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跨行政区合作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方面。

会议指出，要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同时，会议提出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这些措施旨在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从而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支撑。

因此，最近湖北一些地方的跨市合作是明智之举。

12月5日，孝感汉川市委书记方超与武汉市委常委、武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刘子清共商实体化办好武汉经开区汉川经济合作区。

12月8日，仙桃市委书记孙道军专题部署仙天潜一体化，拿出“五个先行”的实干路径。

12月11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阅春在蔡甸区调研时明确提出，要树牢“大车谷”意识，让“中国车谷”加速向“世界车谷”迈进。

12月12日，咸宁市委书记周锋主持专题会，剑指市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堵点，推动改革“扩面提质”。

其实，省内外早有成功案例。

比如，深汕特别合作区是中国首个由“飞出地”全面主导建设的“飞地”合作区，是广东省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它从最初的产业帮扶园区，逐步演进为深圳全面主导的“10+1”区，正奋力打造一座现代化的滨海产业新城。

合作区的故事始于2011年。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在汕尾市海丰县的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初始定位为“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委托深圳、汕尾共管，并赋予其地级市管理权限。当时的四镇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市政配套非常薄弱，开发难度巨大。

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广东省持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2014年，明确由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汕尾负责社会事务，合作区发展进入快车道。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省委省政府批复调整方案，改由深圳全面主导合作区经济社会事务，按照“10+1”区（深圳10个区+深汕特别合作区）模式给予全方位支持。2018年12月，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挂牌，标志着合作区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种灵活的体制机制，被视作合作区强大的生命力基因，其探索实践也获得了2019年国家层面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见的认可，要求“创新完善、探索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

在深圳全面主导下，合作区产业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从最初的产业转移园，逐步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以新型储能、高性能材料、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为辅的“一主三辅”产业格局。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龙头项目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是典型案例。该项目自2022年落户以来快速推进，已提供5.54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其二期项目离小漠港仅五公里，极大提升了出海效率，2024年通过小漠港出口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超过5.3万辆。这种“深圳总部研发+合作区生产”的模式，吸引了3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

港口与交通建设：小漠国际物流港已于2021年底开港运营，并开通了9条外贸航线。合作区还修建了通港大道等基础设施保障物流畅通。深汕高铁等重大交通项目的推进，旨在构建与“深圳30分钟、广州40分钟”的生活圈，强化与深圳都市圈的联通。

城市功能与民生配套：合作区采用产城融合发展模式，积极引进深圳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例如，深圳中学高中园已开学，深汕人民医院预计在2025年底启用。这些举措旨在让居民和企业员工在合作区能享受到与深圳同城同质的公共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成效显著。其GDP从2018年的38.95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42.15亿元，2024年的增速高达74.2%。截至2024年末，合作区常住人口为9.61万人。

武汉与荆州合作开发的新滩新区，是湖北省内一次重要的区域合作实践，它采用“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促进两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新滩新区的合作始于2012年1月，当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洪湖市政府签署协议，合作开发新滩新区，初期规划面积约20平方公里。双方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招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原则。2014年4月，合作进一步深化，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对新滩新区实行“经济托管”，这种深度托管关系将持续50年。其日常管理采用“管委会+公司”的运营模式，以确保高效运作。

新滩新区地处洪湖市东北部，与武汉经开区仅一桥之隔，距离武汉市中心城区车程约40分钟，距武汉天河机场约60分钟车程。这种紧密的地理联系是其合作的重要基础。

武汉经开区作为“车谷”，产业集聚度高，但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的发展瓶颈；而新滩地区拥有充足的土地储备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正好可以承接武汉的产业转移，但自身缺乏产业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新滩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绿色新材料、医药化工三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架构。

汽车零部件产业：已聚集相关项目18个，引进了如湖北三立车灯有限公司等头部企业。三立车灯在园区支持下快速发展，年产值从初创时的几千万元增长到如今的数亿元，产品也从传统灯泡升级到LED车灯。

