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的发展环境，有三个方面：最宽松宏观政策、最积极消费政策、正确政绩观学习活动。
3日上午11-12点，在搜狐视频做访谈。
从GDP竞赛到综合考核：地方政绩观转型进行时
一、政绩观的本质
1.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听了很多年。在您看来，真正有含金量的政绩，该包含哪些方面？您如何定义“政绩观”？
叶青：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难度更大的体制机制问题，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就看各地各级政府怎么更好地支持企业发展？
因此，我觉得，事在人（官）为：一定要有正确的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召开会议。从宣传报道来看，最重要、最关键、最难做到的是最后两句话：
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就是勇于自己革自己的命。这一点，广东的领导认识的最清楚。
2月24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广东连续第四年召开“新春第一会”，黄书记强调，要以深化改革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着力破解“老规矩管新质生产力”的问题，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生态好不好、环境行不行，企业满意度是评判标准。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将一以贯之与企业真心交朋友、上门听意见，聚焦企业关切精准滴灌政策，致力打造政务服务最优省，以党委政府的高效率促进企业的高效益。新的一年，要努力做到干部累一点、速度快一点、质量高一点、结构优一点、底子更厚一点。”
“老规矩管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痼疾。
“老规矩管新质生产力”指在制度、政策、监管等方面，沿用旧有思维和管理方式去约束和规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产业、新模式，其具体表现如下：
——准入门槛僵化，沿用旧目录
——监管节奏滞后，审批流程冗长
——考核导向偏颇，重“量”轻“质”
——要素配置固化，市场壁垒犹存
——园区模式陈旧，创新生态不足
——监管方式简单，创新空间受限
——能力结构不匹配，用旧经验管新产业
所以，政府政府自身建设有多难。我在政府部门20年，深有感触。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要求，是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十五五”规划顺利开局而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其提出与推进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关键阶段：
——思想源头：从地方实践到理论成熟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宁德、福建等地，通过《从政杂谈》等文章，明确提出“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强调“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
主政浙江期间，在《之江新语》专栏中系统论述了“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等根本问题，将“为民造福”与“按规律办事、重实干”紧密结合，标志着其政绩观的系统化形成。
——上升为国家要求：写入中央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将政绩观问题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首次以党的中央全会文件形式明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标志着这一要求被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
——关键推进：2026年“开局之年”的集中部署
202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将树立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局之年第一课”的核心内容。他将其提升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的高度，并对比了正确与错误的政绩观，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026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再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进一步明确了其核心要义。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标志着这一要求从顶层设计进入全党集中推进阶段。2026年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到实处。
——全面展开：从党内到社会各领域
2026年春节后，江苏、山东、浙江等多个经济大省在“新春第一会”上，均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核心议题，并主动下调GDP增速目标，调整考核导向，突出质量、民生、创新等维度。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迅速部署开展相关学习教育，将正确政绩观细化为“高质效办案实绩”等具体标准，推动要求在各条线落地生根。
