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韩国单人户达800.3万，同比增61.6万。其中约510万户处于就业状态，首次突破500万关口。

今年8月底的最新数据，韩国“一人户”家庭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占所有家庭的40%以上。全国登记人口数量也已连续下降五年。

这一趋势由人口和社会变化导致，包括就业形势严峻、房价高企，年轻人婚育推迟及社会老龄化加速。

韩国人想了很多办法。

最新的来了。

韩国从2026年起在全国推行“小学生家长10点上班制”，这项政策允许特定家长职工每天推迟1小时上班且不减薪，由政府补贴企业损失。它主要是韩国为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帮助家长平衡工作与家庭的一项尝试。中国的“远程办公”和“弹性工作制”则更多是企业为提升效率和管理采取的模式。两者在理念、适用对象和政策目标上有所不同。

一、“小学生家长10点上班制”

该政策面向员工规模300人以下中小企业的家长职工，其子女范围为学龄前及小学生。这些家长可以每天推迟1小时上班（例如10点上班），并且薪资不会减少。

政府通过补助方式来弥补企业因工时缩短可能造成的损失，旨在降低企业推行政策的阻力。

韩国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2023年总和生育率低至0.72），此举是为了减轻年轻家长的育儿压力，鼓励生育，并帮助家长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

该政策最早于2022年在光州市试点，最初仅针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后扩大至所有小学生家长。试点期间，家长们反馈能够亲自送孩子上学“很安心”，企业方面也因为政府补贴而持积极态度。

二、韩国政策的合理性

也存在一些争议：

合理之处：

应对低生育率危机：韩国生育率极低，鼓励婚育是多项政策的共同目标。帮助家长平衡工作与育儿，是提高生育意愿的一种尝试。

试点效果积极：试点期间，参与政策的家长反馈能够更好地照顾子女，企业因成本得到补偿而持积极态度。

政府补偿机制：政府通过补贴弥补企业的损失，降低了政策推行的阻力，体现了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投入。

与文化政策叠加：该政策有望与韩国政府正在推进的“每周4.5天工作制”形成叠加效应，共同致力于减少工作时间，提升员工生活品质。

存在的争议：

可能加剧职场歧视：企业招聘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无需享受此福利的员工，使得有孩家庭在就业市场处于更不利位置。

公平性质疑：政策目前主要惠及学龄前及小学生的家长，其他有照顾需求的员工（如家有老人或中学生）可能感到不公。

企业实际承担压力：虽然政府有补助，但企业可能仍会担心工作效率、团队协调等问题。

三、与中国的“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的异同

中国的“远程办公”和“弹性工作制”与韩国的“10点上班制”都旨在增加工作灵活性，但它们在理念、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多数劳动者目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可能与韩国有所不同。许多劳动者仍面临工作时间较长、带薪年假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因此，保障基本的休息休假权利对中国许多劳动者而言，仍是更为首要和迫切的问题。

四、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小学生家长10点上班制”是其为应对低生育率这一严峻社会问题而进行的针对性尝试。它通过政府补贴、限定范围的方式，为特定家长群体提供工作便利。

这对于同样面临低生育率挑战的中国，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为家庭减负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引导与成本共担：韩国的政策表明，政府在推动家庭友好型政策时，通过经济补偿方式降低企业阻力是一个可行路径。中国若推行类似政策，也可考虑如何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普惠性与公平性：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复杂，有大量灵活就业、计件工资劳动者。任何针对特定群体的福利政策都需要考虑如何覆盖更广泛的群体，避免造成新的不公平。发展高质量、普惠性的公共托管服务，或许是一个更基础的解决方案。

制度保障与企业文化：中国可以鼓励更多企业试点和推广弹性工作安排，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构建更家庭友好的职场文化。

学习别国经验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