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参加湖北省社会企业高峰论坛，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
一、一切为了社会
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并获取资源，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也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
社会企业被认为具有下列特征：
运用商业工具和方法实现社会目标
社会资本与商业资本相混合，社会方法与商业方法相混合
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
通过商业活动创收所得为社会项目提供资金
市场驱动和使命导向
令人满意的财务表现和社会影响
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实现财务目标
通过无限制地获取收入实现财务自由
为完成使命而有策略地组建企业
2022年1月12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次发布《社会企业蓝皮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1）》
有47%的社会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的状态；有35%的社会企业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有18%的社会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2021年10月25日。
其中，加大政府购买社会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力度，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以市场公平竞争方式参与政府采购。鼓励将社区居民有迫切需求、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领域的政府采购项目面向社会企业公开采购。
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参与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项目。支持各党派及社会团体中有志于可持续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支持科研人员以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投入社会服务领域开展社会创新创业。支持国有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上市公司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资或合作开展社会企业项目，适时设立社会企业子公司。引导社会力量通过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方式，支持优秀社会企业和品牌项目做大做强。鼓励社会组织、物业企业和其他商业企业关注社会创新，提升商业模式，转型发展为社会企业。
世界各国社会企业的创新法律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1)合作社形式。即将社会企业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形式，如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法国、波兰。
2)公司形式。即将社会企业作为公司的一种形式，如英国、美国（州）、加拿大（州）。
3)无特定法律形式。并不创制新的法律形式，而是在制定社会企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资格认定，如比利时、意大利、芬兰、立陶宛、韩国。
二、历史上的社会企业：义庄
义庄是古代中国社会风俗，是宗族所有之田产。始于北宋。仁宗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置田产，收地租，用以赡族人，固宗族，系取租佃制方式经营。
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若房舍需要修理则自行设法。
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一个大宗族之中，有的穷，有的富，富有的拿出钱来办义庄，义庄之中包括学校、公田、祠堂等等设施。
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义庄的内容，在渐渐缩窄，到了近代，几乎只以祠堂为主。
范氏义庄有八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慈善组织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1938年，唐言借“范义庄”创办新式学校“私立崇范中学”，开启了义庄土地的新学之风。1945年，范氏后裔范君博、范烟桥、范亚侃收回义庄办学权，创办“私立景范中学” 1956年，政府接管办学，校名先后为五爱中学、第八初级中学、第二十二中学，1989年，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之际，学校改名为苏州市景范中学，表达景仰范仲淹之意。
三、为了共享与共富
从农村三变走向城市三变：共同富裕。
2012年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娘娘山农业园区按照农旅融合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三变+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其中“三变”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总书记在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激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
被写入2017年、2018年、201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共《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
2022年起，浙江省临海市江南街道依托当地独特的“山、港、田、村”生态资源优势，盘活了上江百花园320亩景区，打造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通过联建联治、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坚持党建引领，实行“村集体入股+共富合伙人运营”模式，村集体以资产量化每年700元/亩租金和20%门票收益入股。
