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人口家庭发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相较于以往，2026年在生育支持政策上体现了以下几个鲜明的创新点：

一是从“生育支持”到“家庭发展”的系统升级

会议将政策视角从单一的“鼓励生育”拓展为对整个“家庭生命周期”的支持，明确以家庭为基本政策单位。这意味着政策设计将更系统地考虑婚恋、生育、养育、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环节的联动，旨在减轻家庭在各阶段面临的多重压力，构建生育友好型与老年友好型社会并重的制度环境。

二是从“鼓励生育”到“倡导婚育观”的价值引领

会议首次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并列为核心任务，标志着政策导向的深化。这不仅是鼓励“多生”，更是引导公众形成尊重婚姻、适龄婚育、重视家庭责任的积极观念。通过在学校教育、青年婚恋服务、舆论引导中融入相关内容，旨在从价值观层面为稳定生育水平奠定长远基础。

三是从“发钱”到“制度组合”的精准减负

在延续育儿补贴等现金支持的基础上，2026年政策更强调多种制度工具的协同发力，形成“组合拳”效应：

财税支持：育儿补贴免征个税，并与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每孩每月2000元）等政策叠加。

医疗保障：国家医保局明确目标，力争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付”，并持续提高产检报销水平。

简化流程：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推广“免申即享”，并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四是从“托幼服务”到“普惠一体化”的模式创新

会议强调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其创新之处在于：

一体化设计：打通0-6岁托育与学前教育，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托班，实现托幼无缝衔接。

供给多元化：推广“政府办托、单位办托、社区办托、幼儿园办托”等多种模式，增加普惠性托位供给。

立法保障：《托育服务法》草案已提请审议，旨在通过法治化手段规范服务标准，提升质量与可及性。

五是从“分散办理”到“数字赋能”的服务转型

政策落地层面，数字化、便捷化成为突出亮点：

线上申领：育儿补贴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等全国统一入口“一键申领”，并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极大简化了流程。

服务集成：部分地区（如福州）推出“生育服务一张图”、“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等模式，将婚检、孕检、分娩、参保等事项整合，提升服务效率。

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建议：每月300元的育儿补贴扩大到6岁。

毫无疑问，将补贴延长至6岁，意味着补贴年限翻倍，财政总盘子将急剧扩大。

当前成本：每年约900亿元（按每年3600元/人 × 每年约2500万符合条件的婴幼儿估算）。

延长后成本：若标准不变，仅将年限从3年延至6年，年支出将增至约 1800——2000亿元。如此庞大的新增开支，在当前地方财政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决策会非常审慎。

因此，我们有一个办法：2026年超长期国债发行额从2023年、2024年1万亿、2025年的1.3万亿，扩大到1.5万亿。多出的2000亿元用于扩大生育补贴和清理企业欠账。

对此，市场预测主要分为“温和扩张”与“维持现状”两派，1.5万亿元恰好是两者之间的关键分歧点。

——支持扩大的观点与依据

政策导向积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2026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这意味着赤字、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均有扩张空间，为1.5万亿元的方案提供了政策基础。

主流机构预测：多家权威机构认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将高于2025年的1.3万亿元。

1.5–1.8万亿元区间：远东资信等机构认为，在“两新”（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两重”（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政策框架下，1.5万亿元是一个合理的扩张目标。

基准预测1.5万亿元：广发证券等机构测算，在赤字率不低于4%、新增专项债约5万亿元的前提下，将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定在1.5万亿元，可以使新增债务总规模达到约15万亿元，符合“财政加力但不透支”的基调。

现实需求强劲：2025年1.3万亿元的国债在支持“两重”和“两新”上效果显著，但也存在资金“不够用”的情况。例如，设备更新项目资金下达1880亿元，支持了约8400个项目；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3000亿元，带动了超2万亿元的销售额。进入2026年，仅首批用于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就已下达1561亿元，表明现有规模难以满足需求，有扩大的现实压力。

——主张维持的观点与约束

官方口径谨慎：财政部在2026年1月20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对特别国债的表态是“继续安排”，并强调“保持必要水平”和“只增不减”。2026年规模“或延续近年1.3万亿元左右的规模，结构或有优化”。这被市场解读为官方更倾向于在1.3万亿元基础上微调，而非大幅跃升至1.5万亿元。

财政可持续性考量：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已高达11.86万亿元，较上一年大幅增加。在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若将国债规模从1.3万亿提至1.5万亿，意味着新增债务将再增加约2000亿元，必须审慎评估其对财政可持续性和未来利息负担的影响。

优化结构的优先级：相较于单纯扩大规模，当前政策更强调“用好用足”现有资金。这包括优化“两重”和“两新”的资金分配、提高项目质量、加强资金监管等。因此，决策层可能更倾向于先消化好1.3万亿元的存量资金，而非急于将盘子做大到1.5万亿元。

——综合研判：综合来看，1.5万亿元是“有理由、有空间，但需权衡”的方案。

可能性：从政策方向、机构测算和现实需求看，将规模扩大至1.5万亿元具备充分理由，属于“顺势而为”的选择。

不确定性：考虑到官方“延续规模”的谨慎表态和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考量，最终也可能采取“小幅加码”的策略，例如将规模定在1.3万亿至1.4万亿元之间，或保持1.3万亿元不变，仅优化内部结构。

期待全国两会上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