2. 辽宁海城花498万请机构调分数，百强县排名从118名升到91名。这种花钱买名次，到底是对上负责，还是自我安慰？这种虚假进位，除了浪费财政资金，对地方治理能力、公信力有什么损害？这种现象背后，是政绩观跑偏，还是考核指挥棒出了问题？
叶青：把排行榜当着政绩，从而得到提拔的机会，是一种新时期的“刚出数字，数字出官”。是拿地方的宝贵财政资金，往脸上贴金。
危害极大。
排行榜太多太滥。缺乏公信力。处于百强的最后10名担心被赶超，位于101-110名的又有一点点希望。因此就送钱。
3. “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是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政绩。”当现实数据与上级预期有落差时，如何守住真实这条底线？在转型期，排名波动是否应当被视为正常现象？我们是否需要给“诚实的后退”留空间？
叶青：最近2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我2003-2023年在湖北省统计局当副局长。
2004年：国家统计局开始推行GDP"下算一级"核算方法，但当时仅在部分地区试点实施。
2006年7月，有的省份的一把手领导到省统计局调研，提出“求真求实求新”，我开始建议，一把手进统计局调研。
2016年：新华社对五起统计违法案例，进行报道，我实名接受采访，提出“源头造假”问题。国家提出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目标。
2017年3月全国两会辽宁代表团讨论到统计数据真实性，统计数据要重视，不要好看。只要真实，就很好看。
6月26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标志着GDP下算一级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018年底：国家统计局宣布正式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并进行了试点。
2019年开始统计督察。四大督察之一。
我建议，完全可以根据各县市的经济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形成公正的排行榜。不花钱。
二、政绩观的转型
1. 31省份今年有19个调低GDP目标。如果年底确实因客观原因未完成目标，干部会受影响吗？相比过去单纯拼GDP，现在既要共富、又要新质生产力、还要控债务。是更科学了，还是更复杂了？
叶青：这是实事求是的政绩观。
徐州市2025年GDP数据“差一点破万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57.22亿元，距1万亿元仅差42.78亿元）的事件中，徐州市委书记明确表示“没有关系”，强调“实事求是、顺其自然”，不必纠结于单一数字，要聚焦扎实发展。这一表态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摒弃数字焦虑、坚守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体现。
因此，建议统计部门，对“整数多一点”的地方，要认认真真查一查。比如，1002亿。很难如此凑巧。
满足民生，比增长更重要。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是一致的，不矛盾，但是，短期来看，由于财力有限，用于盖工厂、招商引资的钱多了，用于养老院补贴的钱就少了。
我建议，现在在乡镇、乡村办公办民营的养老院，把低收入的乡村老人集中起来，把生产的产品用出去。
2. 除了经济之外，还有质量、民生、创新的要求，这种系统考核，会让干部更有方向感，还是更容易产生焦虑？如何避免考核过度细化、层层加码，让指挥棒变成“紧箍咒”？
叶青：统计要“求新求实求真”。
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时代，更要改善民生。
现在经济增长目标比较容易实现，招商引资招来高新项目，GDP介上去了，但是，老百姓满意度提高，生活水平提高，就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因此，现在非常需要正确的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统计指标与体系要与时俱进。
有的领域可以通过电商的数据替代抽样调查。消费增长情况，更能够体现地方的政绩。
3. 河南省商务厅在引进省外资金考核中，在基数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逐年递增，导致漯河舞阳县、商丘柘城县、郑州管城区虚报外资超百亿元。面对明显不合理指标，基层有没有机制可以校准？在压力传导链条中，如何建立合理的反馈机制？
叶青：正确的政绩观，应该是有增有减，不可能一路上扬。
我不能比前任差，成为统计造假的原因。
可以校准的，比较难。
一是申诉与反馈渠道：形式存在但落地难度大
根据《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6年3月施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需明确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机构，负责处理企业及基层的诉求；同时，省商务厅设有贸易摩擦预警点绩效评价机制（如《河南省贸易摩擦预警点绩效评价暂行办法》），要求预警点对考核指标、数据真实性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二是数据核查与监督：技术手段有限，威慑力不足
中央通报指出，河南省商务厅“明知上报数据不实，不进行认真审核把关”，说明数据核查机制存在漏洞。目前，基层虽能通过统计报表（如《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月报表》）核对数据，但缺乏跨部门验证（如税务、海关数据联动）和实地核查（如对虚报项目的现场查验），导致“虚报数据”难以被及时发现。
三是考核结果运用：与基层利益绑定不紧密