绿色新材料产业：以长利玻璃为代表的企业从武汉转移至新滩后，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实现了转型升级，建设了能生产高档建筑节能玻璃乃至光伏玻璃的生产线。

企业聚集与投资增长：截至2024年底，新滩经合区签约入园项目已达157个，总投资额近500亿元。不少企业因看好其作为“武汉经开区共建园区”的定位和发展前景而入驻。

合作给新滩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新滩镇的税收从合作前（2006年）的约200万元，增长到合作后不久的2012年达到1500万元，并在2022年使得新滩经合区实现产值60亿元。预计新区未来总人口可达45-50万人。

我还是更关心九江对面的小池镇。

我建议武汉托管黄梅县小池镇，并与对岸九江合作的建议，是一个旨在打破行政壁垒、激活省际边缘地区发展潜力的战略构想。其核心是希望小池能借助武汉的辐射带动能力，与九江形成深度协同，从而将“地理交界”的劣势转化为“区域枢纽”的优势。

这一建议最早可追溯至2009年。当时，国务院发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小池镇，正处于长江经济带与京九线经济带的交汇点，区位独特。

我提出，可以将小池镇建设为“特别经济区”，甚至可以作为“武汉的飞地”——武汉市小池区，借鉴深圳和昆山的发展经验，使其成为湖北向东开放的“桥头堡”，以及促进鄂赣两省合作的“试验田”。其初衷是希望通过“飞地经济”模式，让武汉等发达地区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跨越行政区划，直接赋能小池发展。

终于，小池镇的发展逐步从地方探索上升为省级战略。

自2012年起，湖北省将小池镇的开放开发正式列为省级战略，并连续制定和实施了多轮“三年行动计划”，在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给予重点支持。

跨省合作机制建立：与此同时，鄂赣两省的协同合作也开始破冰。2023年，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黄梅县签署了《共建小池江北工业园框架协议》，为两地的产业协同明确了方向和机制。双方还探索在民生领域实现“同城待遇”，例如医保异地结算、公积金互认、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等，努力削弱行政区划对人员往来的阻碍。

产业协同是核心，而“光谷第九园小池科技产业园”的落地，正是这一构想最关键的实践和标志性成果。

2023年6月18日，“光谷第九园小池科技产业园”在黄梅县小池滨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前面八园都在光谷）。这标志着小池镇正式被纳入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的产业辐射圈，成为“光谷创新体系”的第九个成员。

该产业园采用“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黄梅；总部在武汉，生产在黄梅”的协同发展模式。小池园区主要依托其现有的江北工业园，聚焦于光电新材料、新能源设备制造等产业，积极承接光谷的产业配套和转移，旨在成为武汉“光芯屏端网”万亿产业集群的重要配套基地。

这种模式已经吸引了近30家光通信材料企业在小池形成产业集群，自我配套率高达90%，正朝着百亿产业集群的目标冲刺。例如，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土企业深度融入光谷产业链，其产品可实现“当晚发货，次日送达”武汉的客户生产线。

如今，小池镇已从中部百强镇的第38位提升至第15位，其发展成效初步验证了这一构想的可行性。

在省内居然到了第六。

在跨江合作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鄂赣皖三省跨省合作区”的更高层次构想。建议将龙感湖南岸至长江边的鄂皖相连区域，包括小池滨江新区以及对岸九江的部分区域，划定为一个协同发展的合作区。希望中央能够接受。

这一构想希望借鉴豫皖叶集—固始“一河两岸”合作区（该合作区于2024年9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成功经验，争取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政策支持。然而，与已经获批的豫皖合作区相比，“九江-小池”合作区涉及三省，协调难度更大，目前尚未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其未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九江方面的合作意愿以及更高层面的协调推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小池取得了显著成效。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10亿元，税收收入从8000万元增加到3.9亿元，综合经济实力稳居湖北乡镇前列。

展望未来，希望小池能从一个成功的“口子镇”和跨江合作示范区，进一步升级为国家级产城协同省际合作区。其核心挑战与机遇在于能否真正突破深层次的行政壁垒，将合作从鄂赣双边提升到鄂赣皖三边，从而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节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