64岁的上江三村村民应杏琴说，依靠“共富工坊”，景区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她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心愿，每年仅在工坊就有4万多元的收入。
2022年以来，临海市聚焦“扩中”“提低”改革，以党建联盟为纽带，创新搭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共富架构，全域推进“共富工坊”建设，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激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增收
2015年9月，湖北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到金岭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金岭村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人民公司+股份合作+自主经营”的强村富民、共同富裕扶贫路径。
大悟金岭人民三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08-29。
2018年2月，《公安县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和资本合作社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公安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试行）》《公安县“三个合作社”建设试点政策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出台，公安县以乡镇为主体、村为单位全面开展试点，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县259个村工商登记注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248个、劳务合作社139个、资本合作社5个，共有79.7万亩耕地入股、8万农户入社，土地入股入社率40%以上。
随州以“共同缔造”壮大乡村产业，成立以村集体为主体、乡村能人带头、农户入股参与的乡村合作公司611家，将村民深度嵌入产业链价值链。
图为广水市广水街道驼子村村民展示大棚种植的水果。新华网发
广水市186家乡村合作公司开展运营，今年前8个月实现经营收入8510.16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293.52万元，帮助脱贫户900余人实现再就业，累计综合利用耕地4万余亩，解决撂荒地1.16万亩，一批“空壳村”变成发展示范村。
2019年湖州市南浔区提出“强村公司”，各行政村联建集体企业，以市场化运营模式，承接公共财政投入项目，实现“村村成股东、村村有分红”，村集体“零掉队”。已组建省、市、县三级强村公司1000多个。
松阳县大东坝镇“强村公司”与社会资本合资收购二滩坝水电站的88%股份
“乡镇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村变股东。
2022年6月，恩施州来凤县在8个乡镇各成立了一家强村公司（各村入股），盘活村级现有资金、资产、资源，采用自主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案例：在翔凤镇望水村的一块空地上，来凤国伟驾校20多名学员正在练车。“以前这是一块闲置地，现租给国伟驾校，每年租金5万元。”翔凤镇强村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过摸排，清理出全镇闲置厂房800平方米、闲置地200亩、闲置建筑设备50台套，累计盘活村资产800万元，实现收入50万元
截至10月底，来凤县8家强村公司累计实现收入1000多万元。
江陵县在全县打造了16个“共享农庄”，以增强村级集体产业的造血能力
想法来自村民，全过程由村民参与，效果好不好，村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家门口上班，收入有保证。”“村里变成公园了。”“‘共享农庄’让大伙儿的想法变成现实呢！”看来效果不错。
1、“共享农庄”：共享理念把村民的心聚在一起
“共享农庄”凝聚了全村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也成了村两委联系村民的纽带和桥梁。企业、个体户、集体经济
2、“共享农庄”：共享模式让村民的荷包鼓起来
铁锅炖大鹅、鹤歇元宝和农家椰子鸡等已经成为玉古村的“网红菜”。
54岁村民朱本玉在农庄帮厨，每月除了能拿到一份2800元的固定工资，她还能将自家菜园的蔬菜拿到“共享农庄”售卖。
3、“共享农庄”：共享食堂盼解养老突出问题
4、共享农庄：为大工业提供后花园
5、培养农村人才
今年6月15日，《贵州省促进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提出，要积极探索城市“三变”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居民入股城市公共资源运营试点。
2017年，贵阳云岩区委、区政府相继发布“盐务街特色创新功能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和“六广门体育文化综合体及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实质性地启动了城市“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市民变股东”的三轮驱动，让市民成为了城市的参与者与共享者。
分别统筹成立了城市合作共享经济管理公司、城市合作共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资产运营公司，作为城市“三变”的实施平台。
低保户加入共享公司，前3年将分别获得收益10000元、10500元、11000元，均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红线范围内的被征收户，如果愿意加入共建公司，并按照相关规定投入股金参与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期内可获得5.72%的年化收益率。
2022年11月1日，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高堆社区党委书记向快递、外卖行业工作者推介“丰行侠”公寓。
以低于同标准公寓市场价的价格定向租赁给“丰行侠”，居民资产保值增收、社区企业持续赢利、“丰行侠”群体安心安家，实现多方共赢。
以“居民投入、市场引导、基金扶持、社企合作”原则，整合小区居民闲置房产资源，改建成“丰行侠”共享租住公寓，旨在以市场化逻辑盘活辖区内闲置资源，同时为“丰行侠”提供优质生活配套服务。公寓配备空调、热水器、床品、沙发等基本设施，实现拎包入住。只要是在新都区就业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就都可以来申报。
新都区还为“丰行侠”设置了100万元的专项基金。“丰行侠”们通过上报治理线索积分兑换的形式，最高可申领每月300元的住房补贴。
