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6日，公车改革全国实行，我很开心。

2026年3月5日，GDP目标是4.5-5%，我也很高兴。

当了20年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退休时没有进步，还是副局长），别人问的问题很不好回答：2025年GDP目标是5%左右，年末一算账，正好5%，实现目标，神奇。

其实，我是建议用区间涨幅的。呼吁了十年，每次外省统计干部培训班都在讲，也通过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渠道上报。2026年还真采纳了我的建议——目标4.5%-5%。

AI的解读是：提升政策灵活性与预期管理。

应对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区间目标比单一数值更具弹性，能更好地应对“黑天鹅”“灰犀牛”等风险。

引导预期：区间形式向市场传递了“重质量、重长远”的明确信号，引导各方将重心放在高质量发展上，而非单纯追求数字。

顺应趋势：近年来，许多地方两会已将增速目标设为区间（如广东、浙江等），全国目标采用区间形式也是顺势而为。

我在2015年11月29日提交了一篇民主党派信息——《关于只公布重要指标上下限的建议》，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内容如下：

近几年来，年初公布的GDP增长率，一般在次年年初的总核算中都会是“八九不离十”。比如，年初预计是7%，那么最后核算就一定是7%或者，7.1%、6.9%。人民群众很是纳闷：怎么会如此的精准？实际上一年之中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年初预计的GDP增长率是很难原原本本地实现的，但却是在无意之中“吻合”了。因此，我建议对“GDP增长率”、“税收计划”、“财政支出”这三个相关指标做上下限的数字预计。

一是建议年初只公布GDP的上下限：比如，在一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利好都能够正常的发挥，该年的GDP增长会在7.5%左右；如果各项利差（空）都无奈地出现，该年的GDP增长会在7%左右。次年初再如实地核算上年的GDP增长率。

二是同理，对事关千家万户的税收增长率也应该如此安排。如果严格按照税收计划征收，结果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少缴税，“藏税于企”；一是企业多缴税，企业倒闭歇业。这都违背了“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中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就要求，不要为了满足支出需要、减少赤字、完成税收计划而征税，而要为了发展经济、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而征税。先征税后补贴，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征税。2015年前三个季度，各级税务部门为了落实“双创”优惠政策而减税2375亿，效果显著。因此，建议把税收计划也分为上下限：经济状况好，税收征收额预计是多少？经济状况不好，税收征收额预计会是多少？让企业家安心管好企业。

很多企业家对我说，会被税务部门“查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可以多缴税而不收，企业把税款用于他途。经济形势不好时，要完成税收计划，就“挖地三尺”，把过去优惠的补回来。企业不死都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三是为了与税收收入额相适应，国家的财政支出额也应该是变动的，也有一个上下限的规定：经济形势好、财政收入多时，有的支出项目可以实现，否则，就需要减少支出，或者借地方债。我把它称为“铅笔效应”。铅笔的圆柱体为固定的支出，圆锥体为可能变化的支出，年中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调整。

2015年，我有7篇次社情民意信息被采用。其中，被民进中央《民进信息》采用的有《关于GDP只公布重要指标上下限的建议》。

2016上半年，我又有23篇次被采纳或者转送，其中，被民进中央采用的就有《建议GDP等重要指标公布上下限》。

民进中央两次采用的我这个建议，看来对2016年确定GDP的目标有一定关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6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7%”。

遗憾的是，2017年又采用了“6.5%左右”的表述。2019年是6-6.5%。最早在1995年是8-9%。改革开放以来，区间增幅有了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