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了243113亿元，同比实现了3.8%的增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民间投资同期下滑了0.2%。相较之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为12.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1.8%、13.9%。

地域性差异也显现出明显的投资偏好。东部地区投资增长最为显著，达到了同比增长6.4%。相反中部地区投资下降1.7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而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投资分别增长了0.8%，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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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的历史轨迹与当前状况

自2012年开始公布民间投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趋势：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民间投资与全国投资增速同步增长至10.4%，而国有投资的增速为13.4%。但是，到了2017年至2022年，民间投资的平均增速下滑至4.4%，低于全国投资的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并且低于国有投资的平均增速0.8个百分点。尤其在2019至2022年期间，民间投资增速更是降至2.9%。2019年至2022年，民间投资平均增速为2.9%，低于全国投资1.3个百分点，低于国有投资3.3个百分点；2022年民间投资增速为0.9%，低于全国投资4.2个百分点，低于国有投资9.2个百分点。

而在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3.9个百分点，低于国有投资8.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又下降0.2%。

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15年最高占比57.3%降至今年前5个月的54%，降低了3.3个百分点。

全国投资的五年平均增速为4.7%、三年平均增速为4.2%、去年增速为5.1%，今年前5个月为4%，今年上半年为3.8%；同期，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4.4%、2.9%、0.9%和-0.1%、-0.2%，增速拾级而下；国有投资增速分别为5.2%、6.2%、10.1%和8.4%，增速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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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对措施与未来策略

目前，面对民间投资的持续减缓，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22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从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等6个方面提出了21条具体政策措施。此外，今年多地出台举措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向民间资本发出“邀请函”，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我认为，力度还要加强，还有潜力。

在政府投资方面，今年有关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也引起诸多讨论。在拉动经济增长和减少债务风险之间，需要做好平衡工作。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较快增长，债务余额从2019年底的21.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底的35.1万亿元，三年间增长了66%，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实现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发展，要注重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要注重债务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平衡，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政府债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债务风险就会相对收敛。

目前我国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2022年政府负债率控制在50%左右，低于国际通行的60%的警戒线，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从中观上看，要注重债务结构问题，债务可持续与债务结构息息相关。从期限上看，如果短期债务占比高，政府融资压力较大，容易受融资条件压力冲击，出现流动性风险；从性质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债务相对较少，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多，地方政府债务中一般债少，专项债多。

截至2022年底，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60.94万亿元，其中国债余额25.87万亿元，占比42%；地方债余额35.07万亿元，占比58%，截至今年上半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存量规模为37.6万亿，预计今年年内将接近40万亿。

从微观上看，要注重债务资金的用途以及使用质量、收益、效益。债务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是保障债务可持续的基石，也是调节债务结构和债务规模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不动产证券化也是出路之一。

总之，虽然目前我国的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在投资、增长和债务之间找到平衡仍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