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在北京参加中央财大财税史研究院的研讨会，做了发言：

2025年赤字率4%，历史新高，增加政府债务5.66万亿，成为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标志之一。而美国赤字率是6.6%，总额36万亿美元。因此，赤字率问题非常值得进行重新研究。

一、从量入为出到量出为入

1、“量入为出”的首次提出

“量入为出”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礼记·王制》。其中记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这一原则强调根据农业收入的实际情况规划财政支出，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收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量入为出成为维持财政平衡的核心方法。西周还注重储备，“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预留十年积蓄以应对灾害或战争。后世如管仲、孔子等思想家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念，成为儒家推崇的“仁政”原则。

2、“量出为入”的首次明确主张

西汉桑弘羊曾隐含类似思想（如通过盐铁专卖增加收入以应对支出），但未明确术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因战争需要临时加税也属“量出为入”的实践，但缺乏理论化表述。

“量出为入”首次由唐代宰相杨炎明确提出。他在两税法改革中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混乱，杨炎通过计算全国财政支出需求来确定赋税规模，旨在规范收入、缓解民众负担。尽管这一思想在实施中因定额税制未完全实现动态调整，但打破了传统“量入为出”的刚性约束，被视为财政管理的一大变革。

3、两种思想的演变与融合

明清时期的争议：“量出为入”常被批评为“横征暴敛”，而“量入为出”则被奉为“仁政”。例如陆贽抨击前者“取之无度”，雍正帝则标榜后者为治国之本。

清末的黄遵宪提出结合两者：“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主张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平衡收支 。这一思想受西方财政理论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财政预算制度的萌芽 。

二、中国财政学界对赤字率的讨论

1、改革开放初期（1980s-1990s）：谨慎探索与理论启蒙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财政收支矛盾凸显，但传统观念仍强调“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部分学者引入凯恩斯主义，认为适度赤字可刺激经济（如许毅、邓子基等），但争议较大。

保守派坚持“赤字有害论”，认为财政赤字会引发通胀和债务危机。

1981年首次出现财政赤字（占GDP 0.5%），此后赤字率长期控制在1%以下，被视为“被动性赤字”。我1979年在湖北财经学院读财政学。

2、分税制改革后（1994-2008）：市场化改革与赤字工具化

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塑央地财政关系，赤字成为主动调控工具。 

学界讨论焦点：

赤字合理界限：围绕国际通行的“3%赤字率红线”（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展开争论。

结构性赤字与周期性赤字：学者提出区分两类赤字（如贾康），强调经济下行期应容忍周期性赤字扩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首次以“增发国债+赤字扩张”刺激经济，赤字率升至1.1%（1999年）。

3、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2015）：赤字扩张与风险争议

2008年“四万亿”计划推动赤字率突破2%（2009年达2.8%），债务规模快速上升。

支持派（如李扬、刘尚希）：认为中国赤字率偏低，应突破3%以支持基建和民生。

审慎派（如楼继伟、吴晓灵）：警告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强调赤字扩张不可持续。

2015年《预算法》修订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范化，但隐性债务问题引发学界对“真实赤字率”的测算争议。

4、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2016-2019）：赤字率“稳中有控”

经济增速换挡，中央提出“去杠杆、防风险”，赤字率目标稳定在2.6%-3%。

学界讨论：

隐性债务纳入赤字计算：学者估算若计入地方隐性债务，实际赤字率可能超过5%（如白重恩，在一次一虎一席谈中见过）。

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2019年大规模减税导致收支压力，学界呼吁提高赤字率（如刘元春）。

赤字率目标保持“温和扩张”，同时通过专项债等“准财政工具”缓解压力。

5、新冠疫情以来（2020至今）：赤字率弹性化与政策范式转变

2020年抗疫财政支出激增，赤字率首次突破3.6%（2020年），2023年定为3%。

学界核心议题：

3%红线是否过时：张连起等学者建议淡化比例约束，转向“动态平衡”；IMF则认为中国赤字率仍有提升空间。

财政政策有效性：部分学者指出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需通过“精准赤字”支持科技创新（如刘尚希）。

债务可持续性模型：引入“跨周期平衡”概念，测算长期赤字空间（如马骏）。

2022年推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类财政”手段规避赤字率约束，引发学界对“广义财政赤字”的讨论。

6、当前争议与共识

争议点：

安全阈值：是否应放弃3%教条？部分学者主张以“债务/GDP”替代赤字率单一指标。

结构优化：赤字资金应更多投向民生、科技而非传统基建（如贾康 vs. 林毅夫）。

央地协同：如何通过赤字分配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如增值税留抵退税造成的基层财政缺口）。

共识：

赤字率需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而非机械遵守比例。

需建立“全口径”财政赤字统计体系，涵盖隐性债务和政策性金融工具。

长期需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避免财政悬崖。

三、代表委员的赤字观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在历年全国两会上对赤字率的建议，多聚焦于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性，既体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响应，也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诉求。

1、呼吁阶段性提高赤字率以“稳增长”

经济下行压力时期（如疫情、外部冲击），代表主张扩大赤字支撑逆周期调节。

典型案例：2020年抗疫关键期：多名代表建议将赤字率从2.8%提升至3.6%以上，支持“六保”“六稳”（如黄守宏代表）。政府当年实际赤字率定为3.6%，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2023年经济复苏阶段：部分代表建议突破3%约束（如刘尚希代表），最终赤字率定为3%，但通过3.8万亿元专项债等工具补充财力。

3、主张严守赤字红线以“防风险”

地方隐性债务累积或经济过热期，代表强调财政纪律。

2017年去杠杆时期：政协委员楼继伟（曾任财政部长）建议将赤字率压至3%以内，警惕地方债务滚动风险，次年赤字率目标从3%降至2.6%。

2021年疫后反弹期：经济学家代表（如李扬）提出“逐步退出超常规赤字”，避免政策过度惯性，当年赤字率回调至3.2%。

3、优化赤字结构：从总量控制到精准投放

结构性调整建议：

民生与科技导向：多位代表提议将赤字资金更多用于教育、医疗、基础科研等领域（如董明珠代表2022年建议“赤字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倾斜”）。

区域平衡：中西部地区代表呼吁中央通过赤字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如甘肃团代表2023年提议“提高西部基建专项债额度”）。

4、创新赤字管理机制

统计口径改革：

全口径赤字核算：学者型代表（如刘元春）建议将政策性银行债券、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纳入广义赤字统计，增强政策透明度（2021年）。

动态阈值设定：税务总局代表王军提出“建立与经济增速联动的赤字率弹性区间”，突破3%教条（2020年）。

跨周期调节工具：上海团代表建议试点“经济稳定调节基金”，在经济高涨期储备盈余，低谷期释放以平滑赤字波动（2022年）。

5、应对特定挑战的赤字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社保领域代表郑功成（2023年）提议“划拨部分赤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应对养老支出长期压力。

绿色转型：环境界代表吕忠梅建议发行“绿色赤字债”，定向支持碳中和项目（2021年）。

6、争议焦点

3%红线的存废：

支持突破者：认为中国政府资产雄厚（如国有资本），可承受更高赤字（张连起，2023）。

反对者：强调地方隐性债务未完全显性化，赤字扩张或加剧风险（贾康，2022）。

央地赤字分配：广东团代表提议“扩大地方一般债额度”，缓解基层“三保”压力（2023），但财政部回应需兼顾全局风险。

政策影响与实践：

立法推动：2020年赤字率突破3%后，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调整赤字规模，强化了政策灵活性。

工具创新：代表建议催生了“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组合拳，2022年通过74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基建，规避赤字率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