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看聊斋园，下午讲课（全国科创贷的创新），晚上吃烧烤。

以后淄博的旅游口号应该是，看聊斋，吃烧烤，到淄博。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书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0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参观蒲松龄故居，了解一点蒲松龄的民生思想内涵：

在与官员的交往中，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对害民之政，致力于防微杜渐；悲天悯人，哀民生之多艰；全方位关心百姓日常生活。其儒生情怀与唐代的杜甫比较相似。应该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蒲松龄常年生活在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亲眼目睹了社会底层民众艰辛不易的生活，对他们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之心，这份同情之心被他付诸笔端，成为了政论里的建言献策、书信里的呐喊疾呼、灾记里的痛心疾首。用蒲松龄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民生问题的关心是“众疮痍啼饥号冻，每恨拯救无术，只此一腔热血，可对青天”。

蒲松龄不仅能发现问题本质、体察实际民情，还就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在《循良政要》一文中，他站在淄川知县的角度，针对如何治县提出了多达十七条的建议，涉及治安、诉讼、民风、吏治、征税等各个方面。这是我参观的最大的收获。

这些建议都是蒲松龄经过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后提出来的，每一条都针对一个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弭大盗、治小盗、禁赌博、清保甲、解逃人、禁轻生、

速听断、禁奴死讼主、制衙役、重访察、正矫枉之弊、剪土豪、

杜流弊、禁牵连、禁衙役下乡、报里长、清漕弊。

比如“速听断”一条，建议县官在处理田土钱债这些平常纠纷的时候，不必拘泥于规定的判决日期，而是在当天就审理判决，因为“因循既久，则刁民之变诈日生，而良民之脂膏日尽，往往未蒙质审，而皮骨已空”，诉讼的时间一长，对良民就会不利，这是上级官员难以体察到的。

“剪土豪”一条，“乡村城市之中，往往有撞匠、土棍，恃其膂力之强，或依其党羽之众，或仗其衙门之熟，以此武断乡曲，淫诈公行。误撄其锋，挞楚立至。操杖登门，势如虎狼。此一方之大害也，犹苗中之蟊贼也。白取财物而人不敢言，侵占田宅而人不敢问，若不尽法处之，则一方不得安其生”。

“杜流弊”一条，“后世贪者借之以罔民财，故成流弊也。”

又如“禁衙役下乡”一条，乍听之下有些可笑，但却揭露了蠹役害民的社会现实：“衙役一到，势如虎狼，罗织乡村，肆行贪虐，因之挨户攒钱，迄无宁晷。”

这些都是针对“害民之政“。

“天下害民之政，多起于仁人也。何以故？当年廉者创之以除民害，故为仁政。”

“事有似为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实，乃毫无益而大有害者，则历来各省州县禁籴之令也。”

在《淄邑流弊》、《禁籴说》等多篇谈论时政的文章里，蒲松龄都发表了自己对害民之政的看法。蒲松龄认为，这些政策在制定时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但最后却给人民造成了负担和困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后世的贪官污吏趁机钻营，使仁政变成了“人祸”；二是政策本身的制定没有从实际出发，因而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偏差或者相反的后果，也就变成了“人祸”。而生活在淄川农村的蒲松龄与底层人民共处一域，使他能够接触真实的情形，并就此做出深刻分析。

有时间要系统研究一下蒲松龄的财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