尽管《河南省贸易摩擦预警点绩效评价暂行办法》规定“评价不合格的预警点予以撤销”，但“引进省外资金”考核结果并未直接与基层干部晋升、财政资金分配挂钩，导致基层对“不合理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即使完成任务，也不会有额外奖励；完不成任务，也不会有实质惩罚”。
广东省通过“粤政易”平台（2025年施行），整合税务、海关、统计等部门的数据，实现“引进省外资金”数据的实时核对，避免了“虚报数据”的问题。基层可通过平台查看“资金到位情况”“项目落地进度”，及时调整工作策略。
三、政绩观与统计
1. 当前GDP造假换了马甲：资金空转、调度数据。您如何看待这种技术型造假？“无感监测、数字审计”是否真的能形成震慑？
叶青：肯定有，但是不能说很普遍。
如果统计督察从省延伸到地市，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山东。
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对统计数据真实性提高有帮助。
2. 为什么有时报表漂亮，群众却没有感觉？当统计数据与民生体感出现冲突时，考核天平应向哪边倾斜？
叶青：统计数据是一个地方的大的趋势，个人、企业的情况千变万化，很难人人感受一样。
比如，沿海与内地的感受就不一样。
义乌进出口，2025年突破8000亿元，增长25%以上，他们的感受很好。
所以，政绩观的转变：从“数字崇拜”到“发展理性”。
政绩不是“表面的光鲜”（报表数字），而是“民生的改善”（群众获得感）；
发展不是“数字的竞赛”（规模扩张），而是“质量的提升”（产业根基、创新能力、生态宜居）。
考核天平应向“民生体感”倾斜。
当统计数据与民生体感冲突时，民生体感应成为考核的“第一信号”。这是因为：
民生体感是真实发展的“晴雨表”（群众的钱包、菜篮子、就医上学感受，比任何数字都更直接）；
考核的目的是惠民（不是为了“报表好看”给上级看，而是为了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只有向民生体感倾斜，才能纠正“数字崇拜”的偏差，推动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3. “干得好不如报得好”的印象如何打破？浙江“无感监测、日常评价”机制，是否能为那些埋头干“潜绩”的干部提供保护？如何确保“不造假”的成本低于“造假”的风险？
叶青：这要感谢人工智能与大模型。
地方出现不正常的经济数据，马上会反映出来，而且科学分析原因。地方官员不仅不能、不敢、不会造假，而且还会即时发现小问题，避免大问题。
在浙江当官风险更小了。建议全国推广。
四、政绩观与经济
1. 监管趋严背景下，有干部选择“少干少错”。这种程序正义式躺平，是否是一种消极政绩观？当前环境下，干部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叶青：这又是要通过数智行政，予以科学判断。
现在数智反腐，效率提高。行政效能提高也是如此。
2.浙江地市细化正负面清单，分类精准考核，比如绍兴推“政绩追溯”，义乌推“正负面清单”。任内决策离任后仍可追责，这种制度能否遏制短期冲动？激励干部，是靠思想教育，还是靠利益与责任绑定更有效？
叶青：两者都需要。鼓励官员多出正确的政绩。
浙江通过制度框架、指标设计、方式创新、结果运用四大环节，形成了一套科学、精准、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
——制度框架：以“三张考卷”为核心，整合考核体系
浙江将分散的政绩考核项目整合为“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绩效、满意度评价”三张主要考卷，实现“绩由事考、人以绩论”。
党的建设考卷：聚焦“政治忠诚”，考核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确保干部“政治上过硬”。
高质量发展绩效考卷：聚焦“高质量发展”，考核GDP、规上工业增加值、科技创新、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等核心指标，其中山区县增加“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指标权重（如淳安县“保水护水”指标占比达20%），推动干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满意度评价考卷：聚焦“群众认可”，通过“上评下、下评上、群众评”多维度评价，其中群众评价占比达40%（如衢州市“民生实事满意度调查”），确保政绩“符合群众需求”。
——指标设计：以“正负面清单”为标尺，校准政绩观偏差
浙江制定“政绩观10条正面清单、10条负面清单”，将正确政绩观具象化为可操作的考核指标，确保“考准考实”。
正面清单：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等10条要求，如“妥善做好政府债务、房地产、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敢于兜底前任旧账”，引导干部“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负面清单：明确“投机取巧、只唯上不唯实、好大喜功、重显绩轻潜绩”等10条禁止行为，如“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产业项目签约不落地、开工不真实”，对触碰负面清单的行为“一票否决”。
3. 如何落地“容错机制”，让干部敢于创新？创新失误与违规违纪的边界如何划清？
叶青：要落地“容错机制”并让干部敢于创新，需以“三个区分开来”为核心遵循，明确边界、规范程序、强化结果运用，并通过配套机制消除干部后顾之忧，最终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支持担当”的政治生态。
2016年1月提出：区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违纪违法行为、区分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违纪行为、区分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谋取私利的违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