屈姑国际围绕脐橙开发系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翠源在非洲将中国武术与茶艺结合进行营销，成功塑造品牌形象。
第四步：善用“楚商系”资源
七大“楚商海外仓”：已在俄罗斯、东盟、德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哈萨克斯坦等七大区域核心节点授牌设立。
提供仓储物流、政策法律咨询、市场拓展等一站式服务，是楚商出海的“桥头堡”。
海外楚商网络：全球50余家海外湖北商会，是连接湖北与世界的“天然桥梁”。
楚商联合会等组织常态化举办海外考察、经贸对接会，帮助企业链接当地政商资源。
“楚商HUB·出海通”服务平台：发布《企业出海服务手册》，并遴选了首批16家涵盖金融、法律、物流、财税等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
楚商大会与“楚商回乡”行动：汇聚全球楚商，是链接资源、寻找合作伙伴的重要平台。通过政策扶持，吸引楚商将海外经验带回湖北，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良性循环。
政府政策与活动：湖北出台“民营经济20条”等政策支持民企出海，并推出首批229个、总投资近3000亿元的面向民间资本的投资项目清单。省工商联定期举办“助力民企出海拓市场”等对接交流会，提供实操培训。
第五步：关键实操要点
深入调研，本地化运营：出海前务必实地调研目标市场，了解当地法规、标准、文化和消费习惯。屈姑国际和青翠源的成功均得益于深入的市场洞察和本地化调整。
善用合规与金融工具：提前了解目标市场的准入规则，善用出口信用保险、跨境结算等工具，防范风险。
抱团出海，借力打力：中小企业应积极加入商会、行业协会，通过“组团”方式共享资源、分摊成本、共同议价。
小步快跑，迭代优化：采取“试点—优化—扩张”的策略，先在单一市场或单一品类取得成功，再逐步复制和扩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